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魯迅與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是“左聯”代表委員會成員。魯迅、夏衍、錢杏邨組成主席團 。那麼，魯迅似乎天然是“左聯”領導人了？
一、"左聯"的性質和實際領導人
“左聯”是以之前的太陽社和創造社為基礎的。魯迅之前與這兩個社團成員如郭沫若、田漢等人有過較激烈的論爭，產生了隔閡。1929年底，在黨中央宣傳部領導下，醞釀成立左翼文藝團體，以團結更多的人與蔣介石的反革命集團作鬥爭。
上海左聯成立大會會址
在上級黨組織的要求下，馮乃超與潘漢年、馮雪峰等人找魯迅商量左聯成立事宜，魯迅表示出了強烈的意願。馮乃超負責起草了一個理論綱領。1930年3月2日，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發了言，這就是《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其中有對綱領中的一些觀點的批評，認為綱領裡的一些觀點太幼稚，太浪漫。
為行動方便，“左聯”分了幾個小組，各小組定期組織活動，而魯迅沒有被編入任何小組。這應當是考慮到魯迅是黨外人士，同時也考慮到魯迅的自由者立場，黨對魯迅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完全明瞭。社團定期把活動情況，由聯絡員（先後有馮雪風、胡風等）向魯迅彙報，聽取魯迅的意見，除非必須要魯迅親自參加。當然，這是從威望上尊重魯迅。“左聯”還設有秘書處（行政書記）和黨團書記。擔任這兩個職位的實為黨在左聯的直接領導，先後有潘漢年、馮雪峰、馮乃超和周揚等。
因為影響力和威望，魯迅被團結到左聯裡來，不是“左聯”的實質領導人，他主要是作為“左聯”有文藝精神領袖而存在。但是，魯迅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左聯”的刊物如《巴爾底山》《前哨》《十字街頭》等都是由魯迅主編的，魯迅還用了大量時間給左聯作家審稿，寫序、出版等。
上海虹口區多倫多街名人街馮雪峰塑像
左聯是受黨的領導和支持，實質是一個革命性極強的文藝團體，擔負著重大的政治任務。因此，黨組織了”左聯“青年作家參加遊行、貼標語、演講等公開活動。左聯的柔石、李偉森、馮鏗、殷夫、胡也頻等五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捕而犧牲的。儘管反對，但魯迅仍盡力提供行動和金錢上的幫助。
二、魯迅與“左聯”實際負責人的分歧
魯迅和左聯領導人如與周揚等黨團成員的根本分歧在於，對“左聯”的性質認定和任務的認識，對文藝性質的看法。魯迅主要是一個文學家，一貫的立場是啟蒙，所以他認為左聯首先是文藝團體，文藝應當具有文藝的品格，而周揚是一個革命家，他把左聯作為革命性團體，把政治任務和組織要求放在首位，文藝服從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需要，是革命鬥爭的工具。蔣光慈曾發表了《麗莎的哀怨》就被談話，就在於這部小說不符合左聯的宗旨。
1932年11月，《文學月報》1捲上發表了批判第三種人胡秋原的長詩《的供狀》，出現了這樣的句子："你這漢奸\\真是混賬\\肏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時為行政書記的馮雪峰看了，覺得很不妥，建議周揚公開糾正被拒絕，二人還吵了起來。馮雪峰就去和瞿秋白、魯迅商量，都認為這樣的文風不好。魯迅就給周揚直接寫了
上海多倫多路文化名人街瞿秋白塑像
一封信，主要觀點如下：
”我對於芸生先生的一篇詩，卻非常失望“，這詩”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開首就是對於姓的開玩笑“，”這確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尤其不堪的是辱罵“，”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自己身上。最後魯迅再次表明自己的態度：“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周揚把這信刊發到《文學月報》接下來的期刊上，並下這樣的按語：
“魯迅先生的這封信指示了對於敵人的一切逆襲，我們應該在‘論爭’上給以決定的打擊，單是加以‘辱罵’和‘恐嚇’，是不能‘使敵人受傷或致死’的，我以為這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的。”
應當說，魯迅的話是比較平和的，也是比較客觀地評價並提出中肯建議。但從周揚的這個反應來看，明顯不對路，甚至是曲解。這正表明二人在“左聯”任務和文藝性質認識上的巨大分歧。
1933年2月《現代文化》2期上，署名首甲（田漢）、方萌、郭冰若、丘東平的《對魯迅先生的有言》一文對魯迅信中的觀點予以批駁：
“芸生的詩基本立場是正確的”，“魯迅為要糾正‘切西瓜’之類的‘恐嚇’時，卻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魯迅先生......把我們詩人與鬥爭實踐分離，這是極危險的右傾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
說這首詩的基本立場正確，當然沒錯。關鍵在於在於他們不僅支持這樣的粗暴文風，並且把魯迅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極危險的右傾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帽子，完全不接受魯迅的建議。1934年7月，林默（廖沫沙）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說魯迅1934年的《倒提》一文有“買辦意識”。
上海多倫多街柔石塑像
這些來自“左聯”內部的排斥和圍攻，讓魯迅很苦惱，也很氣憤。1934年4月，魯迅在寫給蕭軍的信中提到：
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真好像見鬼，怕了。這明顯表達了對“左聯”裡的一些人包括對周揚、沈端先、田漢等人的不滿，相互的關係惡化漸趨明顯。
1935年，魯迅寫給曹靖華的信中說：這裡的朋友（指左聯黨團成員）的行為，我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出過一種刊物，將去年為止的事情，聽說批評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我看。在給胡風的一些信裡，對周揚“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往外跑”（這一點，魯迅可能不瞭解當時周揚等共產黨人所面臨的白色恐怖處境而只能如此）的行為表示不滿：
一到裡邊（左聯）去，即陷在無聊的紛爭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論，總覺得縛有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這真令我手足無措。“這裡的”工頭“當指左聯領導人如周揚等。
1935年，魯迅在《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對四條漢子即田漢、周起應、夏衍、陽翰笙，明確表達了不滿：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至憎惡起來，批評以周揚為代表的左聯領導人是“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
之前的1934年10月，陽翰笙、夏衍、周揚在之前夏衍的約定下，在內山書店，陽翰笙、周揚向他彙報工作情況。結果田漢突然插進一句：胡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魯迅就非常嚴肅地問他”你是聽誰說的“，田漢說是聽穆木天說的。魯迅不高興地說：“穆木天是轉向者。轉向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胡風是當時魯迅的聯絡員，穆木天以前是左聯成員，後被捕，寫了自白書而被釋放，出獄後，他說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奸細。魯迅很信任胡風，原來就厭惡田漢的。這次會面，原本的約定人員中沒有田漢，田漢的到來，讓魯迅有些不高興，田漢這樣說胡風，魯迅就更生氣了。
上海多倫多路文化名人街魯迅塑像
左聯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人，其中一期未曾寄給魯迅。魯迅就託人找來一看，是1934年的工作總結，其中提到工作上的缺點。這讓魯迅大為不滿。茅盾說：一年的工作報告事先不同左聯的“盟主”魯迅商量，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就太不尊重魯迅了。
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
1935年11月，中國共產黨決定解散“左聯”，另組新文藝團體，團結更多的人，以適應抗日形勢。此信由蕭三寫給魯迅轉給左聯領導人。魯迅很贊同成立新的革命文學團體，但不應解散左聯。這個意見沒被採納。魯迅就要求發表解散“左聯”的宣言，聲明解散“左聯”是在新的形勢下組織抗日統一戰線所必須的。但仍未被採納。
1936年2月，徐懋庸把“文總”的決定告訴魯迅，魯迅當時“臉色一沉，不發一言”。這個決定，左聯黨團成員對同是黨外人士的茅盾作了詳細解釋，而對魯迅只是告知。後來，魯迅沒有出席新文化團體成立大會，另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主張另建立一個新組織，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以與“國防文學”相對峙。這樣魯迅與周揚、徐懋庸等“左聯”黨團直接領導人的關係就比較僵了。
可見，魯迅雖然是左聯的創始人之一，是左聯的精神靈魂，但是與左聯的關係，準確講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是合作關係，魯迅所持的態度和立場是“合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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