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瓏老師這本回憶錄，最初由上海遠東出版社於2007年10月出版。蒙張老師惠賜，當時就已細讀一過。許多書讀過也就忘了，但十多年過去了，張老師的這本書，以及書中寫到的那些看似雲淡風輕的過往瑣事，卻一直盤旋在腦際。2013年又讀到張瓏老師的另一本回憶錄《風清月明》，是她新寫的十四篇回憶文章的結集，可視為《水流雲在》的補編或續集。書中以超過一半的篇幅寫她與她的另一半李瑞驊先生“攜手五十五載”的生活點滴，特別是最後那篇“最後的日子”，讀來感人至深。現在這部增訂本就是張瓏老師在前面兩本回憶錄的基礎上細加修訂增補而成，與李瑞驊先生的回憶錄《鋼的交響——一位早期歸國工程師的共和國樂章》合成雙璧，歸商務印書館聯袂再版。
張元濟、張樹年和張人鳳祖孫三代合影，攝於上方花園24號花園。1947年7月2日。
與初版《水流雲在》相比，這部增訂本結構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僅增加了最後一章“十年後記”，另外第四章原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改為“攜手五十五載”，其他各章標題和順序基本不變，但在內容上卻有不少補充、修訂，是一部更完備的私人回憶錄。
全書從她自己的家庭背景講起，由遠及近地追憶了自己一生的關鍵經歷：她生於1929年，稍長，入中西女中附小就讀，12歲升入中西女中，1947年考入聖約翰大學英文系。1951年春季畢業後，赴北京大學西語系執教，成為一名大學教師。1969年隨丈夫李瑞驊先生下放到焦作附近的秦屯幹校，一年後再下放到湖南黔陽師範重執教鞭。1973年調回北京，被分配到她先生所在的設計院建築情報研究所施工室。此後，就一直在設計院從事建築情報編譯和研究工作，1982年創辦並主編英文雜誌《中國建築》（前身為《中國建築文選》），1987年晉升譯審，1994年退休，安享晚年。她這一輩子，儘管受時代風雨裹挾，沒少擔驚受怕，還一度被下放到湘西黔陽長達三年之久，但她始終與丈夫李瑞驊先生相濡以沫，攜手跨過了許多溝溝坎坎，倖存了下來，並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重新綻放出自己的生命異彩。和她周邊的許多師友相比，要算是幸運的了。
全家合影，1954年8月20日。前排：祖父張元濟；後排左起：張瓏、父張樹年、母葛昌琳、弟張人鳳。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到當下，風雲激盪，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迴路轉，“如轉巨石於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在中國史上，是一個狂飆突進、天地翻覆的“大時代”。張瓏老師這本回憶錄寫的就是這樣一個世如棋局時代的個人記憶，書中所憶，並沒有驚天的波瀾，也沒有過多的悲憫和怨懟，大量的都是在大時代背景下她個人生活、工作和遊歷的細節，哪怕是一句話，一個眼神，都不曾放過。可以說是以個人化視角為她所親歷的這個時代做了細膩、感性的見證式憶述。她在書中曾提及自己的寫作初衷：
我曾和幾個朋友討論過寫回憶錄的想法，一般都認為自己又不是什麼大人物，又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事蹟，寫它怎甚？的確，我過了十分平淡的一生，並無有價值的事蹟可寫。但是我又想，有幾個人能過不平凡的一生，能做出驚天動地的業績來呢？絕大多數人不都過的是平凡的一生嗎？但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小小的歷史，都是滾滾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滴。然而，千百萬細小的水滴匯成了浩瀚的大海，千百萬細小的沙粒組成了廣袤的大地。每個小人物的生平瑣事加起來就是一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就像《清明上河圖》，其中每一個人物都是小人物，或賣菜，或剃頭，或修鞋，或飲酒，但他們組成的卻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幅鮮活的畫卷。回憶錄並不是參加過驚心動魄事件的英雄們的專利，更不是為了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秘聞。在長長的歷史畫卷中，英雄們可以站在前景中突出的地位，但小人物們卻是為這幅畫卷提供了色彩豐富的背景。我們生活在一個從物資短缺到豐衣足食的年代，親歷了祖國由弱變強，由彷徨迷惘走向充滿自信的時代，能在這樣一個偉大復興的時代畫卷中做一個小人物、一滴小水珠，一顆小沙粒，又未嘗不是幸福的呢！
張瓏老師說自己是“小人物”，“過了十分平淡的一生”，那當然是撝謙逾恆的謙辭，但她關於寫作回憶錄的想法，我則完全贊同。歷史並不只是大人物的歷史，沒有芸芸眾生，何來什麼大人物。張瓏老師這本書講述的雖然只是個人的親身經歷，而且大多是日常瑣事，但在我看來，卻比一般的大歷史更親切，更富有人間氣，也更耐人尋味。
張元濟（後排右二）訪問《紐約先驅論壇報》，1910年美國紐約。
多年來，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研究她的祖父張元濟暨商務印書館館史，也曾主持編纂過她的母校聖約翰大學的校史，因此，張瓏老師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自然是第一章“家庭背景”和第二章“求學的年代”。張瓏老師是張元濟（菊老）的嫡孫女，1951年赴北京大學西語系執教之前，一直生活在祖父的身邊，倍受祖父的呵護，對祖父的喜怒哀樂，日常作息，生活情態，有最切近的觀察和了解。在家庭背景這一章裡頭，她為我們講述了菊老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譬如，菊老一向崇尚儉樸，反對奢侈浪費，在商務館內是人所共知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他“身履膏腴之境而淡泊持己”。但我還是沒有想到他竟將這種儉樸之風如此徹底地貫穿到家庭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連繩子、紙片都不允許浪費，甚至信封也用“翻轉信封”。張瓏老師回憶說：
祖父的書桌裡有一個抽屜專門用來放繩子，凡是有包裝物品用過的繩子，都繞起來放入抽屜以便重複利用。大小紙片也都收起來，用以寫便條、記事等等。敬惜紙墨成為我們全家至今遵循的習慣。所謂“翻轉信封”，就是把收到的信封拆開，翻過來重新粘貼好，再次利用。祖父廣交四方人士，每天都會收到大量信件。他把信封積累起來，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讓家人做一次“翻轉信封”。母親、蕭媽媽、祥保姊姊都會參加這項活動。我也總想加入，但往往因為瞎搗亂而不被接納。做 “翻轉信封”的程序是先把信封拆開，再翻過來疊平，用漿糊粘貼，然後用書或其他重物壓上，待漿糊幹後即可使用。這一活動就是在樓梯平臺進行，信封都攤在大圓桌上，參加活動者都圍桌而坐。如今細想起來，祖父當年收到的信封中不乏一代名人的來信，如梁啟超、熊希齡、傅增湘、胡適、等等，不一而足。信封上留下的是他們的手跡。如果能把這些信封保存至今，其價值當大大超過重複利用的價值。
再如，菊老的公私分明是出了名的，即使再艱窘，也從不向公司伸手，公司考慮菊老的困窘給予必要的接濟，菊老亦力辭不受。抗戰爆發後，張家生活已十分拮据，王雲五得知這種情況，決定每月送200元作為生活費，他即覆信力辭：“弟對於公司從不曾稍有宕欠，此次實出於無奈。今承賙濟，當即將小女在漢借用之款先行清還，更覺心安，愈感良朋之相知深也。承示以後每月接濟我二百元，此則弟當心領。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萬不必惠寄。弟對於公司不敢有所陳請，此公私之界限，極宜分明。”如此謹守“公私之界限”，菊老堪稱楷範。
不過，最讓人感到意外的還是菊老日常生活的西化。據張瓏老師回憶，他在家裡宴請朋友或商務印書館的同事，往往喜歡用西餐款待。宴請商務同仁時，他們都是年輕人，嫌吃不飽，後來又加一道蛋炒飯。受其影響，從前商務印書館請客，或過年時宴請股東，也常常安排在福州路的“一品香”、“東亞飯店”等館子裡舉行，那些都是當年吃西菜的地方。他自己的用餐方式也是西式的，所用餐具很特別：中間放了一隻西式大湯盆，左右兩邊放了筷子、刀、叉、匙，還有餐巾。那老式湯盆是白底藍花的英國瓷器。湯放在湯盆裡用匙舀了喝，比較大的食物，例如一大塊豬排，他絕對不會拿起一整塊來啃著吃，而總是用刀叉切成小塊後食用。家裡一度還僱有一個西餐廚師。菊老臥室裡頭的許多擺設，也多半是他去歐美考察教育、出版時帶回來的西洋物件：他臥室的“壁爐前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一個飯碗大的地球儀，可以轉動。我每次走過，都要把它轉動幾下。還有一個巨型的、表面很粗糙的鴕鳥蛋化石和一塊上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條魚骨的化石，這兩件化石比較珍貴，所以都配有紅木座架。在一個老式的梳妝檯上，放著一個荷蘭風格的小瓷娃娃，淺黃色的頭髮、紅色的背心、淡紫色裙子上罩著花圍裙。”在一般的印象中，菊老平時一襲長衫一雙布鞋，又嗜古籍如命，是一個典型的舊學家和老紳士，其實他不但“富於新思想”，而且“能實踐新道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生平宗旨以喜新厭舊為事”，在他那裡，新與舊，中與西，不是對立的，而是渾然一體的。張瓏老師的回憶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聖約翰大學校徽。
張瓏老師的個人成長除了世代書香的薰陶及長輩的言傳身教之外，亦得益於教會教育的滋養與規訓。她小學、中學、大學讀的都是當年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小學是中西女中附小，中學是中西女中，大學就讀於當年被譽為“東方哈佛”的聖約翰大學英文系。她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教會學校度過的，不單她道地的英文，她的教養也跟教會學校的度化密不可分。因此，教會學校給她留下了許多終身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書中張瓏老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深情追憶了自己在中西女中附小、中西女中和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生活與受教經歷。教會學校最大特色當推英語教學，跟一般的非教會學校把英語作為外語來教不同，教會學校則通常“把英語作為母語來教”。教學方法不同，教學的效果也很不相同。一口純正的英語幾乎成了中西女中、聖約翰大學學生的一個顯著標志。直到晚年，張瓏老師對中西女中獨具一格的英語課教學方法仍記憶猶新：
中西女中向以英語水平高而聞名。其英語課的教學方法確實獨具一格。從初中一開始，我們的課本就是英文原著的長篇小說，此外還有短篇小說如有名的《灰姑娘》、《賣火柴的小女孩》、《聖誕夜》等故事，還有獨幕劇、小詩歌等。課本和小學裡的一樣，都是美國的原版硬麵書，由學校借給我們，讀完後還給圖書館，再發下一本讀物。我們每個學期都讀一本原著小說。記得有《海蒂》、《小婦人》、《大衛、科波費爾》、《傲慢與偏見》、《簡愛》、《雙城記》、《還鄉》等，高中三年中還讀了三本莎士比亞的原著：《威尼斯商人》，《麥克白思》，和《王子復仇記》。對莎翁著作中的一些名段是要求背誦的，如《威尼斯商人》中的 “The quality of mercy”，和《王子復仇記》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等名段，都是那時候背誦的，至今不忘。語法是在講解課文時講授的，沒有專門的語法課或語法書。教授的方法是由老師挑重點的章節在堂上講，其他部分都作為課外閱讀，所以閱讀量非常大。這樣，我們不僅對重點的章節有了確切的理解，而且也能掌握小說的全貌，不致碎片化。閱讀量極大的效果是使我們提高閱讀的能力和速度，積累大量的感性認識。和現在通行的課本不同，老師從不提供詞彙表，所以我們從小就學會查字典。但是我們從不死記硬背單詞，許多詞彙是在遇到很多遍後由陌生變成熟悉，自然地記住的。
英語教學之外，教會學校以培養現代紳士為目標，極端重視素質教育。在中西女中、約大這樣的教會學校，素質教育從來都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把它具體落實到校園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並以潤物無聲的力量轉化為學生的德性和修養。書中寫道：
我們一入中西，老師們就以言傳身教使我們培養起一些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例如：見了老師和同學都應笑著打招呼，早上說“早”，下午說“好”。“謝謝”和“對不起”應該成為待人接物的基本口頭語。在服飾方面，要求整潔，卻不準豪華奢侈。出門時如遇另一個人也要出去，或有人要進來，則應禮讓他人先行。咳嗽打噴涕時要用手帕捂住嘴鼻，做到不出聲。在教室、圖書館或其他公共場合走動要掂起腳跟，更不可大聲喧譁或發出擾人的聲響。集體自修時不可說話干擾別人。這許多貌似細小的要求的指導思想就是處處要為他人著想，不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惡。這些基本的行為準則逐漸成了永久伴隨我們的生活習慣。今日所謂的 “素質教育”，並不僅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由點點滴滴具體要求積累起來而形成的為人處世的行為方式。
不僅這些為人處世的基本禮節，對學生的衛生方面也有嚴格要求，一旦違反，就會被訓育主任叫去批評，通稱“吃大菜”：
宿舍裡四人一間，每人一張小鐵床，此外還有兩張書桌，四把木椅，和一個帶鏡子的五斗櫃。此外，每間屋裡都有一個儲物用的壁櫥。在衛生方面，老師對我們有很嚴格的要求。學校雖有專門打掃衛生的傭工，但每天早上打掃房間則要求我們自己做。旨在使我們從小養成衛生習慣。紙屑雜物絕對不準亂丟亂扔，鋪好被窩後，上面必須蓋上一條白色的床罩。被單、床罩每週換洗一次。凡是不能放入五斗櫃的物件，都應歸入壁櫥，而且必須碼放整齊。每天我們去上課後，訓育主任都會逐間檢查。發現有不整潔的屋子，是要“吃大菜”的。“吃大菜”就是被叫去批評一頓。這是當時學生中通行的用語。我數十年來總是喜歡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從不把東西亂堆亂放。成家後，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抹桌椅，然後才坐下來工作。這些習慣都是受益於母校的教育。公共道德和衛生習慣必須自幼培養起來，這也是素質教育的一部分。
張瓏老師就是在教會學校的啟發式教學下完成了自己的學業，也是在教會學校的嚴格規訓下養成個人的私德與公德。在張瓏老師求學的那個年代，並不是什麼人都有機會接受這樣的教育的，就這點而言，張瓏老師當然是幸運的。但是，1949年以後，教會學校出身就不但不是令人羨慕的，相反變成了一種“原罪”。因為編纂《聖約翰大學史》，我特別留意過這批曾經的“天之驕子”，世易時移之後，他們的命運往往令人唏噓。張瓏老師似乎是個例外，她雖然也歷經艱難，但最後畢竟安然度過了劫波。我特別好奇的是，張瓏老師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僅僅因為她比別人幸運嗎？這是我讀這本回憶錄最想得到的答案。
老北大西語系師生在沙灘民主廣場合影，後面是灰樓，1951年。
1951年從聖約翰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張瓏老師即受聘北京大學西語系，成為一名北大的教師，開始她的執教生涯。對許多人來說，這也許是夢寐以求的，但對一個自幼在上海長大的張瓏老師來說，初到北京最強烈的感受卻是兩地的差異，她發現這裡的的一切跟上海完全不同。那個時候的北京古老而荒茫，故宮、北海、頤和園、天壇，也都還沒有修繕，登城遠望，但見幽幽天地之間無際的野樹荒草，景色蒼涼。北京街上隨時可見馬拉的大車，還有駱駝。就連人文薈萃的沙灘老北大及其周圍的環境，亦破敗不堪，乏善可陳。甚至很難找到一家比較時尚的美髮店。更有意思的是，北京人對待顧客的態度跟上海也完全兩樣，回憶錄中特別提到兩個令她印象特別深刻的故事：
北京是歷代古都，上海是國際化的商業城市，二者可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初來時，有兩個印象深刻的故事，如今想起來還很有意思：剛來北京時不認得路，有一天我想去聞名已久的東安市場，走到沙灘西頭，只見停著一排三輪車，車都是單人的，而上海的三輪車都是雙人的。拉車的基本都是老頭，坐在牆根底下抽著旱菸、曬著太陽，顯得十分悠閒。我想叫一輛三輪車去東安市場，老頭們一聽，便說：“不遠，自個兒走著去吧”。其中一個還拿起他那長長的旱菸杆朝北池子方向指指，意思說我可以順著那條路走。或許是老頭們看著我這個小女孩，認為大老爺們拉個小女子，成何體統？如果在上海要僱輛三輪車，就立刻會有好幾輛車圍攏來爭著要生意。而在北京，竟然會把送上門的生意拒之門外，豈不怪哉？過了些日子，祥保帶我去前門外玩，說有一條叫西湖營的衚衕有專賣古色古香料子的店家，不妨去看看。那時的北京根本沒有像上海那樣的大型百貨公司，前門外商業街，也無非都是些小鋪子，如月盛齋那樣的百年老店也僅是個小門臉。西湖營是在珠市口一條東西向的衚衕。說來也怪，那裡並沒有什麼店面，所謂的鋪子都在四合院裡，實際上是一種家庭式的經營。我們進得門去，只見一個收拾得很乾淨的小院，一位四十來歲的店主迎將出來，穿著中式對襟掛子，肥大的褲腿還繫著綁腿，足登一雙圓口黑布鞋。他把我們迎入上房，讓坐沏茶，然後從裡屋的炕上取來幾個包裹，慢慢打開，裡面是疊得整整齊齊的各式料子。這些料子都不是成匹的，似乎都是另料。但花色確實很多，古色古香，據說還是當年宮裡的東西。我挑了一段錦緞，色彩文雅古氣，如用來做成古籍書函是再合適不過了。付錢後我又看上一段駝色的料子，正想買，那店主卻道：“且慢，二位先容我進一言。這段料子年頭久一些，有點糟了。” 說罷，在角上輕輕一撕，果然撕出一個小裂口。我當然也就不買了。店主並不因此而感到遺憾，反而解釋說因為看我們兩人都帶著北大的紅校徽，是大學的老師，故而進此言。這種尊重知識、誠信高於金錢利益的古風，在上海很難見到，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與李瑞驊結婚照，1954年2月5日。
當然，作為一個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輕教師，最讓她感到詫異和不適應的還是北大西語系的教學方式。當年北大西語系名師薈萃，馮至、卞之琳、朱光潛、李賦寧、楊周翰、俞大絪、錢學煦、王岷源等一大批留洋回國學養深厚的名家齊聚一堂，但教學方式卻與教會學校大相徑庭。張瓏老師到西語系後，曾徵得系主任同意，興沖沖地去旁聽錢學煦教授的文學評論課，“豈知一上課，就吃了一驚：原來英語系的文學評論課，講的全是漢語，記筆記當然也是用漢語，講到一些英國的文學大師時，用的是他們的翻譯名字，而非原文。一時間，我連記筆記也跟不上。”後來系裡安排她擔任艾姆遜夫人口語課的助教，沒想到艾姆遜夫人的課竟用人為的假設情景進行會話。更讓她頭疼的是，當時英語教學照搬蘇聯模式，1955年她開始教英語專業的基礎課，採用的語法書和英語教材都是蘇聯編寫出版的。後來雖然有了自己編寫的課本，不再用蘇聯課本。但是蘇聯課本的模式還是延續下來，並被奉為編寫各種英語課本的金科玉律，滲透到外語教學的方方面面。當年教育部組織編寫的《英語》教材就是以蘇聯課本為模本而編撰的。張瓏老師在回憶錄中對這套教材做過分析：
這套課本在多位資深教授的主導之下編撰得非常細緻，十分有水平。但它的套路是和蘇聯課本的套路完全一致的，即更多地著重於從理性認識，而不是從感性認識開始學習。例如學語音從口腔中唇、舌和上顎的部位開始，而不是從自然地模仿開始；課文都是碎片化的，沒有連貫性；語法則大量用語法術語來講解句子的結構或詞的用法，而不是從大量閱讀中培養起對外語的語感。詞彙都有中文註釋的詞彙表，連查字典都不需要學會。學生基本上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的原著，所以很難理解西方人的習慣和思維邏輯。在需要與西方人做比較深入的交流時，這種缺失就會嚴重地表露出來。所謂“中國式英語”就難以避免，交流時的許多誤解也會因此而產生。
在北大外文樓前合影，1956年。
這跟她在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學完全是兩個套路，她說，自己“從中西小學到中學，學的是最基本的語法，如人稱、時態等。是開口講話或落筆作文所不能迴避，也必須掌握的。語法是隨著講解文學作品時同時講解的，所以很容易理解和掌握。到了大學英語系，不再有語法課，學的課程都是英美小說、詩歌、戲劇，以及文學史等。開口落筆，在很大程度上憑的是語感。對於語法術語，如‘主語’、‘ 謂語’、‘ 不定式’、‘ 現在分詞’、‘動名稱’等等真的是不甚了了。如要深入分析，那就暈頭轉向了。”張瓏老師當然無法認同這套教學模式，但那是當時的一種體制，個人無從也無力改變，她可以做和能夠做的就是盡己所能，利用假期死啃並吃透這種索然無味的語法，每天兢兢業業備課，認認真真上好每一節課，未敢絲毫懈怠。每堂課之後，仔細輔導和批改學生的作業，並自問有哪些成功或失敗之處，力求加以改進，盡力讓自己的課更生動更豐富更富有情趣。
但是，1966年“文革”爆發後，即使是這種差強人意的英語教學也不可能了，作為“文革”風暴中心，北大整個校園都“充滿了階級仇恨和殺氣騰騰的氣氛”，人人自危，西語系“牛鬼蛇神”多，更成了重災區，一派風聲鶴唳。運動剛開始，吳興華和俞大絪兩位知名教授即死於非命。在此後的歲月裡，張瓏老師在膽戰心驚中見識了什麼叫“鬥鬼臺”，什麼叫“剃陰陽頭”，什麼叫“關牛棚”，什麼叫“文攻武衛”，什麼叫“清隊”。可能因為西語系教授大多留洋歸來，張瓏老師的教會學校出身目標沒那麼大，再加上她平時一向低調做人，勤默做事，才僥倖躲過一劫。到1969年，北大的教職工全部下放到江西省鯉魚洲的幹校勞動。慶幸的是，張瓏老師沒有去鯉魚洲，而是隨她的先生李瑞驊下放到河南離焦作不遠的秦屯幹校。就物質條件和勞動強度而言，秦屯幹校同樣艱苦，張瓏老師就幹過油漆工、食堂幫廚，也種過麥子，澆灌過麥田，等等，但“沒有了在北大時所經受的政治壓力和恐怖”，心情還是輕鬆了不少。一年後，又從秦屯下放到湖南，最後被分配到湘西黔陽師範教英語。相比北京、上海，黔陽當然是窮鄉僻壤，曾經是以土匪聞名的地區，生活的困蹇可想而知，但對已五年無書可教的張瓏老師而言，能夠避開在北大時所經歷的驚濤駭浪，終於可以重執教鞭，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
黔陽師範是一所剛成立不久的中專學校，學校沒有圍牆，四周都是農田。學生全部來自黔陽地區十個縣，多半沒有接觸過英語，連最基本的發音訓練都不曾有過，不知道英語是什麼樣的。張瓏老師稍事安頓後，想得最多的是用什麼辦法來幫助這幫大山裡的孩子，她在書中回憶道：
學生都是十七八歲的孩子，有相當濃重的鄉音。黔陽地區有十個縣，由於大山的阻隔，各個縣的口音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他們的英語發音受鄉音的影響也各不相同。他們都是天真純樸而又好學的孩子，使我對他們的學習環境感到格外的痛心。他們沒有英語教材，又缺乏適當的教學方法，如何才能讓他們學到一點基本的英語呢？我開始自編教材，就是編一些簡單的日常用語。詞彙都是簡單的基本詞彙，儘量選用單音節詞。語法都是從頭講起，如現在時、現在進行時等等。吳文中是教學組長，他給我很大支持。也不知他從哪裡找來一架老得不能再老的Underwood牌英文座式打字機，放在我的屋裡。瑞驊為這打字機擦拭了一遍，並加了一些油，打起字來可以略微靈活一點。我就用它打自編的教材講義發給學生。上課時，我儘量帶學生朗讀，幾乎每堂課都做聽寫，儘可能在堂上用簡單的英語問答，讓他們逐漸習慣於用耳朵聽，用口說，而不是學一些乾巴巴的“無聲”的“啞吧英語”。就這樣，好不容易捱到了1971年的暑假。我請學校領導批准我回北京多待一段時間，因為我要設法到北京大學去搞些教材來。徵得了領導的同意，我回北京後從祥保姊姊處借來了北大一年級的教材。那時沒有複印機，我只能一字一句地抄，直到暑假過完以後，我才回到黔陽。
就這樣，她在黔陽師範教了整整三年英語，沒有教材，就自己編自己打印，還親自跑到北大去借抄教材，想盡一切辦法讓學生多掌握一點基本的英語。她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管身處何時何地，境遇順逆，總千方百計把工作做好，做到到極致，並樂在其中，縱然是地獄，也要把它變成天堂。她說：“那一段時間裡，文化大革命的陰霾似乎突然散去，我深深地沉浸在教學的樂趣和幸福之中。”
三年後，張瓏老師一家三口終於從湘西調回北京。但按當時的政策，回京的戶口指標是哪個單位解決的就得到哪個單位報到。張瓏老師自然希望回北大幹老本行，但由於她的戶口指標是她先生單位出的，就只能到設計院報到，被安排到建築情報研究所施工室。能夠回京本來是喜事，但不得不就此告別教師生涯，轉到自己完全陌生的行業，則不免有一種強烈的失落感。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這個教了二十多年大學英語的人，一下子落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裡去，如墮五里霧中。看英文材料，每個字都認識，但通篇講的是什麼，卻不知所云了。有一位姓吳的工程師，每次見到我就對我半開玩笑半奚落地說：“你是重男輕女”。我從他一再重複的這句話中體會出他的含義：我本該在北大當我的教師，為何要作為瑞驊的家屬調到情報所來？雖然他並無惡意，但我確實感到很窩囊。
雖然沮喪，但張瓏老師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北大回不去了，那就一切從零開始，一頭扎進“一個兩眼一抹黑的行業裡”， 利用一切機會到工地觀察學習。甚至“壯起膽子爬上腳手架，看磚牆是如何壘起來，混凝土是如何攪拌的，模板是如何安裝的，混凝土牆又是如何澆灌的，樓板又如何可以用千斤頂頂升上去。”就這樣，她 “逐漸掌握了一些建築專業的知識，熟悉了一些專業詞彙，基本上能做到專業性的口譯和筆譯，甚至在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充當過同聲翻譯。”硬是變陌生為熟悉，逐漸成為中國建築領域頂尖的翻譯高手。
在美國華盛頓住房部簽訂中美科技合作協議書，1983年。
但是，張瓏老師也和她同時代的知識人一樣，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她的的英語專擅才有了真正的用地之地。1978年9月，她就曾以翻譯的身份隨單位組織的技術代表團西出國門，赴希臘參加“預製混凝土構件的節點性能”國際學術討論會。此後，她頻繁地參加國際交流活動，從政府間的會談到學術交流、商業談判，都活躍著她忙碌的身影。她的專業素養、低調敬業和如蘭氣質，無論識與不識，莫不讚賞和欽佩。譬如，1983年，她參與編寫中美合作項目中英文對照本《住房城市規劃與建築管理詞彙》一書，就是一個例子。那時中美之間恢復往來不久，中方專家提出的有些詞彙，美方專家很難理解；美方專家提出的有些詞彙，中方專家亦感到陌生。因此，一詞之微，往往要反覆研商，才能讓對方明白其中的準確涵義。這個項目前後歷時四年，中美專家（各四位）傾力合作，終底於成。1987年項目最後完成時，美方起草的“致謝”中，對參加這個項目的人一一致謝，對杜凱琳和張瓏的貢獻更給予高度評價，其中說：“她們高超的語言修養和編輯能力，以及任勞任怨的獻身精神在這本《詞彙》編輯的全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她們贏得了參與這一合作項目全體人員的尊敬和謝意。” 只是出於中國人特有的謙虛和含蓄，中方在此書正式出版時把這幾句話節略了。
與美國同行面對面討論，左側為美方，右側為中方。1984年攝於美國華盛頓美國住房部會議室。
在參與國際交流的過程中，張瓏老師痛感中國建築“完全處於封閉狀態”，這個巨大的行業竟然沒有一本面向國際讀者的期刊。她認為，應該辦一本雜誌給洋人看，“爭口氣”，並自告奮勇，於1982年創辦了英文雜誌《中國建築文選》，1985年起更名《中國建築》（Building in China），並擔任主編直到退休為止，前後堅持長達十二年之久。那個年代創辦一本行業的英文期刊多數人並不理解，把它視為“不急之需”，因此，缺人缺錢成為常態，回憶錄中張瓏老師用“慘淡經營”來形容自己的辦刊經歷。但她一旦認定這是必須做的有意義的事情，就無所畏懼，全力以赴，從組稿、翻譯、編輯、排版、印刷到發行，一肩扛起，為世界瞭解中國建築業，以及中國建築的魅力打開了一個窗口，受到國際讀者的交口讚譽，1988年的第4期和1989年的第1期的訂數已達到3000本。要不是因為隨後的那場風波，這本已在海外聲譽鵲起的中國人自辦的專業英文期刊也許可以讓更多的國際讀者受益。但是，張瓏老師一手搭建的這座連接中外建築業的橋樑還是無可奈何地垮塌了。三年後，張瓏老師退休，這本傾注張瓏老師個人職業生涯最後階段幾乎全副心力的期刊，也就“壽終正寢”了。她說：“我當初辦雜誌是為了在外國人面前 ‘爭口氣’的單純動機經過了12年的考驗，證明是太幼稚、太天真了。”
張瓏老師是1994年退休的，她無需再為《中國建築》雜誌煩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但實際上像她這樣的人是閒不下來的，她信奉“忙”的哲學，總盡一切可能讓自己的每一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她在回憶錄的最後寫道：
這些年，我儘可能使自己“忙”，儘量找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從中獲得很多樂趣。所以生活比較充實。正因為“忙”，沒有時間去抱怨孤獨或寂寞；因為“忙”，也無暇顧及衰老之來臨。其實所謂“忙”，究其意，無非是儘可能以比較積極的態度面對“老之將至”，或更確切地說“老之已至”吧？
她就是抱持這樣的生活哲學，盡情享受生活的賜予，常常與老伴李瑞驊先生即興出遊，寄情于山水，恣意飽覽山河之美，這些，書中都有非常具體、生動的記錄。當然，她更多的精力和時間還是用於翻譯和寫作。退休二十多年來，她先後翻譯出版了包括《中國古建築大系》中的《中國皇家園林建築》《中國文人園林建築》《中國禮制建築》在內的多部譯著，又協助李瑞驊先生撰寫回憶錄《八十憶語》，並撰寫出版自己的個人回憶錄《水流雲在》《風清月明》。此外，還興致勃勃地參與她的母校——中西女中校史的編纂，推出了一套三冊（包括《中西女中（1892—1952）》《回憶中西女中（1892—1948）》《回憶中西女中（1948—1952）》）校史著作。今年，張瓏老師已九十高齡，確實是“老之已至”，但她的筆仍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據人鳳先生說，她還在思考自己一生與英文密不可分的緣分：怎樣學英文，怎樣教英文、怎樣做翻譯，怎樣主編英文雜誌。她想把自己的這些經歷、經驗、回憶和思考呈現給讀者。筆潤人生，這是多麼可敬的一個老人！
張瓏夫婦和小犛牛合影。
還在這部增訂本接近完稿的時候，大約在2017年9月底或10月初，張瓏老師便託她在上海的弟弟張人鳳先生寫信邀我作序，並寄來書稿電子版。稍後應邀赴海鹽參加“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50週年暨第五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張瓏老師又當面懇託，這讓我深感意外。雖然此前我讀過她的《水流雲在》初版，以及她發表在報刊上的許多文章，並從中深受教益，自信對她已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但我跟她此前素未謀面，一直引以為憾。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才得償所願，真正領略了她的神采，一種骨子裡的教養。參會時，張瓏老師已年近九旬，但她從頭到尾認真傾聽每一位學者的發言，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每位學者的尊重，令人感動。會後，她代表張元濟家屬在“家訓詔垂，格言傳世——張元濟先生後人捐贈文物展”開幕式上致辭。她沒有準備講稿，緩步上臺後，即從此次捐贈的初衷、籌劃經過講到張氏家風傳承，要言不煩，綿密周到，極富條理，十分鐘左右的致辭沒有一句贅言，給在場的所有人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她的言行舉止，讓我見識了一種滄桑之後的澄澈與清明，這種澄澈與清明，是帶她走出嚴酷時代的一束亮光。
從海鹽回來，我又重讀了張瓏老師的這部回憶錄。張瓏老師說書名“水流雲在”並無特別的深意，她理解水流也就是時光的流逝，雲在則意味著點點滴滴的回憶。而我則更願意迴歸到它的原始出處，杜甫名作《江亭》中的兩句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這種“心意”上的悠然，絕非只是出自天性，是長久的精神淬瀝才有可能養成的應世之道，因此格外耐人尋味。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有一句經典臺詞：“有的人的羽翼是如此光輝，即使世界上最黑暗的牢獄，也無法長久地將他圍困。”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起，張瓏老師親歷的一個個時代，可謂悲欣交集，但她和李瑞驊先生面對困厄，始終不降志，不辱身，盡最大努力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光輝”依然，可以說是無憾的了。就這個意義而言，這本書是個人的回憶，更是時代的見證。
為這樣一本書作序，當然是不敢當的，但作為一個晚輩，豈可拂逆長輩的盛意，那就把我上面寫的這些拉雜的學習心得當作一篇粗略的導讀罷。也借這個機會，向她致敬，並遙祝她健康長壽。
（本文系作者為張瓏著《水流雲在》所作序言，該書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發佈。）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