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減稅法案註定會產生全球性影響，中國在這樣的外部競爭壓力之下，應該是變壓力為動力，順勢有為，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兩國在減稅的理論和政策實踐方面，有著非常明顯的一致性。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美在稅制方面有重大的差異。中國減稅減負，一定要從整體來把握，從全景視覺來觀察，把減稅減負與深化機構改革、部門行業改革、幹部作風建設等聯繫起來，否則很容易落入“盲人摸象”的片面性。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還要考慮兩個重點：一是深化機構改革，降低行政運行成本和制度成本，二是規範發展PPP，藉助社會資本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關鍵詞：特朗普；減稅法案；中美貿易摩擦；機構改革；PPP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17年底簽署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法案從2018年1月開始實施。根據這份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現在的35%降至21%，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大部分稅率有所下降。初步預測顯示，未來10年該法案將讓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增加1.46萬億美元，平均每年推動經濟增速提高不到0.08個百分點。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經濟艱難復甦的時刻，美國減稅法案對全球經濟將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將如何應對特朗普減稅法案衝擊，這些疑問在國內已引起了研究界、實際工作部門，特別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層面的高度關注。作為研究者，應儘可能全面瞭解情況，做一些具體的分析，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一、順勢有為策略
對特朗普減稅的這一套做法，我認為應有一個總體來說比較正面的評估：特朗普把減稅作為他履職總統後抓的調整重點，比較靠譜。雖然目前國內外對他這個人還有激烈的不認同看法，他做的有些事情靠不靠譜，我們還不好做更多的判斷，但是他在經濟方面所強調的一個減稅、一個加大美國基礎設施投入的力度而實現更新換代，都很靠譜。
當然，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很有力度的減稅會產生所謂的外溢性，這對於其他經濟體，則表現出的就是衝擊性。在全球化現有大格局之下，這個外溢性和衝擊性，無非就是要素流動在合作和競爭中會受到影響，更多的要素有可能被吸引到美國國內去。因此，有評論說特朗普減稅註定會產生全球性影響，或引發新一輪貿易爭端。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將對6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稅。中國在這樣的外部競爭壓力之下，我們自己是別無選擇的，應該是變壓力為動力，順勢有為，做好自己的事情，在爭取順勢而為取向之下在“可做之事”空間內有所作為。
二、把握中美異同
在認識上，中國和美國在減稅的理論和政策實踐方面，其實有著非常明顯的一致性。美國曆史上的最著名減稅，是里根當政時期的那一套減稅方案，受到了供給學派的一些理論支持。從實際效果看，雖然也有爭議，但總體評價是相當正面的。在我們瞭解的材料裡，里根甚至被稱為羅斯福以後排在最前面的社會評價最高的總統。
在中國，其實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確立了減稅讓利的方針，並以此力求讓企業活起來。實際上我們在具體的某些稅收的負擔減輕方面，已走在美國前面。比如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併”（將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的稅法和條例的有關內容進行合併，制訂一部統一適用於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法）以後，標準稅率是25%，已經明顯低於美國在特朗普減稅之前的水平。
如果說中美繼續在這種一致性的減稅方向上做出優化調整，雙邊都取得進一步的成效顯然是大概率事件。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過去五年，在財政收支矛盾較大情況下，著眼“放水養魚”，率先大幅減稅降費，分步驟全面推開營改增，結束了66年的營業稅徵收歷史，累計減稅超過2萬億元，加上採取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清理各種收費等措施，共減輕市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2018年將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全年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一個年度要為市場主體減稅8000多億元，減輕非稅負擔3000多億元，就是要進一步讓企業輕裝上陣、聚力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中美兩國在稅制方面有重大的差異。如果中國在減稅的努力上簡單地照貓畫虎，效果不會好，將“畫虎不成反類犬”。但是，我們從一般輿情的反映上來看，市場主體、企業，往往更容易傾向於人家怎麼減、咱們也應學著來。從專業人士分析來說，我們不能滿足於這樣一種有壓力以後的簡單模仿。說得重一點兒，如果簡單地效仿特朗普減稅，我們很可能就走上中國古語所說的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狀態了。比如，我們的企業所得稅再往下降，空間雖有，其實已不大了，因為標準稅率已到25%，我們的中小企業早已經明確整個“十三五”期間繼續實行減半徵收，即12.5%，高新科技企業也早早就是15%的優惠稅率了。再把25%減到20%，對企業能有多大幫助？有幫助，但實際受惠面比形式上看來要小得多。個人所得稅方面，當然要說減稅，提高個稅起徵點，很多人聽到後都拍手稱快。但實際上，在中國個人所得稅這些年已是很邊緣化的一個稅種。在將近14億人口的大國，國民實際上受個稅的超額累進調節的，主要是工薪階層，而且只有幾千萬人，佔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不到7%。
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則很有份量，佔聯邦政府收入的將近一半，2016年是47%。聯邦政府另外一個收入主要來源是工薪稅，跟社會保障體系結合在一起，也是個直接稅，與我國的“五險一金”繳納類似，但是稱為稅的徵收。順帶提及一下，中共中央近期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已將我國各種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中美兩國的情況差別太大了，走向現代稅制，在減稅大方向一致性的同時，一定要注意中美之間的重大差異。
三、全景考察減負
中國要繼續減輕市場主體、企業的稅負以及自然人的稅負，一定要從整體來把握，從全景視覺來觀察，否則很容易落入“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只說到某一點，不及其餘。比如，多年來經久不衰、一輪一輪熱議的調高個稅起徵點，就像是盲人摸象，只看到了一點，即常人最容易理解的一點。不斷有企業家登高一呼，應該把個稅起徵點提高到一萬，每每還贏得全場熱烈鼓掌，也因而可提高他的社會知名度。甚至，還有人說應提高到三萬。這樣喊口號非常容易得到人們的叫好，但實際上如果從專業角度來說，稍微測算一下就知道，真的按照一萬來提的話，還有多少社會成員能與個稅有關，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效果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為了避免盲人摸象，我們必須在看清楚全景圖以後，抓住與減稅減負最關鍵的配套改革來形成全面認識。
首先，減輕企業和社會成員負擔，正稅的減降還有多大空間。我國現在有正稅18種，哪些稅種還能降低？先說最主要的增值稅，可以再往下降低它的標準稅率或者總體稅負水平，但是空間確實有限。在政府職能履行過程中，有一個“財政三元悖論”，也就是說受到減稅、政府赤字與控制政府舉債、政府增加公共服務這三者權衡的客觀制約。這三個目標老百姓都非常贊成，但三個目標放在一起，不可能同時實現，充其量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項。在這個制約之下，正稅的減降，必須考慮整個政府職能如何履行和整個稅制怎麼優化。再看所得稅，實際上稅負再下調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小微企業提高簡易徵收辦法的起徵點，不是不行，但對每一家企業真正的幫助是微乎其微的。在研發投入方面，把稅基抵扣175%係數再往上提，哪怕提高到300%，可以具體測算，對一般的企業來說也很有限。
其次，需討論“五險一金”社保繳費。社會保障40%多的繳費率，怎麼往下降？其中最大的繳費是基本養老，怎麼往下降？現在這麼高的繳費率，為什麼遼寧這些地方社保仍然日子不好過？原因就在於社會保障還沒有實現全國全社會統籌。所以，一定要結合全面深化改革，攻堅克難，把全國因行政區劃而隔離的眾多的“蓄水池”變成全國全社會統籌的一個蓄水池，使它的互濟共濟功能真正發揮出來，40%多的繳費率才有可能往下調。從理論分析看，全社會一個蓄水池是最合理的。市場經濟，勞動力應該自由流動，無壁壘流動--原來說跨統籌區域的社保待遇問題一直是棘手的難題，如實現全社會統籌，自然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這是一個靠改革才能解決的事情。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全社會統籌，是早在“十二五”時期就明確樹立的改革目標，但沒實現，“十三五”又提出來了，如果不深化機構改革，如果不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個目標仍然會成為一句空話。好在新的機構改革方案，已讓人看到了希望。
再次，減少行政性收費。這話說起來帶一點荒唐意味：全國經過這麼多年努力，中央政府層面設立的涉企收費項目已削減60%以上，但宗慶後反映說，娃哈哈還有五百多項，發改委、財政部門去他那裡，把能歸併的歸併，剩下的也還有三百多項，那也是長長一個清單，也稱得上多如牛毛。哪個像樣的現代化經濟體能夠出現這麼幾百種行政收費的局面呢？這是中國很特殊的一個地方。我們認為，其中合理的項目要保留，但是可減降的空間也是很大的。但是要進一步縮減行政性收費，必須在體制上啃硬骨頭，那就是機構改革要“拆香火”。好在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開始比較大的動作了，這種“大部制”改革還應該配合著扁平化，雖然離比較理想的狀態還有一定的距離，然而畢竟能看到有進步了。
土地成本，曹德旺說美國的州政府以補貼衝抵了。在中國也有，中西部很多地方也是這樣，土地免費，你來吧，給很多的好處，但是要有其他的東西配套，才能真正形成企業發展的空間。
過路費在中國不能完全否定，這可能就屬於中國現在實際上的一種後發優勢。我們大量的交通幹道、隧道、橋樑，靠收費機制加快了建設過程，全社會在這方面總體來說是受益的，當然要與時俱進，以後在這方面做優化調整，但是也絕對不能跟美國比拼過路費。
在罰款方面，這是老大難的問題，這哪裡是減稅能解決的問題？公路超載罰款已形成惡性循環：載重汽車不超載它就賺不到錢，但是超載又成了某些部門設卡罰款的理由。這是必須把整個吏治真正全盤改造以後，才能解決的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
還有金融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只有把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等，以及其他金融多樣化的機制在深化改革中發展好，才能把實際的融資成本降下來。李克強總理說，要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合理的堅決取消，過高的堅決降下來，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徵收標準。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加大中介服務收費清理整頓力度。總之，中國的事情要做好，變壓力為動力，就應把減稅減負與深化機構改革、部門行業改革、幹部作風建設等聯繫起來，攻堅克難，經受歷史性考驗。
四、抓好兩個重點
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還要考慮兩個重點。新一輪機構改革啟動以後，應該順勢討論大部制加扁平化，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政機關探索合並設立或合署辦公，堅持總量控制，嚴禁超編進人，縮減政府規模，削減政府支出，降低整個行政運行的成本和制度成本，這是有利於企業更好創業創新的一個治本之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國務院經過四年推行後，大力發展起來的PPP。最近的風聲似乎變為橫挑鼻子豎挑眼，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實際上PPP這個大方向是非常正確的，政府藉助社會資本高效完成公共職能，只是要規範發展。在特朗普減稅衝擊之下，我們應該依靠法治化、陽光化、規範化、專業化的長效機制努力把PPP做得更好、更完善。估計美國的基礎設施升級換代計劃開始後，它的PPP有可能做得比我們更有聲有色，因為美國州以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早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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