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觀察
監管舉措迎來掌聲
各行各業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身為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業更不例外。根據上海金融報社輿情組的監測，剛剛過去的一週(5月21日至25日)，金融領域“自上(監管部門)而下(銀行機構)”新聞不斷，引得各路媒體競相追逐。
監管方面，5月21日銀保監會下發了《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指引》，引導銀行提高數據質量，充分發揮數據價值，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對此，媒體紛紛刊發《銀保監會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銀保監會:銀行業金融機構可根據實際情況設立首席數據官》、《銀行數據治理指引出臺！客戶隱私、掛鉤評級、問責等都被重點提及》等文章來報以“掌聲”。
除了該項新政，諸如《銀保監會:償二代二期工程36個項目6月底前啟動》、《銀保監調查信用卡運行，部分銀行調整現金分期額》、《央行出手金融統計大檢查，銀行信託概莫能外》、《央行試點企業銀行賬戶開戶備案制》、《金控公司監管細則落地倒計時，互聯網系金控料迎強監管》等，可以說監管部門的一舉一動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由此可見，不論是立新規、補短板還是勤敦促，監管層不遺餘力之目的，只為助力金融業健全機制、防範風險、合規運營，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機構方面，上週各商業銀行依舊忙得不可開交，有的攔截電信詐騙，有的打擊非法集資，有的助力航天事業，還有的傾力扶貧攻堅。值得一提的是，多家銀行繼續在金融科技領域深耕發力，以求搶佔先機，這自然得到了媒體格外關注，如《招商銀行“科技進化”提升客戶體驗》、《光大銀行、光大科技與螞蟻金服合作》、《南京銀行杭州分行對接服務科技金融》、《浦發銀行上海分行成功引入“流程機器人”，人工智能助業務處理提質增效》等均被一一報道。
當然，儘管金融機構探索金融科技之舉值得鼓勵，但此間風險亦不容忽視。正如人行原副行長、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近日指出，“應整體推進包括法律約束、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機構內控、社會監督五位一體的多層次金融科技治理體系。”在金融與科技加速融合的同時，如何儘早為之“立規設防”，確屬急需研究落實的一大課題。
一週熱議
銀行數據治理大勢所趨
銀保監會發布《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指引》後，即在業內外引發熱議，尤其與《指引》內容休慼相關的銀行從業者更是結合實際工作，各抒己見。
@某資深銀行人士:目前國有大行在數據治理方面，基本實現對數據的統一、全流程管理，但中小銀行數據管理仍比較分散。鑑於強化金融業數據管理乃大勢所趨，《指引》提出建立數據治理架構，將數據應用嵌入業務經營、風險管理和內控全流程等要求，操作性較強。
@某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深信息科技人士:數據治理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但目前銀行數據治理還面臨幾個挑戰:一是數據不夠多，內部可用數據不全，外部數據不安全、不合規；二是數據不夠好，即標準統一、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三是數據應用難，這與銀行高層對數據的重視和應用程度，及銀行自身數據分析人才的儲備情況都有直接關係。
@農行網絡金融部高級經理車寧:數據治理工作橫亙於不同規模、不同狀況的銀行之間，同一銀行內也有存貸匯、對公零售、表內表外乃至跨界業務存在，同一業務又會分別受客戶、產品、渠道等部門管理。這就要求銀行調動各相關部門配合數據治理部門工作，監管機構也要在《指引》之下細化指導，對具有行業重要性的機構、業務的數據治理，甚至可要求其報備乃至報批具體工作方案。
@上海華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卞雨茗:數字化轉型後的商業銀行，網絡安全管理與數據安全管理已然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工作。數字化時代的銀行，更應把自己牢牢定位在為客戶提供安全的網絡環境，不僅侷限於為客戶提供資金安全服務，同時也為客戶提供數據安全服務，保證網絡交易與移動數據安全。
@德勤:《指引》提出銀行業金融機構可根據實際情況設立首席數據官(CDO)。其實，無論是否設立該職位，都不可否認銀行需要一位“CDO”來制定數據戰略、開展數據管理工作，建設數據文化。若缺少這樣一個靈魂角色，數據治理工作的開展必然是雜亂的，缺乏體系的。
“小金”視點
罰單連連直擊病灶
據媒體統計，今年以來，銀保監會及地方銀監局(含分局)針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違規行為已至少開具並披露898張罰單。其中，銀保監會開具10張，地方銀監局開具348張，銀監分局開具540張。鑑於罰單披露必然的“滯後性”，按已公佈的罰單數額估算，可能有百餘張罰單“在途”，換句話說，實際的處罰決定很可能逼近甚至突破千例。
罰單接踵而至，那麼違規機構心情如何，是會痛定思痛還是不思悔改？之所以有此疑問，蓋因現實中不乏“執迷不悟”者。中資銀行不必多提，登陸監管部門官網，查閱行政處罰歷史目錄，總能發現幾位“常客”。在此需要一書的是某外資行，亦因屢教不改、屢受罰單被媒體逮個正著。這不，因票據業務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該外資行廣州分行日前被廣東銀監局罰款30萬元。而翻翻舊賬，可知該外資行在過去不到半年時間內竟已被罰3次，違規事實涉及同業、理財、存款準備金、授信等多個領域。其中，金額最高的一張罰單由上海銀監局開出，合計罰沒150萬元。
說來並不奇怪，既然“嚴監管”已成金融業常態，決策層當然在2018年繼續秉持嚴控金融風險、嚴治金融亂象的思路，進一步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處罰力度。別說是中資銀行，哪怕我國推出多項金融業擴大開放舉措，歡迎外資行到國內市場佈局，但若不遵章守紀，一樣“沒有好果子吃”。
與此同時，不僅銀行業金融機構，第三方支付行業也在接受強監管“洗禮”。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開年至今，央行各分行、支行公佈的第三方機構罰單超30張，逾25家支付公司“踩雷”。其中，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近日就智付電子支付有限公司的多項違規行為，合計罰沒約2561萬元，成為今年以來支付行業“最大罰單”。
由此可見，金融監管“沒有最嚴，只有更嚴”的大局已定。在此過程中，雖然部分不合規機構會遭重擊，甚至被逐漸淘汰，但陣痛過後整個金融業正本清源，未來發展走向必將更為規範。理解了這一點，對於監管層持續“對症下藥”、“直擊病灶”之舉，我們又有何理由不拍手稱快？
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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