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李鸿章：私人恩怨带来国家灾难？
在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主流历史知识教育中，晚清那段历史，内忧外患自不必说。以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一段历史来说，帝党和后党的斗法，主战和主和的矛盾，更是充次其间。帝党，当然以光绪皇帝为主，翁同龢是大将；后党以慈禧太后为主，李鸿章是大将。甲午一战，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李鸿章是大卖国贼，而翁同龢是大忠臣，似乎成了定论。
但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如此简单的标签。
古代有以籍贯称呼名人的习惯，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被称之为“李合肥”。 翁同龢是常熟人，当过户部尚书（古代司农官职管钱粮的），当了军机大臣后也分管户部，被人称为“翁常熟”。
道光二十七年（1847），25岁的李鸿章中进士，他的房师叫孙锵鸣，孙锵鸣这一房出了两位大人物，除了李鸿章，还有沈葆桢，是以有“朝中宰相两门生”之誉；孙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进士，他的座师叫翁心存。对于翁心存，李鸿章该叫一声“太老师”，在翁心存的小儿子翁同龢面前，李鸿章也执子侄礼，尽管他比翁同龢大七岁。
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云：“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于曾蔑如也。”二铭是翁心存的字，曾即曾国藩，蔑如，译作大白话，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王闿运当面嘲笑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到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鸿章笑而不答，他的笑，只能是苦笑了。
李翁两人的恩怨还要说到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已走向衰落，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上司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当地团练蝎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投降反叛，其危害比太平军和捻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妥善解决。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却不料这是苗借刀杀人之计，孙、蒙两人首级交苗以后，苗叛逆如初。
此时，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可翁家乃名门望族，翁父翁心存也是帝师。但曾国藩的奏折措词激烈，笔笔如刀，使皇帝和太后也无法为之说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奏章，正是出于李鸿章之手。
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翁父听到后气急身亡。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仇恨自此种下，不是不到，时候未到。
1894年，是甲午年，5月，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惨淡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那时，李鸿章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摇弋，并受日本邀请，停泊在日本海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脸色苍白，黯然不语。
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战备品如此奇缺，这个仗怎么打？
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 史载：1891年（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
“解部充饷”的目的，依主流史学的说法：是为了给慈禧太后庆寿，用来修建颐和园了。
修建颐和园银子的来历，1894年的《申报》（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六日）这样说：“今岁恭逢皇太后六旬万寿……在廷王公大臣，外省将军督抚，以及实缺提镇司道，各抒報效之忧。……”
事实上，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的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己承认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而在修建颐和园及为太后祝寿的策划中，翁老师都是积极的倡言者及推动者，目的是尽早结束太后与皇帝之间的“传、帮、带”现状，让老佛爷早日退居二线。
除了这一点政治需求之外，翁同龢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也起到了重要影响。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清廷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
光绪十七年户部“解部充饷”后，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能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
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可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同样是翁同龢不给钱，说是没用的浪费。北洋预订下来的高速巡洋舰被日本人买去了（就是甲午海战中大出风头的吉野号）！
到了甲午年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张骞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专门对此进行记叙。王虽只是一名举人，却知敌强我弱，不宜开战。而军机大臣翁同龢却笑其书生胆小。对于战争结果，翁同龢不以为然，他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胜败不是翁老师关心的，等着收拾李大人才是目的，说不定败了更有收拾他的理由了呢。
甲午战争实际是李鸿章所能调动的北洋水师及淮军陆军（4——5万人）与整个日本帝国作战，平壤作战的叶志超就是淮军嫡系。战前南洋水师有艘船在阅兵时借到北洋水师，战争中被缴获，南洋事后还写信给日军，说我们船是被借到北洋海军的，战事与我们无关，请归还。
开战之后，中国屡败。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我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光绪二十七年，拳乱平息后，李鸿章再次作为“卖国贼”，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签后吐血两次，临终一折“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
李鸿章遗詩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内尘氛犹未靖，诸君莫做等闲看。”
李鸿章在贤良寺去世前，起身欲语，竟无声，眼角两行清泪，殁年78岁。
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宁可亡国，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说句清流误国，都是轻的。
难怪恭亲王在1898年临终前，直白告诫光绪皇帝，翁同龢其实是国家的罪人。
戊戌变法前，虽然康有为系翁保荐而来，但光绪仍亲自下旨让翁开缺回籍。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帝（慈禧）下旨“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时人王照作诗一首：
“当年场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
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赢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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