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南京與現當代文學史

1957年，在當時南京的文藝界，有一群年輕的作家，因為“雙百方針”的關係，他們以為形勢一片大好，於是居然合在一塊，想自己創造一番文化事業。但這個事業還沒有起步，就已經受到了阻撓，胎死腹中了。這些年輕的作家們日後有些人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但每一個人在以後的幾十年裡，都有非常坎坷的遭遇。他們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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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與南京

我們接下來再探求另外一個可能性。我們居然發現，張愛玲和南京也有很多的關係。任何有關文學的演講都少不了張愛玲。所以今天，我很努力地找到了南京和張愛玲的關係，而且這個關係還蠻深的。我們發現，原來張愛玲在她中年的時候，有一個最重要的小說《半生緣》，它的故事就發生在南京。南京是顧曼楨和沈世鈞開始戀愛的地方，要經常迂迴於南京與上海之間的這段戀愛談得高潮迭起，談得蕩氣迴腸。而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的家族和南京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因為她的外祖母李菊耦的父親正是李鴻章，而李鴻章當時的整個家業都在南京。之後，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也在南京有了家產。據我個人的研究，李鴻章的祠堂還有張佩綸的故居都是以一個十分殘破的狀態仍然保留著。這是某種象徵性的意義對晚清這樣一個構成的致敬。但我們記得更清楚的可能是，在1943年11月的《古今》雜誌上，出現了張愛玲的小說《封鎖》。當時，在汪偽政權下任職的胡蘭成有一天翻開雜誌，看到了《封鎖》這個故事，驚為天人。於是，開始了的張胡之戀。所以張愛玲和胡蘭成，以及我們永遠難忘的南京，他們總算髮生了關係，所以我們也覺得安心了。

但是，為什麼1967年在我們今天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呢，話又繞回來了，因為1967年，張愛玲和他的第二任丈夫賴雅居然因緣際會有了機會來到哈佛大學做了兩年的駐校作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很驕傲地說，張愛玲和哈佛大學也有關係。在哈佛大學，張愛玲完成了她對《十八春》這個故事的修訂，我們知道《十八春》是張愛玲在1951年留在大陸的最後幾本小說中的一本。這本小說，原本有許多相當正確的政治成分在裡面，可是，日後她不太滿意她的《十八春》，所以經過了許多年的修訂，到了1967年《半生緣》出現了，故事的梗概還是相似的，但是整個故事的行進和運作更為合理，讓我們覺得更為迂迴不已。到了今天，我們知道其中有兩段最著名的話：

“我們回不去了。”

“我要你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個人是等著你的，不管在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反正你知道，總有這麼個人。”

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和南京是有著淵源的。那麼同時呢，連接著張愛玲，我們也來說說另外一位重要的作家白先勇。他的最有名的一個短篇小說《臺北人》裡面的《遊園驚夢》的最重要的背景其實不是臺北而是南京。對於白先勇來講，《臺北人》這樣的一個小說，它的底色是以南京為基礎的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到臺灣之後那一代大陸人的心影的寫照。而這個故事又何嘗不是白先勇自己的故事的一個延伸版。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曾經是國民黨時期最重要的將領之一，而白先勇也曾經在1946年之後在南京住過一段時間，所以，他對於南京的熟悉是有親身體會的。幾十年過去了，《遊園驚夢》真的讓我們想到，我們的人生彷彿春夢一場。這是我們連帶張愛玲所聯想到的一些可能。

02

葉兆言與南京

現在來到了第十個所謂的關鍵時刻，時間到了當代文學時期，我們有太多的選擇，我們知道南京的作家是一群特別精彩的作家，那麼特別選擇了葉兆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是地道的書寫南京的作家，而是他有一部作品《夜泊秦淮》真是說中了南京憂鬱的那個抒情的層面上最精彩、最精緻的片段。這部中篇小說集是由四個故事組成的：《狀元境》、《追月樓》、《十字鋪》、《半邊營》，這四個故事聯合在一起，講述了民國時期南京庶民生活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歷史。用“鴛鴦蝴蝶派”的方式寫作在南京生長的匹夫匹婦們，在南京的這些遺老遺少們，他們所經歷過的悲歡歲月，他們所曾經經歷過的各種各樣的啼笑因緣。所以，《夜泊秦淮》是以詩意的方式所呈現的南京故事的一個高潮。講到《夜泊秦淮》所謂的“秦淮”二字，當然就浮上了我們的心頭，這條河成為南京一個重要的地標。

1923年，有兩個年輕的五四青年，一位叫俞平伯，一位叫朱自清，他們也來到了秦淮河畔，夜遊秦淮。回家之後，兩人各寫了一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兩人的性情也由兩人的作品可以看得出來。而過了許多年之後，當葉兆言來寫《夜泊秦淮》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了“五四”的那種所謂的豪情壯志，當年的人道主義精神全部都付之流水了。時間已到了80年代的末期了，在“文革”之後的十年，回首民國的時光，葉兆言的心事，其實是非常委婉、非常曖昧的，有一點點懷舊，有一點點一切都已過去了，又有一點點像是異國情調的南京，等等。所以，那種低迴婉轉的風格，我個人覺得也許在某一意義上，又襯托出南京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心事。

這個城市，真的是經歷了太多的滄桑，在現代來到之前，在現代的這幾十年裡，南京所經過的風風雨雨，一切都讓他過去吧，“夜泊秦淮”。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故事，葉兆言最後想寫出來的這個“桃葉渡”，幾乎有一點要超越的宗教情懷，來超越南京“秦淮”的這些作品到底沒有寫出來？也許因為沒有寫出來，才有了更多的小說、更多的故事。所以，這是我認為葉兆言在這個時間點上所帶給我們的意義。

03

先鋒作家與南京

現在，到了今天報告的最後一個關鍵詞，我希望今天的演講是以一個比較積極的方式來結束，而不是在懷舊的過程中來結束。所以，我最後要表揚一下我們的年輕作家，一位是朱文，一位是韓東，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因為在1980年代當先鋒主義在中國文壇風起雲湧的時候，這兩位作家仍然處於年輕的、蓄勢待發的階段，所以我們談到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文學時，韓東和朱文可能並沒有什麼舉足輕重的位置。

但是在90年代，卻居然有幾位以南京作為據點的作家，以他們特立獨行的風格、以敢於與時代說不的精神，來展現出他們自己對於文學、藝術創作的信念，而這個信念的一個高潮就是1998年所謂“斷裂”的文學事件。這個事件，坦白地講，並不是一個成功的事件。在這一年五月，朱文和韓東他們擬定了一份問卷調查表，向當時五十位所謂年輕的文化人來探問他們對於當代中國文藝界的各種機制的一種評判、對於中國當前的那些文化風潮的回想，當然語氣是激烈的，結論是質疑的。他們希望和這個時代作出一種了斷，我覺得到了1998年的時候，不是上海的作家，不是北京的作家，不是中國任何一個其他地方的作家，而是南京的兩位作家有這樣一種勇氣站出來說斷裂，我想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並沒有預期的那麼轟動，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斷裂，或者事件之後，這些作家不得不和現實的各種社會政治機制有所妥協。可是在世紀末的前一刻，這兩個人所做出來的反叛的姿態，再次讓我們想到南京除了在《夜泊秦淮》那種幽微的心事裡面有所表露之外，南京的作家也可能有他們另外一種非常強烈的意志、一種時新的先鋒鬥志，來和這個時代繼續作出角力。一直到今天，不論是朱文，還是韓東，再次說明了在南京的文壇裡有一種深藏不露的底氣。而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底氣讓我們瞭解到這個城市所烘托出來的文化命脈是仍然在持續的。

我在剛才用了十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來說明我自己對於文學裡的現代的南京的歷史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我的看法當然是不周延的，我所謂的關鍵時刻當然是一種武斷的選擇，但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我希望用關鍵這個詞能夠再一次打開，而不是鎖定對於歷史、文化發展的各種各樣的看法。在這裡我不必諱言，在這樣一個看待文學史的方法上，當然有我個人和目前中國國內文學史的一個對話的動機。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學史，基本上是大敘事，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一種方法，反其道而行，它拒絕了一以貫之的大敘事的方式。它企圖以一種零散的觀點來作為進入歷史的一個門路。但一旦你選擇了你的觀點的時候，你又把這些似乎是零散的觀點作為你看待

歷史的一個輻輳點，每一個關鍵時刻可能的意義上都會開放出更多的連鎖的關係。在這樣的意義下，每一個時間的關鍵點都可以延伸出去，作出很多不同的對於南京文學、歷史的進一步的思考。儘管我沒有提到很多我們熟知的一些南京的事件或文學的成就，但是每一個點似乎在隱隱地昭示著我們，只要我們繼續從每一個點追蹤下去，這個點所輻射出來的一個非常複雜的脈絡，仍然會給我們更多對於南京的體驗。這種做法，在中國的傳統裡也有它的淵源，所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可能是有很多層面的可能性。正是因為我們掌握了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打開了這個關鍵時刻，我們讓各種各樣的思維、各種各樣的歷史脈絡，再一次活躍在我們的眼前。

p.s.本文為王德威教授在南京大學的演講節選。王德威，學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後任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1986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助理教授；1990年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2004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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