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开始了明治维新，国家逐渐富强了起来，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与此同时，深受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的中国逐渐发现了西方的强大，开始发愤图强，清政府组织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水师。
日本对外扩张最大的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将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扩充军备，以清政府的北洋水师为奋斗目标，想建立一支东亚最强大的海军，1894年，日军与北洋水师围绕朝鲜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史称“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人们在分析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第一个要追究责任的就是李鸿章，因为北洋水师是由李鸿章一手创立的，一应军务也一直是由他全权负责，对于战败自然是要负主要责任，这个无法否认，然而除了李鸿章，还有一个人也要负主要责任，那就是清政府的钱袋子——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在历史上并没有李鸿章那么出名，他是咸丰年间的状元，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曾担任过刑部右侍郎，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就是由他平反，他在光绪年间曾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深受光绪皇帝器重，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多次因军费问题弹劾北洋水师。
据史料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翁同龢曾上书光绪帝：北洋水师已颇具规模，如今国家财政度支艰难，请求暂停北洋水师向国外购置军火。所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没有收到户部任何财政拨款，导致军舰老化，行动笨拙，很多炮弹甚至都没法发射，而日军的军舰早已领先北洋军舰一大截，不仅行动快而且射程远，例如著名的日本军舰“吉野号”，曾击沉多艘北洋军舰。
其实在甲午海战初期，北洋海军的劣势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屡战屡败，慈禧太后知道后很害怕，专门派翁同龢去天津找李鸿章问对策，李鸿章看到翁同龢非常生气，他对翁同龢说：“翁师傅负责管理国家财政开支，每次北洋水师申请军费都被你驳回，如今遇到大事了你过来问我的军舰，你觉得这些军舰现在还靠得住吗？”翁同龢说：“你作为臣子就应该尽忠尽责，既然事情这么紧急，当初为何不多申请几次呢？”李鸿章说：“朝廷认为我跋扈，谏官们认为我贪婪，如果我不依不挠，如今还能安然的站在这里吗？”
翁同龢显然是不想背这个责任，前文说过，他当初给光绪上奏暂停北洋军费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北洋水师已经很强大了，二是国家财政紧张。第一个原因显然没有说服力，强大是需要军费来维持的，翁同龢为官那么多年又是主战派，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第二个原因是说财政紧张，这个是事实，清政府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洗礼，加上国内农民起义不断，财政收支早已失衡，加上慈禧太后又要修园林又要做寿，确实没有钱可以支出军费。 但这也不能成为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清政府是有向国外银行借款的，不可能一分军费都筹不出，那么翁同龢为什么要在军费上刁难北洋水师呢？其实他的刁难目标并不是北洋水师，而是李鸿章，因为他们有恩怨。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从政治立场来看，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派的领袖，一直反对慈禧太后擅权，而李鸿章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是“后党”派的重臣，二人分属不同的派系，是政敌，自然要互相打压；从个人恩怨来看，李鸿章早年曾与曾国藩一起弹劾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守城不力，翁同书被发配到西北三年后病死，翁同龢一直对李鸿章心存怨恨，甲午战败后他就曾上奏光绪帝将李鸿章斩首。
也就是因为心中对李鸿章的这份成见，加上财政紧张这个永远无法被反驳的理由，翁同龢在北洋水师军费上处处刁难，致使北洋水师军备渐渐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也趁着这段时间购买了大量的新式军舰，此消彼长之下，甲午战败是必然的结果，翁同龢必须要负主要责任，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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