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若用來形容陳寅恪與20世紀上半葉新文學作家關係，不但應補上司馬遷的一句“亦各從其志也”，而且似乎“亦可為謀”。
有些人常以現代人思維方式看待那時的文人交往，認為既然陳寅恪思想相對保守，被視為“文化遺民”，又主要從事中古歷史和古代文學研究，理應和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他們的文化觀和文學觀也必然對立。
其實不然。陳寅恪與胡適、魯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過較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許地山等甚至可稱為莫逆之交。就他們而言，思想和學術上的分歧，並不妨礙私交很好，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學人的人品和學問如何——當然如果在治學上有共同語言或交叉之處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陳寅恪而言，他判斷一個學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卻上述兩點外，還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學有淵源，也就是極為看重這個學人的家學或師承傳統。
首先說陳寅恪和魯迅的交往，陳寅恪常被視為民國時期遺老遺少人物，而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他們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1902年與魯迅同船赴日本留學者就有陳寅恪和其大哥陳衡恪，而帶領他們出洋者是陳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魯迅上學的礦物學堂任總辦，自然是魯迅的老師。此人思想開明，屬於新派人物，魯迅在《朝花夕拾》中這樣描述他：“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魯迅後來棄醫從文，應該和受到俞明震影響有一定關係，魯迅在日記中也一直稱其為“俞師”。魯迅與陳寅恪兄弟到日本後又同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直到1904年畢業。魯迅和陳衡恪回國後，又同為教育部職員，此時陳衡恪在書畫方面已頗有名氣，但和魯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後來陳衡恪成為民國有名的大畫家，甚至齊白石也是在其推薦下才逐漸被世人所知，所以齊白石曾多次表示陳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樂，不過陳衡恪和魯迅卻一直保持好友關係，直至其患病去世。查魯迅日記，中有很多他與陳衡恪一起逛古玩店、書店、互贈禮品和吃飯的記錄，魯迅甚至為了替他人請陳師曾代寫壽聯，竟然“攜至部捕陳師曾寫訖送去”，這一個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現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至於陳寅恪，由於小魯迅9歲，魯迅大概一直視其為小弟弟，不過周氏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和第二冊出版後，魯迅還是送給陳寅恪一套，並鄭重記入日記。後來陳寅恪遠赴歐美留學多年，魯迅則在五四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併成為領袖人物，兩人交往自然停止。儘管陳寅恪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對新文化運動持有異議，卻從未對魯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評價。但他們的緣分並未結束——陳寅恪任教清華期間已是大齡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篔介紹給他，兩人相識不久，即很快結為夫妻。除卻兩情相悅因素外，其實也和陳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門第有關，因為這唐篔說起來也是名門之後，其祖父唐景崧曾為臺灣省巡撫，而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曾為湖南巡撫，恰好算是門當戶對。且說這唐篔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算起來還是魯迅的同事，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罷。20世紀50年代許廣平南下香港途經廣州時，還特意去中山大學看望唐篔，此為後話。
魯迅一生冷嘲熱諷罵人無數，卻沒有罵俞明震，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發表過陳寅恪幾篇文章，魯迅也曾撰文對吳宓和《學衡》百般嘲諷，卻對陳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他和陳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關。不過這也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為何沒有諷刺陳寅恪，因為對同時代的很多老鄉、老友，魯迅都會因思想見解上的分歧進行批評甚至與其徹底決裂，如錢玄同、林語堂等，所以陳寅恪和魯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為魯迅不批評陳寅恪的理由。此外，在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中，除了陳寅恪其餘三人都曾遭到魯迅的辛辣嘲諷，儘管他們或者是魯迅青年時崇拜的對象，或者是魯迅的同鄉兼國學大師。看來，決定魯迅沒有批評嘲諷陳寅恪的原因，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陳寅恪的學問和人品無可挑剔外，也與兩人精神氣質上很是相似有關。已有學者指出，20世紀精神上最痛苦的兩個文人，就是魯迅和陳寅恪。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有著終生揮之不去的悲涼，也即魯迅在評價寶玉時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唯寶玉而已。”
此外，就學術專長而言，魯迅雖主要成就在創作，卻以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地位。而陳寅恪雖主要研究中古歷史，卻也曾對古代小說演變有精深研究，在這方面兩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並未公開，而是採取一種我稱之為“潛對話”或“間接對話”方式呈現，對此筆者曾在拙著《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中有所論述，此處只簡單提及。例如陳寅恪曾撰寫系列文章論述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影響，並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以告世之研究小說源流者”等等，這些話顯然並非泛泛而談，而是別有所指。陳寅恪這些文章大都發表於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已經問世，而胡適等也在從事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考證工作，他們二人也是那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成就最大者，所以陳寅恪應該是以委婉方式建議他們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說對他們研究中的某些觀點提出異議。
至於陳寅恪和胡適、傅斯年以及朱自清的友情關係，有關文章已經很多，此處不贅，單說陳寅恪和俞平伯、戴望舒和許地山等人的交往。
俞平伯是晚清文化大師俞樾的曾孫，俞樾當年科舉應試時曾以一句“花落春仍在”博得曾國藩賞識，認為這一句是當時中國文化發展趨勢的極佳象徵，遂力排眾議將俞樾拔為第一，俞樾為此終生感激，並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春在堂”。而俞樾的得意門生之一就是章太炎，儘管兩人思想上有分歧，但學術上毫無疑問章氏才是俞樾最佳的繼承者，而魯迅就是章太炎的弟子。當年俞樾曾和曾孫俞平伯合影，後俞平伯把此照片複製件託人轉贈給魯迅，此事極具象徵意義——如此從曾國藩到魯迅這數代中國文人之發展脈絡就已貫通，而他們之命運又幾乎與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變遷同步，說來令人嗟嘆不已。
說到陳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則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他們同在清華任教之時。俞平伯有《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一文回憶道：“昔於戊辰(一九二八)春，與陳寅恪共讀韋莊《秦婦吟》，寅恪屬(囑)我寫一橫幅張諸壁間，以備諷詠，又作一文載一九三六年《清華學報》，後於庚辰(一九四○年)四月在昆明印為單行本，改名《秦婦吟校箋》。其中論點多與疇昔傾談有關者。”其實他們的相識本應更早，即在1920年俞平伯和傅斯年等同船赴歐洲留學之時，那時的陳寅恪也在歐洲留學。不料俞平伯到英國沒有幾天，竟思家心切要返回國內，傅斯年趕到船上勸阻也沒有用，為此傅斯年還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示愧疚。其實這對俞平伯而言並不奇怪，他自幼到大學畢業從未單獨在外生活，獨立能力很差，所以他返回國內後一兩年又去美國，結果不到一個月同樣是提前返回。
後來，陳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還因俞樾的《病中囈語》更加緊密——那是俞樾臨終之際寫的一組預言詩，其中對200年來的時局預測很是準確，一時引起世人驚奇。1928年陳寅恪應俞平伯之請，為俞樾的《病中囈語》寫了一篇跋，其中寫道：“曲園先生病中囈語不載集中，近頗傳於世。或疑以為偽，或驚以為奇。疑以為偽者固非，驚以為奇者亦未為得也。天下之至賾者莫若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而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詩之作，在舊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歲，蓋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當時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禍之將屆，況先生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值其氣機觸會，探演微隱以示來者，宜所言多中，復何奇之有焉！”。最後，陳寅恪極為感慨的說：“嘗與平伯言：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託命於非驢非馬之國，其所遭遇，在此詩第貳第陸首之間，至第柒首所言，則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誦之玩之，譬諸遙望海上神山，雖不可即，但知來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紓憂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
再說陳寅恪與著名的“雨巷詩人”戴望舒的交往。1941年，困居香港的陳寅恪，在閱讀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之《俗文學》週刊上刊登之吳曉玲的《〈青樓集〉作者姓名考辨》一文後，給戴望舒寫信稱讚該文“論據精確，欽服至極”。當時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島日報》的《俗文學》週刊，在第一期《編者致語》中說明了辦刊目的及取稿原則：“一、本刊每週出版一次，以中國前代戲曲小說為研究主要對象，承靜安先生遺志，繼魯迅先生餘業，意在整理文學遺產，闡明民族形式。二、本刊登載諸家對於戲曲小說研究最近之心得，以及重要文獻，陳說泛論，概不列入，除函約諸專家執筆外，並歡迎各界寄稿。”當時的香港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如陳寅恪、容肇祖、孫楷第、柳存仁、趙景深、吳曉鈴、馮沅君等等，《俗文學》也就成為他們發表文章的陣地。而陳寅恪和戴望舒的交往除卻後者當時是編輯這一因素外，也和戴望舒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關，其成果在戴望舒去世後由吳曉鈴整理編成《小說戲曲論集》，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吳曉鈴為此評價戴望舒“從遺稿裡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細如髮的、一絲不苟的、嚴肅認真的態度和精神”，“他是在跟隨著魯迅先生的《小說舊聞鈔》和《古小說鉤沉》的步伐在前進著。”
這吳曉鈴為遼寧綏中縣人，自幼酷愛古典小說和戲曲。一九三五年由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轉入北大中文系，一九三七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他一九三八年受聘於西南聯大中文系，在戰爭環境下依然撰寫了許多專業論文，《〈青樓集〉作者姓名考辨》就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一篇。在此信中，陳寅恪指出《青樓集》序中所謂“商顏黃公之裔孫”，其實就是指《青樓集》的作者元代的夏庭芝，因為“商山四皓”中有夏黃公一人，所以夏庭芝自然可以視為其後裔。夏庭芝字伯和，號雪蓑漁隱。據書前的序，雪蓑漁隱姓黃，名字不詳，應為明朝官宦子弟。因元朝異族“百年未已，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故作此書，使“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該書記錄了元大都、金陵、及江浙一帶歌妓、藝人110餘人的事蹟，特別是她們在雜劇、諸宮調、舞蹈和器樂方面的才能，同時還記錄了她們與當時一些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的應酬和交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元代戲曲的繁榮狀況及藝人生活情景。按照陳寅恪的說法，也該算是一部“頌紅妝”之作。後陳寅恪寫《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此書的影響。如其中“張怡雲”條，所寫張氏才華儼然與陳端生、柳如是不相上下：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雲：“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為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頭》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酧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雲：“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腔》，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再說所謂“商山四皓”，指秦末漢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東園公唐秉、甪里先生周術、綺裡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四位著名學者。他們不願出仕，遂長期隱居在商山(今陝西省商洛市境內)，待出山時都80有餘，眉毛皆白，故稱為“商山四皓”。不過，據陳寅恪此信所言，他認為其實“綺裡季”應為“綺裡季夏”，“夏黃公”應為“黃公”，屬於斷句之誤，如此則《青樓集》序中稱作者夏庭芝為“商顏黃公之裔孫”其實錯了。至於出現此類現象原因，當與古人抄書時手民誤植有關。此外，陳寅恪還拈出《陳留志》和《崔氏譜》，說夏黃公當為崔姓。不過陳寅恪也指出，這些其實與吳曉玲此文所關注問題無關，可以“置之不論”，“不必多贅”也。其實筆者以為陳寅恪寫此信，很有可能是“商山四皓”的隱士身份引起其弔古傷今之情罷。再就是下面這篇《青樓集·序》大概會引起他的關注，特別是在社會動盪、文人多受顛沛流離之苦時代：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已。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掩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並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蓑者，攜《青樓集》示餘，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餘奚庸贅？竊惟雪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惜乎天憗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尚奚憶哉。今雪蓑之為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時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謹序。
筆者以為，這序言也許會引起處於困厄之境陳寅恪的感慨罷。彼時的陳寅恪，英國牛津去不成，雲南西南聯大回不去，生存條件之惡劣，其平生從未有過。更重要的在於，儘管“時有否泰，分有窮達”，陳寅恪卻不能如很多元代文人那樣“才或不羈，行或不掩”，所以才會倍感痛苦。聯想到前文陳寅恪對自己從事學術研究所需之基本生活環境的慨嘆，使我們不能不對那個時代的文化大師表示由衷的敬意。
最後說一下《落花生》的作者許地山和陳寅恪的交往。很多讀者都因一篇《落花生》知道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地山，知道他是新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卻可能不太清楚許地山還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在宗教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的《道教思想與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際論》《道教源流考》等論著都是研究宗教學的開創性學術成果。並得到陳寅恪的高度評價。陳寅恪曾撰《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一文，對其宗教史研究極為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至於兩人的私下交往，則首推許地山向香港大學推薦陳寅恪任教一事。那是在1940年，陳寅恪應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之聘，從昆明赴香港，準備由此轉赴英國，但由於戰亂被迫滯留香港，一時連生計也成為問題。許地山獲知此事，即親自到賓館看望陳寅恪，見其女兒有病就馬上把她們帶到自己家照料，然後極力向港大校方推薦陳寅恪為中文系客座教授，以解決陳寅恪的生計問題。他在寫給港大校長的英文信中說，陳寅恪是著名學者，其中、外文著作不時出現於美國和日本等國的重要學術刊物上，並指出陳寅恪可以為本科生講授唐史專題以及作學術演講等等。等陳寅恪應聘港大後，許地山又特意主持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儘管陳寅恪在香港時間不長，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是在香港大學完成。後來陳寅恪要到西南聯大任教，但妻子唐篔患病無法同往，陳寅恪只好把妻子和女兒託付給許地山照料，後來陳寅恪大女兒對這一段港大生活有極為感人的回憶，其中充滿對許地山及家人的感激之情。也正因為他們兩人有這一段患難之交，所以當許地山去世後，陳寅恪特意撰寫了感情真摯的輓聯：“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其下聯所提及就是陳寅恪將妻女託付給許地山之事。至於上聯的“蕭寺屬文”，是說許地山喜歡待在幽靜的寺院看書撰文，常去地方包括香港的青山和大嶼山的寺院。彼時陳寅恪從香港返回內地後不久，恰逢七夕，陳寅恪觸景生情，聯想到許地山去世，曾賦詩一首悼念：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
香江乞巧上高樓，瓜果紛陳伴粵謳。
羿殼舊遊餘斷夢，雁山佳節又清秋。
已涼天氣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
不是世間兒女意，國門生入有新愁。
說到這裡其實他們兩人還有一件發生在寺院的趣事。據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回憶，當年他在清華國學院學習時，有一次伴隨陳寅恪遊覽北京西郊的大覺寺，這大覺寺又稱西山大覺寺或大覺禪寺，始建於遼代鹹雍四年(1068年)稱清水院，後改名靈泉寺，明重建後改為大覺寺。當蔣天樞隨陳寅恪進到大覺寺正殿中，發現有一人“攀援屋棟旁，正在端詳審視，若甚用思者”。等到此人跳下來才知道是許地山，而許地山看到陳寅恪及蔣天樞後也不禁大笑起來。原來那時許地山正在研究古代建築內部結構以及一些裝飾特點等，所以才會爬到上面進行觀察。之後許地山即陪同陳寅恪繼續遊覽西山各處景點，直到傍晚數人才返回市內。由於這是蔣天樞第一次看到作為老師的許地山有如此奇怪之舉動，所以印象極深，並終於在數十年後將此事寫入《師門往事雜錄》之中。
即便學術上有分歧，文學上流派不同，但那些真正的大師級人物，依然既可以維持很好的私交，又在學術上互相切磋質疑——卻不會互相貶低甚至惡意中傷，更不會以誣陷他人、踩著別人身體往上爬方式混跡於學界。他們儘管見解不同，卻都因高尚的人格和氣節，博得後人的尊重和敬仰。就陳寅恪而言，他對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有所非議，這是事實，但並不代表他就必然輕視那些用白話創作者，事實上對於學術和人品俱佳者，陳寅恪也樂於與之交往。而如果這些從事新文學創作者又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所創穫，則更能引起陳寅恪的重視乃至尊重，魯迅是如此，胡適是如此，其他如俞平伯的紅學研究、許地山的宗教研究、朱自清的古代文學研究以及戴望舒的古代小說研究均屬這種情況。加之他們的人品或者說私德值得佩服，陳寅恪與其交往甚至成為摯友就很自然了。
嗟夫，“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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