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鲁迅与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是“左联”代表委员会成员。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主席团 。那么，鲁迅似乎天然是“左联”领导人了？
一、"左联"的性质和实际领导人
“左联”是以之前的太阳社和创造社为基础的。鲁迅之前与这两个社团成员如郭沫若、田汉等人有过较激烈的论争，产生了隔阂。1929年底，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下，酝酿成立左翼文艺团体，以团结更多的人与蒋介石的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上海左联成立大会会址
在上级党组织的要求下，冯乃超与潘汉年、冯雪峰等人找鲁迅商量左联成立事宜，鲁迅表示出了强烈的意愿。冯乃超负责起草了一个理论纲领。1930年3月2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了言，这就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中有对纲领中的一些观点的批评，认为纲领里的一些观点太幼稚，太浪漫。
为行动方便，“左联”分了几个小组，各小组定期组织活动，而鲁迅没有被编入任何小组。这应当是考虑到鲁迅是党外人士，同时也考虑到鲁迅的自由者立场，党对鲁迅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完全明了。社团定期把活动情况，由联络员（先后有冯雪风、胡风等）向鲁迅汇报，听取鲁迅的意见，除非必须要鲁迅亲自参加。当然，这是从威望上尊重鲁迅。“左联”还设有秘书处（行政书记）和党团书记。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实为党在左联的直接领导，先后有潘汉年、冯雪峰、冯乃超和周扬等。
因为影响力和威望，鲁迅被团结到左联里来，不是“左联”的实质领导人，他主要是作为“左联”有文艺精神领袖而存在。但是，鲁迅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左联”的刊物如《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都是由鲁迅主编的，鲁迅还用了大量时间给左联作家审稿，写序、出版等。
上海虹口区多伦多街名人街冯雪峰塑像
左联是受党的领导和支持，实质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文艺团体，担负着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党组织了”左联“青年作家参加游行、贴标语、演讲等公开活动。左联的柔石、李伟森、冯铿、殷夫、胡也频等五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捕而牺牲的。尽管反对，但鲁迅仍尽力提供行动和金钱上的帮助。
二、鲁迅与“左联”实际负责人的分歧
鲁迅和左联领导人如与周扬等党团成员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左联”的性质认定和任务的认识，对文艺性质的看法。鲁迅主要是一个文学家，一贯的立场是启蒙，所以他认为左联首先是文艺团体，文艺应当具有文艺的品格，而周扬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左联作为革命性团体，把政治任务和组织要求放在首位，文艺服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蒋光慈曾发表了《丽莎的哀怨》就被谈话，就在于这部小说不符合左联的宗旨。
1932年11月，《文学月报》1卷上发表了批判第三种人胡秋原的长诗《的供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你这汉奸\\真是混账\\肏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时为行政书记的冯雪峰看了，觉得很不妥，建议周扬公开纠正被拒绝，二人还吵了起来。冯雪峰就去和瞿秋白、鲁迅商量，都认为这样的文风不好。鲁迅就给周扬直接写了
上海多伦多路文化名人街瞿秋白塑像
一封信，主要观点如下：
”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尤其不堪的是辱骂“，”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自己身上。最后鲁迅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周扬把这信刊发到《文学月报》接下来的期刊上，并下这样的按语：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应当说，鲁迅的话是比较平和的，也是比较客观地评价并提出中肯建议。但从周扬的这个反应来看，明显不对路，甚至是曲解。这正表明二人在“左联”任务和文艺性质认识上的巨大分歧。
1933年2月《现代文化》2期上，署名首甲（田汉）、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对鲁迅先生的有言》一文对鲁迅信中的观点予以批驳：
“芸生的诗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先生......把我们诗人与斗争实践分离，这是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
说这首诗的基本立场正确，当然没错。关键在于在于他们不仅支持这样的粗暴文风，并且把鲁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极危险的右倾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帽子，完全不接受鲁迅的建议。1934年7月，林默（廖沫沙）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说鲁迅1934年的《倒提》一文有“买办意识”。
上海多伦多街柔石塑像
这些来自“左联”内部的排斥和围攻，让鲁迅很苦恼，也很气愤。1934年4月，鲁迅在写给萧军的信中提到：
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这明显表达了对“左联”里的一些人包括对周扬、沈端先、田汉等人的不满，相互的关系恶化渐趋明显。
1935年，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的朋友（指左联党团成员）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在给胡风的一些信里，对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这一点，鲁迅可能不了解当时周扬等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白色恐怖处境而只能如此）的行为表示不满：
一到里边（左联）去，即陷在无聊的纷争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这真令我手足无措。“这里的”工头“当指左联领导人如周扬等。
1935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对四条汉子即田汉、周起应、夏衍、阳翰笙，明确表达了不满：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至憎恶起来，批评以周扬为代表的左联领导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
之前的1934年10月，阳翰笙、夏衍、周扬在之前夏衍的约定下，在内山书店，阳翰笙、周扬向他汇报工作情况。结果田汉突然插进一句：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鲁迅就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是听穆木天说的。鲁迅不高兴地说：“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胡风是当时鲁迅的联络员，穆木天以前是左联成员，后被捕，写了自白书而被释放，出狱后，他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奸细。鲁迅很信任胡风，原来就厌恶田汉的。这次会面，原本的约定人员中没有田汉，田汉的到来，让鲁迅有些不高兴，田汉这样说胡风，鲁迅就更生气了。
上海多伦多路文化名人街鲁迅塑像
左联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人，其中一期未曾寄给鲁迅。鲁迅就托人找来一看，是1934年的工作总结，其中提到工作上的缺点。这让鲁迅大为不满。茅盾说：一年的工作报告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
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解散“左联”，另组新文艺团体，团结更多的人，以适应抗日形势。此信由萧三写给鲁迅转给左联领导人。鲁迅很赞同成立新的革命文学团体，但不应解散左联。这个意见没被采纳。鲁迅就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解散“左联”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须的。但仍未被采纳。
1936年2月，徐懋庸把“文总”的决定告诉鲁迅，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这个决定，左联党团成员对同是党外人士的茅盾作了详细解释，而对鲁迅只是告知。后来，鲁迅没有出席新文化团体成立大会，另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主张另建立一个新组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与“国防文学”相对峙。这样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等“左联”党团直接领导人的关系就比较僵了。
可见，鲁迅虽然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是左联的精神灵魂，但是与左联的关系，准确讲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鲁迅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合而不同”。
閱讀更多 在林中路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