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这个词源远流长，愿意是清澈的流水，后来喻指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通常用来称道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那些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整饬纲纪的够得上“正人君子”称谓的士人、官员。
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zhù）在位时，权臣朱温（后来的梁太祖）有一次下令大开杀戒，杀了大批当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将他们的尸首扔进浑浊的黄河。朱温的亲信李振对他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不久，唐朝就灭亡了！
其实，“清流”这个称呼最早出自东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当时桓帝、灵二帝昏庸无道，宠信宦官，导致官场腐朽，政治黑暗。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一批有见识的士大夫挺身而出，激浊扬清，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清流”因此得名。
作为反扑，宦官很自然地给他们扣上“党人”的帽子。这个“党”不同于后世的政党、党派，有“朋党”、“结党营私”的抹黑之意，所以史称他们为“清流党”。
这一批“清流党”虽然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救赎，但同时也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呼声，具有道义上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党锢之祸”期间，这些“清流党”人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因而赢得广泛的同情，是历史上“清流党”声誉最隆盛的时期。
提到东汉末年的“清流党”，就不能不说一下他们的代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李膺。李膺字元礼,今河南许昌市襄城县人。他祖父做过汉安帝时的太尉，父亲做过赵国的相国，本人也为人正直，敢于谏言，而又学问悠长，淡泊名利，因在“党锢之祸”中多次受到重点打击，但是显示出高风亮节而名满天下。
李膺性格孤高,不喜交际。他后来闭门读书，讲学传道，一般人被他接待是非常困难和有面子的事情，所以当时读书人受到他的赏识，被誉之为“登龙门”。
相传孔融十多岁时凭借“先祖孔子与老子（原名李聃，算是李膺的祖先，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周礼）有师友之谊的通家之好”的机智善辩得以独闯李膺府邸；并且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答对当时的另外一名士陈韪对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藐视，噎得对方哑口无言也是发生在李膺家中。
南阳人樊陵请求做李膺的门徒,李膺因其人品不佳而谢绝了。尽管樊陵后来依靠阿谀攀附宦官,做到了太尉的高位，当时的士人都赞赏李膺有眼光，樊陵反而被有节操的人深以为耻。
许昌人荀爽，字慈明，他是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的六叔。荀爽兄弟八人俱有才名，被时人称为“荀氏八龙”。荀爽是老六，但当时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之盛誉，可见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名士。荀爽有一次去拜访李膺,顺便为李膺赶车,回来后高兴地说:“今天居然为李君赶车了。”可见李膺被人敬慕到了何种地步！
东汉末年，宦官黑暗专权，垄断仕途，断了普通士人的进身之阶。当时京师的三万多太学生与各郡县的儒生上进无门，就团结在李膺这类“天下楷模”的名士、正直的官僚周围，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
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不怕风险，不怕豪强，不怕高官。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 品覈（hé）公卿，裁量执政。”这些“清流党”发出的尖锐深刻、 针砭时弊的社会舆论，就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些“清议”当时是很厉害的，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无人不怕这种“清议”。
“清流党”和“清议”发端于东汉末年，其影响力和声誉也是彼时最盛。此后历朝历代基本都少不了所谓“清流”或“清流党”，但是以明朝和晚清比较有影响力。
明朝中晚期﹐严重的政治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加深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被罢免的无锡籍官员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时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缓和统治危机﹐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应﹐形成了一种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他们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这个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主张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等。他们自诩“清流”，被政治对手称为“东林党”，其实也就是“清流党”。
不过后期东林党已背离宗旨，热衷党争，与“齐党”(以亓[qí]诗教籍贯山东而得名)﹐“楚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籍贯湖广而得名)，以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姚宗文等为首的“浙党”，还有安徽宣州人汤宾尹创立的“宣党”、江苏昆山人顾天峻创立的“昆党”等斗法不止，并借京察(明清两朝对京官的按期考核)等名义互为倾轧。
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以及基督式的悲壮殉难方式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所以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清流党”士大夫的，是明末东林党人，尽管他们总体上更多地偏爱空泛的行政改革，短于治国、治军，缺乏实际的治国才能。
当历史推进到晚清中法战争前后，“清流党”又在大清帝国回光返照的进程中凸显。清末的“清流党”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藻为魁首，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支柱，主要人物还有张之洞、邓承修、张佩纶等，他们多出身翰林，喜欢褒贬时政，标榜风节。
牛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动物，时人就用一头牛来来比拟清末的整个“清流党”方阵。李鸿藻、翁同龢为青牛（谐音“清流”）的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之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的尾巴，宝廷为青牛之牛鞭，王懿荣为青牛的肚囊，其余不重要的牛皮、牛毛甚多。”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因是三甲同进士出身，压根就没有入翰林院的资格，被晚清民史学家李慈铭讥为“牛毛上之跳蚤”。
我们先看“牛头”。李鸿藻，河北保定人，清同治皇帝的老师。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作为“清流领袖”，是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很多人因李鸿藻与李鸿章只有一字之差而误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李鸿藻与李鸿章非但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是政见不同的死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牛头”，而李鸿章则是“洋务派”重臣。李鸿藻曾策动“清流派”弹劾洋务派李鸿章。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甲状元，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家是江苏世宦，“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这位状元帝师，入阁军机最为人称道的是当刑部侍郎时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平反昭雪。翁同龢因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不睦。任户部尚书期间，一直在经费上死死卡住李鸿章想扩充北洋水师势力的企图。
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是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瘦”和“荒”则嘲讽在两位重臣的治理下全国民生凋敝、他们却拥权自肥的景象。
从“清流”初兴起，“张佩纶、张之洞”这二张就是中坚骨干，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可见其战斗力非常生猛。 张佩纶，河北丰润人，用其后来岳父李鸿章的话来说，张佩纶年轻时以笔作剑，横扫天下，犹如“太阿出匣，光芒逼人”。
他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奏片12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三分之一。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名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其劾去；这份名单里还可补上崇厚、王文韶等大佬，所以有人说张佩纶是“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外带一句题外话，他也是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号香涛，功高德巍后，人称张香帅。他在“清流”时上奏进谏的“搏击”力与张佩纶并驾齐驱，所谓言论风采，倾动朝野，一纸纠弹，百僚震恐。因此有讨厌此二人的说：“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
但是这位以谏诤、直言谠论为业的“清流”牛角在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后，迅速倒向洋务派，等到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华丽转身为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比肩李鸿章成为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转身之速，令时人瞠目结舌，纷纷讥其为“巧宦”。
“牛鞭”宝廷又如何？宝廷是满清贵族，他是努尔哈赤侄子——“铁帽子”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隶属满洲镶蓝旗，同治七年进士。他素喜狎游，好作纤俗诗词。
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当年应和毛主席《沁园春·雪》的一首和词中有“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纳兰容若即纳兰性德，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长子。大清王朝的满族文人，词苑霸主，首推纳兰性德；诗坛魁首，则是宝廷。他以名士风流自命，一生纵横于清流、美人与诗歌之间，遗留了许多谈资。
宝廷被唤作牛鞭，并非侮辱，这个鞭大致相当于西方议会制度下的党鞭。当然，民间传言牛鞭功效非凡，或许戏虐、影射其名士风流，嗜好蓄美纳妓的之癖吧！当年宝廷已经是正二品衔的中枢大员了，以礼部右侍郎充福建乡试正考官职，却因此次公差途中在浙江纳江山船女为妾，回京后上疏自劾，就此罢官。
牛尾陈宝琛，同治朝进士，早年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佩纶、张之洞、宝廷合称为“翰林四谏”（另一说为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还有一说为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和宝廷），甚得宠信。他曾给末代皇帝溥仪当过三年老师，清帝倒台后，他又冒死赴东北劝谏，试图阻止溥仪在日本人怂恿下建立伪满洲国。后世人评价晚清“清流党”人，论才气数张佩纶，论事功数张之洞，论名士风度数宝廷，论风骨，则数陈宝琛。
牛肚王懿荣，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 光绪六年进士，他曾三次荣任国子监祭酒（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的首脑），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太学师”。让他青史留名的是，他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这位宿儒酷爱金石之学，因对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感兴趣发现甲骨文，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晚清的“清流党”是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这个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长于奏疏，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也无真知灼见。由于他们不曾具体参与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务，因而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实际却是纸上谈兵，空洞无物。但是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誓死保卫疆域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识分子觉醒后变法图强，终于迎来了百日维新。
从历史的大时空来看，历朝历代的“清流”、“清流党”通过“清议”来针砭时事，品评人物，对政治施加影响，对缓和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俄内部矛盾、匡正得失，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
但在特定时期，也有少数士大夫借此沽名钓誉，所谓“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从抗议政治腐败变成了士人小圈子内重清议名声而不重真才实学和政治能力的风气，比如在西晋，就萌生出了“清谈”这个更为空虚的活动。
魏晋时期，迫于政治环境的高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当时的士族名流，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以度悠悠岁月。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当了骑曹参军连自己管多少马都不知道，还要拐着弯儿引用圣人之言来损人，自己还落了个“简傲”的佳话。
这种“清谈”乃至“空谈”误国误民的极端例子反过来归罪“清议”或“清流党”，当然是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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