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約翰·堂恩曾寫道，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在全球化時代，這句詩也可以用來形容文學的處境，不同國家的寫作者都有其紮根的文化土壤，而這些土壤又與更大的世界相連。不可避免的，本土性與全球性成為了文學寫作的中心議題。
文學節部分作家合影
短篇寫作是進入世界的捷徑
對許多初入寫作之門的新人作者而言，選擇短篇還是長篇是一個令其困擾的問題。從文體角度而言，這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技法和表現力，也並無文學價值上的高低之分。事實上，20世紀，全世界湧現了大量一流的短篇小說作家，他們以短篇起步，有些過渡到長篇寫作，有些則一生醉心於短篇藝術。快速流動的20世紀人類生活以及發達的文學報刊刊載，讓短篇創作在歐美文學世界成為強勁的一支主流脈絡，直到現在它依然是新人作者進入文學世界的首選方式。在中歐國際文學節上，四位來自中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作家借短篇小說寫作這一話題談論起短篇之小，如何容納世界之大。
作家滕肖瀾：
短篇小說最大的魅力是在於它未說全的地方。
當作家談論短篇創作藝術，必然離不開與長篇寫作的比較，作家滕肖瀾提到自己的寫作始於2001年的短篇小說，7年後才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在她看來，短篇小說非常適合寫作起步的作者，藉助短篇練習對人物的塑造以及情節節奏的把控。作家海明威曾提到優秀的短篇小說就像一座冰山，八分之一浮在水面上給讀者看到，而更大的部分則隱藏起來，需要調動讀者的經驗和想象來填充。而滕肖瀾也認為短篇小說最大的魅力是在於它未說全的地方。擅長書寫中世紀傳奇、犯罪懸疑故事的拉脫維亞作家戴斯·維根特從技巧角度認為自己擅長的類型並非最適合短篇這個載體，這要求他尋找最精確的語言和節奏來完成創作，特別是結局的短促有力，能夠直擊讀者內心。而他偏愛短篇創作，一部分原因是認為長篇寫作不可避免的會有許多不必要的“填充物”，要求讀者“像獵犬一樣，尋找小說中自己需要的內容”。對於長篇小說中看似不必要的內容，作家朱文穎卻認為那正是長篇寫作的特徵，如果說“短篇是控制收斂的藝術，那麼長篇就是需要失控”，她以中國傳統山水畫中反覆暈染的筆法來形容長篇，而以足球中臨門一腳來形容短篇。 對寫作者而言，創作一部長篇耗費的精力是連續性的，短篇則顯得更為自由。滕肖瀾表示自己剛完成的一個長篇涉及到金融題材，因而特地去銀行體驗了兩個月，並且給每個人物寫小傳，而這是寫作短篇時不太會下的功夫。
作家雷蒙德·卡佛：
我喜歡短篇小說中有某種威脅感或者危險感，我覺得一個短篇裡有點危險感挺好，首先有助於避免沉悶。
當長篇小說被譽為是一個時代的心靈史或是風俗史的時候，短篇小說則被誤解為難以承擔這些，事實上，讀者在諸如雷蒙德·卡佛、約翰·契弗這樣一流的短篇小說作家筆下看到了美國中低層民眾在20世紀發達社會經歷的真實生活和精神困境，
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會以一系列的短篇作品來呈現時代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從一部短篇小說集當中，讀者也可以藉由不同篇目來觀察作家背後廣闊的文化土壤。來自愛沙尼亞的作家因德雷克·哈格拉認為，地域文化會深刻影響到作家的小說氣質，她表示生活環境讓自己的短篇充滿了“海水和海風混雜的冷色調以及向內的思緒流動”。戴斯·維根特從小著迷於附近城市中諸多中世紀建築文化所附加的傳奇故事，以及鄉間流傳的異聞傳說，這些素材在他近年作品中都得到了真實的呈現。
作家朱文穎：
中國作為一個人情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家書寫這個社會的姿態和角度
在滕肖瀾和朱文穎的作品中，讀者看到了上海這座城市強烈的存在感，作為知青子女的滕肖瀾表示，自己的父母在回到上海後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情感，而受此影響，她也傾向於在小說中發掘這座城市美好的細節。上海和蘇州這兩個城市背景常常出現在朱文穎的小說中，她坦言上海這座富有規則和冒險精神的城市賦予了她小說最基本的氣質。在和歐洲作家交流時，她也注意到中國作為一個人情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家書寫這個社會的姿態和角度，而西方的作家並無這樣的文化影響，往往習慣於對內心進行審視並且大膽告訴讀者。
比全球性更重要的是現代性思維
成為一個全球性作家乃至被世界性的文學獎所肯定，是擺在全世界作家面前的一個焦慮性議題。這個話題首先難在於，如何認識全球性，是指一個簡單的標籤、一個共性的主題還是統一的價值觀？在以“世界作家，本土故事”為主題的對話討論時，匈牙利作家諾埃米·拉斯洛便說，當她出席國外文學活動時，同行會給匈牙利作家貼上某種歷史標籤，比如說匈牙利詩人是擅長技術性的寫作，這當然也能夠放在全球性寫作技術的框架下去討論，但她認為，一個寫作者面對外部世界時首先要做的是去除標籤。對此作家路內也表示，中國作家現在已經在學習如何書寫熟悉的城市生活，並嘗試放置於更宏觀的時間和空間裡，但是倘若過多考慮作品的全球性，可能會讓寫作流於表面化。愛爾蘭作家加文·科比特同樣認為，所謂文學的全球性，並非是在寫作中預設一個全球性的話題，寫作依然依賴於作家自身的興趣去推動。
作家潘向黎：
近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加入了大量現代性內容，當代文化已然增加了諸多現代性思維
或許，任何一個國家的寫作者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身後的文化土壤，它是否凝固不變，拒絕向外延展，以及提及本土性這個概念時是否意味著與全球性概念相對立？作家潘向黎提供了自己的解釋路徑，她說自己出生於福建泉州，之後遷移到上海，這兩個城市都有自己的開放性，也擁有大量的移民，然而它們終究是有不同文化氣質的城市，同樣中國其他許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在其中深扎的作家們也呈現出不同的寫作氣質，他們又有一個相通的更廣大的背景，即中國傳統文化。換言之，以此來理解本土性與全球性的關係便有了一個合理解釋，在人類共同的情感和相似的生活經驗之下，是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差異性，一部作品能夠被自己國家的讀者所喜愛同時被其他國家讀者所欣賞，表示它無意之中兼顧了本土性和全球性，也擁有了更長的文學生命力。誠然這並非一件易事，路內打趣回應說，因為中國東西南北文化、城鄉文化的差異存在，一箇中國作家想要寫出全部中國人都能理解的作品也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作家路內：
一箇中國作家想要寫出全部中國人都能理解的作品也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正如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文化在流動碰撞、互相理解，國家與世界之間也有著同樣的現象。潘向黎認為現代性思維是比全球性更重要的概念，在於近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加入了大量現代性內容，當代文化已然增加了諸多現代性思維，而這相當一部分成為了作家汲取養料的對象，也自然打破了本土和世界的概念界限。 在參加國外文學交流活動時，潘向黎聽到來自評論者和讀者的聲音，認為她的作品中城市的地域屬性並不那麼強烈，他們可以以紐約或是東京的生活經驗來順暢理解她筆下的上海，在她的理解中，這並非一件壞事，“或許我的確記錄下了當下上海最真實的日常生活體驗”。一個擁有現代性思維的作家，也會讓其筆下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光彩，路內舉例說，愛爾蘭都柏林、匈牙利布達佩斯都因偉大的文學作品而被世界所銘記，地域文化強烈如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城市，也因帕慕克的書寫而引起全球讀者的情感共鳴。
“文學之都”愛爾蘭都柏林是許多作家的故鄉
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座天然的孤島，只有孤島思維才可能導致文學觀念的偏狹。在加文·科比特眼中，愛爾蘭自古至今一直以一座島嶼的形象努力連接全世界，他提到愛爾蘭人擁有開放的國際化意識，寫作者在全世界流動定居，並將關心的議題帶回到作品之中討論，他在閱讀其中一些作品時看到了熟悉的全球現代化拉開序幕，也看到了愛爾蘭當地日常生活的場景，後者如何被前者所影響，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具有活力的文學故事。
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前的海明威
我們可以在20世紀流動的文學舞臺上看到許多這樣的作家身影，無論是海明威、福克納、菲茨傑拉德等人在歐洲的遊歷寫作，還是 V.S.奈保爾筆下的印度文明，以及像略薩這樣週轉於歐洲和美國，對後現代及全球化有著深入反思。現代性思維既在本土之中，也可以在旅途之中，它需要寫作者對文學持有不熄的信念和敏銳的思考，並且勇於穿過孤獨或冰冷的旅程，迎接全世界投來的不解目光或盛大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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