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面上流行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就有好多種，尤為著名的是遊國恩、袁行霈、章培恆各自領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
其實，“文學史”概念是舶來品，在中國最早出現於1903年，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最早的一本中國文學史還是日本人古城貞吉編寫的。
但是新的文學史教材仍在不斷出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系列下的《中國文學史》就在緊張編纂中。
我們為什麼需要不斷重寫文學史？重寫文學史有標準嗎？
01
文學史著作沒有規定寫法
中國古代沒有文學史嗎？莫礪鋒教授是這麼回答的。
當我們說“文學史”這個詞的時候，大概有以下兩種意義：一是指文學的發展過程，比如我們說“李白對唐以後的文學史影響如何”。二是指人們關於文學發展過程的研究、論述，比如我們說“近百年的文學史著作如何”。所謂“學科意義上的文學史”，當然應指後者，它確實是舶來品。
文學史的寫法當然沒有一定之規，但它的核心內容還是約定俗成的。1992年，美國學者大衛·帕金斯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文學史是可能的嗎？”他認為一本好的文學史必須處理好文本與文本產生背景之間的關係，這確實是文學史應該解決的主要問題。
中國古人沒有完整的文學史觀念，但肯定有關於某些文學史問題的思考，比如文學的本質是什麼，詩歌的本質是什麼，作品的意義在哪裡，我就寫過一篇《論杜甫的文學史觀》。只是古人不太擅長建立理論體系，沒有發明“文學史”這個術語。
中國古人兩千年來不去建構理論，並不是他們笨。古人擅長用三言兩語點評式、感悟式的方式來表達，但它也能說清問題。文學、詩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邏輯思維能說清楚的。寫王維山水詩的論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蘇東坡“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點評說得最好，你怎麼說也超不過他。讀一首詩歌的最好體會就是感動，不是要獲得什麼體系性、理論性的結論。所以文學史著作沒有定於一尊的標準寫法，完全可以因人而異。
02
三次重寫文學史
20世紀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重寫文學史”：
1.民國初期“五四”知識分子對中國古典文學史蓋棺定論式的重寫
2.1949年國家意識形態下又一次大規模重寫
3.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在上海提出“重寫文學史”口號。
1988年7月《上海文論》第4期上陳思和、王小明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在這一專欄下發表了一批具有強烈的“重寫”色彩的論文。“重寫文學史”這一口號的提出構成了“重寫文學史”運動的高潮。
毛時安口述說：“開始這個欄目不叫‘重寫文學史’，是叫‘重估文學’、‘重估文學史’，受到尼采的價值重估影響嘛。後來覺得‘重估’不太好，因為‘重估’總覺得太拗口了，不夠大眾化、不夠明確，後來又想到‘重讀經典’、‘重讀名著’等，但是又覺得不夠激情……最後想，一定要有種翻個兒的感覺，所以‘重’字是必需的，‘重’等於要倒個兒，重什麼呢？從我們開始重新寫，這個比較明確了，好，就定下‘重寫文學史’了。”
不可忽略的是，在重寫文學史的路上，還有一部重要著作的影響——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作為第一部完整的現代文學史專著，不僅是 5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且更是被後人視為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之作，而其所提出的“魯郭茅巴老曹”的作家排名亦是在之後的幾十年間從未被動搖過。夏志清在避開了大陸文學史的主流話語，從文學性的角度對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作品進行評價。也因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的“出土”而帶來了對經典作家秩序的挑戰及作家熱潮。
同時，《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的序言中談到：“以往文學史的撰寫往往忽略了對世界文化與文學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個先進文化與文學的參照系，這樣我們就很難在文學史的平面化的敘寫中看清楚我們文學史所處的真實位置。”要理解世界眼中的中國文化，可以看《劍橋中國文學史》，國外漢學家的角度總是和國內學者不同的。
陳平原教授說，““文學史”永遠都在重寫，只是變化的尺度有大小，且被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在北大講過多輪“中國文學研究百年”選修課，深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知識生產，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史書寫，因此，對我們30年前的學術主張不會有太高的期待。“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本身，目前既被廣泛接受，也受到了很多深刻的質疑。面對這些褒貶，我都沒有回應，因那只是一個歷史足跡，我更珍惜的是那些論述背後的情懷。”
文學史有必要重寫嗎？
重寫文學史有一個標準嗎？
這些都是留給後來學者探索的問題。畢竟，作為讀者，我們希望能有一部文學史，對中國文學進行溯源梳理，不偏頗任何一部作品，不過分拔高任何一位作家的地位，客觀的、真實的，將中國文學展現給世界。
“重寫”對古代文學史意義更大 /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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