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開明的大儒，清貧的鉅商，中國出版第一人，主持文化重鎮商務印書館達半個世紀，歷經時代劇變，點燃簇簇文化燈火，至今仍未黯淡。
從清廷到民間
生於廣州紙行街的張元濟，14歲隨母親回故鄉海鹽定居。歷史的變動需要時間，科舉一時還未能被取替13歲那年秋天，廣州鄉試發榜，張元濟的父親在燈下拿出這一年的闈墨，為他講解第一名的文章。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張元濟用八年時間走完科舉功名路，成功點了翰林。在翰林院研習兩年後，他進入刑部任主事
正式踏上仕途這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被打敗之前一直認為日本是“蕞爾小國”，“大家從睡夢裡醒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張元濟說。
1896年，張元濟參加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獲選充章京，欲“於外交上稍效綿薄”。
但總理衙門給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現實。舊官僚的眾生相，迫使他轉而開闢其他能夠“有所為”的渠道。
1898年10月，張元濟舉家南下上海。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聚積了與傳統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容納著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抵達上海半年，在李鴻章的關照下，張元濟接受了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的創辦人盛宣懷的聘書，出任公學譯書院主事。
1901年，公學總理突然病故，由張元濟兼任此職。在任內，張元濟創建了特班。張元濟為這批才俊聘請了一位總教習——他的老友、剛從紹興來滬不久的蔡元培。
在南洋公學期間，張元濟的視野和胸襟顯現出非往昔可比的闊大氣象，留在南洋公學對他來說已經“無可展布”。1903年，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的職位，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進入商務做的頭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一整套新式教科書的編纂和出版。
雖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式學堂已開始師法歐美教育模式，編寫“課本專書”，但多為教習利用授課之餘的閒暇時間所編，只能說聊勝於無。經過半年多的校訂，《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在1904年3月底出版，顧客蜂擁而至，擠佔了門口。1906年，學部選定第一次初等小學教科暫用書目共102冊，其中商務佔54冊。
張元濟主持編譯所之初，除以編纂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於西方文化學術思想的譯介，如林紓、伍光建譯的西方小說，嚴復譯的《天演論》《群學肄言》等學術名著。教材、譯著、古籍、辭書、雜誌，這五大精品出版物構成的體系，由張元濟奠定，成為商務的傳統。
文人的舞臺與庇護
張元濟本是文人，但他又是一個“重事業，輕著述”的人，這使得他的人生軌跡呈現出一幅奇妙的圖景——以企業家身份為文人提供舞臺與庇護。
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時，除了就譯書事宜向嚴復虛懷請教外，還積極為出版嚴譯提供各種便利和優厚待遇。
張元濟進入商務後，嚴復所有譯著均交由張元濟組織在商務獨家出版，已售稿後來也由商務購得版權。雖然民國建立後，嚴復與商務的交往減少，但他存於商務的稿酬、版稅以及成為頭號個人大股東後的紅利，維持了他的晚年生活。
商務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出版機構後，張元濟開始積極謀求與高等學府、民間學會“結盟”。
1918年，張元濟、蔡元培分別代表商務和北大達成協議，由商務出版《北京大學月刊》。合同規定，印數不足2000冊，虧損由商務承擔；如贏利，則按照北大六、商務四分成。另外，商務與梁啟超、林長民、張東蓀等人聯合創立的尚志學會，梁啟超組織的共學社，鄭振鐸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皆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叢書。這家全國最大的出版機構，真誠而有力地扶植這些小團體，歷數十年而不改初衷。
有研究者指出，文學研究會因為與實力最雄厚的商務印書館合作，得以執中國文壇牛耳達十餘年之久；作為反例的創造社，與又窮又亂的泰東書局合作，結果《創造季刊》沒出幾期就停刊，創造社的幾名大將郭沫若、郁達夫等也各奔東西。
“天留一老試艱難”
八年抗戰，王雲五一度將商務總管理處遷到香港，香港淪陷後，又遷往重慶，張元濟則與董事會留守上海。由於商務停止分派股息和惡性通貨膨脹，張元濟感到“生計日絀”。
他售去住了二十餘年的極司非而路住宅，賣掉多種珍藏的古籍，換成桌上的飯菜，最後仍難以維持，只好通過鬻字補貼家用。
個人家庭景況尚且如此，商務印書館作為巨型文化機構，其艱難更不必說。1939年，商務發生怠工事件，張元濟頗感棘手，曾勸王雲五來滬主持館務，建議未被接受。張樹年因工作原因無法隨行。
這位73歲的老人，獨自在軍艦橫行的海上往返。
年底，張元濟患病住院，做了兩次手術，親友們都很關切。病癒後，他作詩以示謝意。實業家、藏書家葉景葵的和詩中有兩句：“人與百蟲爭旦暮，天留一老試艱難。”道盡其中滄桑。
1945年初秋，張元濟飯後在陽臺的藤椅上納涼，發現有些異樣：東鄰不遠處是一所西洋人的俱樂部，在日軍進佔租界後，沉寂久矣，此時卻燈火通明，樂聲悠揚。
他心下明白，日本投降了。
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物價指數直線上升，國民政府在抗戰後的政策不僅沒有“致民於生”，還無往不在“致民於死”。
此種環境下，出版界乃至文化界萬馬齊喑。
無人能阻止商務印書館的軀殼在內戰的炮火中愈發殘破。到1948年，商務已債臺高築，出版能力嚴重衰退。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會議上的那番“石破天驚”之語，是他最真摯的心聲。他是第一位發言人。1954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實行公私合營。至此，張元濟已經和商務一起走過整整52個年頭，他畢生所盡瘁的事業有了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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