《涵芬樓燼餘書錄》專家對談會在2018上海書展舉行
8月15日，由商務印書館、上海圖書館主辦的《涵芬樓燼餘書錄》專家對談會在2018上海書展首日舉行。《涵芬樓燼餘書錄》是出版家、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張元濟先生耗費巨大心血編撰的最後一部古籍整理著作，也可視為新中國第一部公藏書志。這部書承載了商務印書館乃至近代中國一段不能忘卻的傷痛，亦對今天的版本目錄學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學術借鑑。上海文史館館員、張元濟先生哲嗣張人鳳先生，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本書整理者陳先行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博導周武先生，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陳小文先生等專家出席對談會。活動由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總編輯張稷女士主持。
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陳小文先生致辭表示，上海是商務印書館的創始地，也是商務鼎盛輝煌時期的見證，回到上海舉辦這部書的專家推介活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他通過解讀《涵芬樓燼餘書錄》的書名，向讀者介紹了張元濟先生編撰這部書的歷史背景。涵芬樓為商務印書館的藏書室，原藏古籍善本約三四千部，皆由張元濟先生不遺餘力搜求訪得，其多出自清末民初著名藏書之家，流傳有緒，不乏宋元舊槧、海內孤本。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除了事先移存銀行保管庫的547部善本，這批歷經二十餘年苦心積聚的珍本典籍連同東方圖書館的精良收藏盡毀於侵華日軍的炮火，紙灰飄散達十餘里。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場堪與火燒圓明園相比擬的空前浩劫。為了將倖存的“燼餘書”以完整清晰的面目示之後人，張元濟先生強忍內心悲痛，自1933年起前後花費十八年整理並編撰了介紹該批倖存善本的版本目錄力作《涵芬樓燼餘書錄》。他強調，今天商務影印出版《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不僅是為了銘記那段民族文化的傷痛，更要學習先賢們開啟民智、擔當文化的精神，和中華民族在災難面前永不屈服的精神。
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總編輯張稷女士主持專家對談會
陳先行：《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在版本目錄學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稿本整理者陳先行先生介紹了此次影印出版的《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入藏合眾圖書館（今上海圖書館）的經過，以及尚不為世人所關注的稿本的學術價值。他認為該書中記載的547部善本，是張元濟先生從涵芬樓三四千部古籍中“擇其尤者”存放於銀行保管庫的，相當於如今國家一二級文物的標準，體現了張元濟先生的善本觀。他指出，學術界對1951年排印本和這部排印前的稿本幾乎沒有做過比較研究，此次借影印出版稿本之機把稿本和排印本做了校閱，從而對稿本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文獻價值有了進一步的發現。
陳先行先生認為，《涵芬樓燼餘書錄》因其所著錄之書於1953年整體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從而可將其視為新中國成立後發表的第一部公藏書志。該書於鑑定版本有其鮮明特點：如考訂版本源流不僅重視“刻”，亦重視“本”；注重“觀風望氣”；對稿抄本鑑定考訂尤精；撰寫解題博採眾長，因書制宜等。而與1951年排印本相較，稿本存留了張元濟先生做的版本校記，保留了成書過程的原始面貌。排印本中刪去的眾多版本信息，掩去了張元濟先生所做的判斷及其治學風格，而稿本則還原了這些印本失卻的精彩。
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稿本整理者陳先行先生
周武：“一•二八”事變對於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民族都是巨大的浩劫
《涵芬樓燼餘書錄》的編撰與張元濟先生畢生為之奉獻的圖書館事業有著莫大關係。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武先生談到，張元濟先生自年輕時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就開始了他的圖書館事業，後來加入商務，從為編譯所收集參考資料設立圖書室，一點一滴逐漸積累起了商務印書館的圖書收藏。他的理念是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能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丟掉，所以有意識地四處蒐集古籍善本，商務印書館建館30週年時建成東方圖書館，專門儲藏善本的涵芬樓則成為東方圖書館的古籍善本部。而張元濟先生的遠見卓識使他先事將涵芬樓最佳、最重要的版本移存金城銀行保管，這些珍本才得以存留下來。
周武先生強調，“一•二八”事變對於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民族而言都是一場巨大的浩劫。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規模已成為亞洲最大、世界前三的出版社，印刷技術位列世界最發達水平。“一•二八”慘案中日本侵略者的轟炸和焚燒，幾乎摧毀了商務的生產能力，最令人痛心的是涵芬樓收藏的2600餘部地方誌及東方圖書館的40餘萬冊藏書悉數被大火吞噬，從世間消失，這是一場無法撫平傷痛的民族災難、文化浩劫。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博導周武先生
張人鳳：祖父張元濟先生十八年裡一直在不斷完善、修改和校訂書稿
上海文史館館員、張元濟先生先生哲嗣張人鳳先生講述了他記憶中祖父張元濟先生整理編撰《涵芬樓燼餘書錄》的往事。張元濟先生從事變後第二年即1933年即著手編撰《涵芬樓燼餘書錄》，但做得很慢。“七七事變”之前，張元濟先生還在主持商務兩部大型古籍叢書的出版工作，即《四部叢刊》續編三編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涵芬樓燼餘書錄》是他擠出時間編的，初稿大約在“七七事變”前已定稿。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寄存金城銀行保管庫的“燼餘書”已很不安全，為了防止這批書落入日偽勢力手中，商務印書館把這批書轉移到了幾位董事家中保存，直到抗戰勝利才又重新清點送回保險庫。在此間漫長的過程中，張元濟先生一直在不斷完善、修改和校訂書稿。從稿本可知，到1948年這部書已基本定稿，稿本封面上可見張元濟先生“發排”或“可以發排”的批註。1949年張元濟先生中風，出版的事又中斷了，後來由顧廷龍先生協助繼續完成出版前的校對發排工作，195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分5冊排印出版。
張元濟先生哲嗣張人鳳先生
三位專家在活動最後分別寄語讀者，陳先行先生表示：研究版本學、版本目錄學繞不開《涵芬樓燼餘書錄》，這部著作的歷史意義會在未來逐漸顯露出來。張人鳳先生認為，讀這部書可以瞭解一代代中國學人怎樣在艱難環境下傳承中華文化，先輩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周武先生則將這部書視為張元濟先生向中國文化的致敬，他懷著極大的敬意用十八年時間完成了這部書，反映了他對中華文脈延續傳承始終寄予的關懷。
《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商務印書館2018年出版）
文章轉自：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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