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一生
引子
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其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从其一生行迹，能窥见晚清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当时士大夫的心态，史料价值极高。
翁同龢生平
翁同龢（１8３０—１９０４），字声甫，号均斋，又号叔平，别号瓶居士 ，晚号松禅 、松禅老人 。江苏常熟人 。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状元，授修撰。历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 、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有凡同光年间重大朝政活动，诸如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金融、军事、文教等无不参与，因此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翁同龢）
据《海虞翁氏族谱》一书记载，翁氏之先，出于姬姓，自周昭王封庶子于翁山，因以命氏。西晋末年，石勒之乱，翁氏北渡南来，居于今日浙江钱塘、仁和（今杭州）、海盐、余姚一带（今杭嘉湖地区）。北宋元丰年间，浙西翁氏一支迁居江苏平江（今苏州地区）。明初，江苏长洲（今属苏州市）相城里翁寿一的幼子翁景阳入赘常熟西南乡四十九都庙桥的璇洲里村，这就是常熟翁氏始祖。自景阳之后，传至十三代翁咸封，即为翁同龢的祖父。
翁咸封属常熟翁氏乐志堂一支，字子晋，号潜虚，清乾隆举人，官至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海州地处黄淮入海要冲，地瘠民贫，灾害频仍，翁咸封在任曾五次奉檄赈灾，救活数万灾民。海州文教落后，又亲建石室书院， 纂辑州志。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去世后，经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江苏学政廖鸿荃等联衔奏请，入祀海州名宦祠。翁咸封勤政清廉的官品直接影响了日后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为官和为人。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庵，道光进士，幼时随父亲在海州学正任所读书。父亲去世后，随母回到常熟。因为家贫，一面钻研制义，一面为人“处馆”，以此养家糊口。道光二年（１８２２）考中进士，由于为官清正廉洁，深得道光帝的眷顾，入值上书房，授读恭亲王奕訢、惠郡王绵愉、钟郡王奕诒、孚郡王奕僡。历任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死后谥“文端”。翁心存在朝的显赫地位，与皇族诸王的特殊师生关系，以及与同朝内外大臣的密切交往，对于翁同龢日后从政均有重大影响，继父述志，翁同龢后来走的就是他父亲的这条路。
（翁心存画像）
翁同龢共有兄姊五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咸丰初年，曾在江北大营办理文案，积“功”至安徽巡抚。书生典兵，后因办理寿州苗沛霖团练事件不善，被曾国藩参劾，革逮下狱，判为斩监候。后由慈禧太后“加恩”，遣戍新疆。中经西安将军都兴阿的奏留，改赴甘肃军营效力， 最后病死花马池军营，旨以军营立功例，开复一切处分，赐谥“文勤”。次兄同爵，字侠君，号玉甫，十岁出嗣曾叔祖翁泰封。以荫生分发兵部，历官湖南常德道、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另有一兄音保，早卒。两个姐姐：大姐寿珠，字绎龄，自小读书识字，后嫁常熟诸生俞大文。二姐旋华，又名端恩，字纫卿，能诗擅画，有《簪花阁集》，嫁翰林院编修、浙江归安钱振伦（字楞仙，一写仑仙，号成之）。翁同龢从小就生活在这样充满浓厚文化气氛的官宦家庭中。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１８３０年５ 月 １９ 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寓所。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随祖母张氏回常熟老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实际上是在故乡度过的。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父亲回籍“告养”，此后他的读书生活是在父亲指导下进行的。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他由县学游文书院考入府学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著名学者如陈祖范（字亦韩 ， 号见复）、钱大昕（字晓徵， 一字辛楣）、吴省兰（字泉之，号稷堂）、吴鼒（字及之 ，一字山尊）、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俞樾（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俞正燮（字理初）、李兆洛（字申耆）、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刘熙载（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等，均曾在该院执教过。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少，知名的除翁同龢外，尚有潘祖荫（字郑庵，号伯寅，江苏吴县人）、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江苏吴县人）、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陆润庠（字凤石，江苏元和人）等。读书期间，翁同龢对《周礼》 和《管子》颇感兴趣，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必可行之于今日”。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翁同龢随父母重回北京。次年与浙江萧山人、户部侍郎汤金钊 （字敦甫，号勗滋）的孙女、太常寺卿汤修（字敏斋）之女汤松（字孟淑）结婚。婚后十年，汤松因疾去世。继后纳陆氏为妾。同龢生前未育子嗣，先由同爵之子曾翰（字海珊，小名筹儿）承嗣，曾翰及其子安孙、德孙卒后，改由同书曾孙翁之廉承嗣。
（位于常熟的翁氏故居）
翁同龢入京的第二年，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应礼部拔贡试，考列一等第五名，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供职江西司，前后七年。刑部的历练对他日后担任刑部侍郎，尤其是在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被后人改编成戏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翁同龢考中举人。咸丰六年（１８５６）殿试，一甲一名，高中状元。榜发当日，他的父亲正在顺天府办差，闻报后，激动得彻夜未寐。在给翁同龢的函中，告诫儿子：“为语汝曹须自立，家风清白守仪型。”勉励他自立，严守清白家风，做一个好官，报效国家。同治二年（１８６３），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考中状元，叔侄联魁，一时传为佳话。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翁同龢奉派为陕甘乡试副考官，随后又授为陕甘学政，他无意做地方官，遂借病奏准回京。其后还担任过一次山西乡试正考官。这些考官经历为他日后担任顺天乡试和会试考官，录取人才，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慈禧太后和奕訢等发动“祺祥政变”，夺取政权，改元同治。两宫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年幼的同治帝改在弘德殿读书，起用遭肃顺等排斥打击的翁心存、祁寯藻等人，任命他们为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其时翁心存已是年纪七十开外的人，体弱多病，在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三年之后，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父子同沃一帝，人人称羡。这项任命，从朝廷方面说，可称为“眷恋旧臣，推及后裔”；而对翁同龢来说，无疑表示了朝廷对他的见重和信任，预示着个人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在他看来，人臣高贵，莫如帝师，接替父亲的遗任，等于是继志述事，这对他的孝思也是一大安慰。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命。实际主持同治帝弘德殿书房教育的是大学士倭仁（号艮峰，蒙古正红旗人）和尚书徐桐（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这两个人都是标榜理学，整天给同治帝灌输“心经““ 孝道”之类的内容， 教学方法死板僵硬，同治帝很不愿学。这些情况使崇尚《公羊》今文经学，讲求经世致用的翁同龢难以发挥作用。而倭、徐的满汉之见和排斥态度，曾使翁同龢一度萌发辞差的念头，只因“国恩未报”才未这样做。由于倭、徐指导不得法，同治帝书房读书基本上是失败的，到亲政前夕，“诗无成诵，论多别字”，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慈禧太后对此非常不满。
（同治皇帝）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为了解历代帝王和太后临朝听政事迹和统治得失，“兴衰利弊”及“足为法戒者”，令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编修编纂《治平宝鉴法编》一书。书成之后，选派大学士、尚书、弘德殿书房师傅择期轮流进讲。所以，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多次奉旨进宫给两宫皇太后讲书。在进讲中，翁同龢据史入对，对太后的提问，从容回答，尚无缺失。
（慈禧太后）
同治帝亲政一年就因病去世了。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执掌朝政，不顾王公大臣的反对，择立自己亲妹妹所生、奕譞五岁的儿子载湉承嗣咸丰，年号光绪。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光绪帝在毓庆宫读书，慈禧太后任命翁同龢为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要把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教养成一代贤君圣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由于这次毓庆宫光绪帝的授读任务主要由翁同龢负责，所以，书房内人事上的纠葛较少，陆续添派的师傅，如夏同善、孙家鼐、张家骧、孙诒经、广寿等人大多尊重他，与他相处甚好。为了能将光绪帝培养成一代贤君，他鼓励光绪帝像圣主康熙那样，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帝王必须掌握的有关儒家纲常名教之学的“四书”“五经”等外，还特地安排进讲《圣主圣训》《高祖圣训》《清朝开国方略》《大清皇舆全图》等课程，不下数十门。为了让光绪帝能了解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和当时开展的自强新政，选讲了大臣有关条陈开办洋务的折件，推荐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的《盛世危言》及其他出国使臣日记。甲午战争前后，向光绪帝进呈了英人李提摩太撰写的《普法战纪》、陈炽（字次亮）的《庸言》、汤震（即汤寿潜，号蛰仙）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书。正是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一手点燃了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思想之火，在甲午战争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入值毓庆宫期间，翁同龢与光绪帝关系“情同家人父子”，甚而在书房“造膝独对”，商讨朝政，因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虑。慈禧太后一生恋权，擅作威福，她当年不顾众人反对，执意立载湉为帝，选择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就是要翁同龢迎合她的意旨，将光绪帝培养成一名听从她的傀儡皇帝。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太后母子在和战问题上意见分歧，太后主和，光绪主战，翁同龢“佐少主”，一力主战，引起太后的不满，遂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下令裁撤书房，将翁同龢逐出毓庆宫 。
（光绪帝）
翁同龢在入值毓庆宫书房期间，还先后被授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奉旨议政，如参与会商中俄伊犂问题交涉、中日琉球问题交涉等。两度担任军机大臣，第一次在 １８８４ 年 １８８５ 年中法战争期间，奉旨入参军机，与另一名军机大臣李鸿藻虽极力“主战”，但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及负责交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和”，所以，他们的“主战”主张难以实现。又因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权力斗争，慈禧太后遂借盛煜（号伯熙）一折，趁机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龢很快退出了军机处。第二次是在 １８９４ 年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战争中，翁同龢竭力主战，抵抗日本侵略，因指导战争的需要，再次奉命入参军机，授为军机大臣。他与光绪帝虽然主战，但慈禧太后主和，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实际负责军事的李鸿章附和太后意见，倾向主和，因而朝廷上下意见分歧，帝后关系也因此而变得紧张。战争期间，翁同龢的追随者曾上奏，要求慈禧太后移六旬万寿庆典费为战费，以致引起慈禧太后极度恶感，这些对翁同龢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当时慈禧太后就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 。”决意要对翁同龢进行打击报复。
（翁同龢曾任职的军机处署衙所在地）
甲午战争后，因为对日赔款和对外交涉的需要，翁同龢又被授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此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是恭亲王奕訢。战争中， 因朝内、朝外的呼吁，奕訢被重新起用。然而经过十多年的赋闲，奕治事亦不再有当年那股锐气，遇事推诿磨蹭，思想倾向保守。对于甲午主战，奕认为是“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这无疑是对翁同龢甲午主战的否定。俄、德、 法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借口索偿和曹州教案，武力强占胶州湾，强迫中国签订《胶澳租借章程》，俄国也趁机派兵武力强占大连湾。此后英、日等国也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偌大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险地步。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再一次上书光绪帝，要求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奕訢认为甲午新挫，国家元气未复，不宜再有折腾，认为变法有动摇国本之虞，所以不赞同变法。翁同龢认为“旧法实不足恃”，萌生变法的念头。又因在学理上与康有为同主今文经学，所以，他对康有为的变法救亡主张表示赞同。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放下高贵的身份，纡尊降贵，前往康氏下榻的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会面，商讨有关变法的事。康有为在自己的日记里对此也多有披露，后来在 １９０４ 年所写的悼念翁同龢的长诗中尽情披露了他们会面的细节，并盛赞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康氏所记是真实的。而翁同龢在日记中矢口否认，显然是为了避祸自保，故意加以删削改纂的。翁同龢虽赞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很有看法，指责康有为是“说经家之一野狐禅”，很不纯正，并由此认定康有为并非是他心目中想象的一路人物，甚至后来在光绪帝面前说康氏“居心叵测”。其实，康有为的经学水平并不具备权威性，他不是为经学而经学，而是一种历史假借，是将孔子“打扮”成改革家，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和维新活动开辟道路。甲午以后的民族危机，使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无以救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并力主“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在这点上，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意向十分吻合，所以，一度曾充当维新派与光绪帝之间联系的桥梁角色，向光绪帝转呈维新派的著作，将光绪帝有关变法的意向透露给维新人士。在翁同龢的大力诱导和维新人士的推动下，光绪帝最终取得慈禧太后的认可，冲破各种阻力，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恭亲王奕訢像）
根据光绪帝的谕旨，翁同龢亲自起草了宣布维新变法的“国是诏”和开设大学堂的“谕旨”。在国是诏中，翁同龢认为：守旧不变，只能是坐以待毙，不行；但如“专崇西学”，置旧学于不顾，也不现实。“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主张“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指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强调自今而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务成通经有用之才”。变法的根本在作育人才，人才之兴，首在办教育。“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然而就在“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翁同龢忽然被旨开缺回籍，整个维新变法运动，他几乎未及实际参加就被赶出政坛。
翁同龢开缺后，并未马上启程回籍。一是回籍治装需要时间；二是对于开始的维新变法他想再看看。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参劾他的奏折不断，如御史胡孚宸（字禺生，号公度，湖北江夏人）竟参劾他与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在《中俄密约》中，收受俄国贿赂二百六十万两白银，两人平分；慈禧太后震怒，力主“严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匆匆坐船回到常熟。
少小离家老大回，可回籍后，家中无地无房，翁同龢只好依附侄儿侄孙，租屋而居。随着变法的深入开展，守旧派与维新派矛盾日渐演变成权力搏斗，事情发展到康有为决定计划“兵围颐和园”，杀死慈禧太后。但维新派毕竟是一批书生文人，无权无勇，最后慈禧太后一反手，发动政变，尽罢新政。在剿杀维新派的过程中，也没有放过翁同龢，将他革职编管，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之羞辱。谕旨对他进行了彻底清算，否认他四十多年从政、甲午主战、力主维新变法乃至书房授读等所做的一贡献，说他：“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以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藉事端，刺探圣意。自甲午年中日一役，主战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 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 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趁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这道谕旨等于在政治上将翁同龢判为死刑，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翁同龢后来临终前自撰“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六十年在中国是一个甲子，翁同龢所指的“伤心事”，就是指这些评价而言。
革职，永不叙用，就是彻底贬为庶民，剥夺其参与任何社会政治活动权利；而交地方官编管，则意味着丧失人生行动自由，这一点，甚至连庶人都不如。庶人还可自由行动，翁同龢则没有。言论、行动自由都被剥夺了，那就如同一个拘囚，翁同龢只能生活在常熟极狭小的生活圈子里，与之往来的多为自己亲族中人以及一些当地士绅、寺庙和尚等。为了“避嫌”，后来他干脆构筑瓶庐，隐居虞山西麓，过着与鱼鸟相亲的生活，以写字、作画、读书消磨岁月。在常熟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悲惨、约近七年的岁月，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痛苦地离开人世。
（翁同龢墓）
翁同龢去世时，已是庚、辛之后，慈禧太后为了笼络人心，曾颁谕赦免戊戌年间被逐革的臣僚。翁同龢见后表示他若邀此宽典，当伏谒君门。然而赦免的名单中并无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慈禧太后对他余恨未消，当然不会赦免他，因此，他生前并未开复处分。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经苏、常地区的官绅吁请，两江总督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深念旧情”，出面上奏，摄政王载沣才宣布开复原官， 但没有赐谥。直到 １９１４ 年才由逊帝溥仪补赐“文恭”，然而这已是清朝被推翻后的第四年了。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翁同龢去世后，所遗书籍、字画及他本人的遗文手稿由他的侄孙辈翁斌孙（字弢夫，号笏斋，翁曾源之子）、翁之廉（字景之，安孙之子）、翁之憙 （翁斌孙之子）等保存。１９２０ 年，他的门生陆襄钺（字吾山，陕西孝义人），将他的遗诗以《瓶庐诗稿》之名排印，由武昌文华书局出版。１９２１ 年，门生张南陔（即张兰思，字贤友，号南陔、双南）出资编印《瓶庐诗补遗》一卷、《校异》一卷、《词》一卷。 １９２５ 年后， 由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出面，又先后将他所遗日记、遗文手稿、函札、书画等影印出版，即《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瓶庐丛稿》《翁文恭相国尺牍真迹》《翁同龢手札》《翁同龢画册》。至于对他的研究，在他死后八十多年中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 １９２９ 年他诞辰九十周年时，门生孙雄（原名同康，字师郑，江苏常熟人）等在京发起组织平社（也称瓶社），在陶然亭公园举行雅集赋诗悼念外，几乎没有。只是在他日记影印出版后，一些学者因对他的日记内容，尤其是有关戊戌年间“荐康”的文字记载提出了质疑，认为日记生前已作了修改，算是开始对翁同龢进行研究。１９４８ 年， 国共胜负形势已很明朗，国民党大势已去，行将退出大陆，翁同龢嗣玄孙、翁之熹之子翁兴庆（万戈）遂将存放在天津及常熟故居的翁同龢所有遗留公私文稿、手札、收藏字画等，通过前驻美公使胡适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关系，悉数装运至美国，存放在曼哈顿的储藏室内。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 谢俊美 教授 编著
图书信息
《翁同龢年谱长编》
编著 谢俊美
定价 600元（上、下）
ISBN 978-7-313-19153-3
内容简介：
翁同龢是我国晚清重臣，两代帝师，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本书以翁同龢生平活动为主线，从海量的翁氏文集、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中爬梳、罗列出翁同龢一生活动轨迹，尽可能勾勒、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翁同龢形象。本书信息丰富，可供近代史研究者参考。
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翁同龢传》、《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等。在金融史方面，编辑出版《盛档》之五、《中国通商银行》，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关于三十年代中国金融之我见》、《外资夹击下的中国通商银行》等。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閱讀更多 書香交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