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身後”的胡適——拒接蘇雪林痛打落水狗的打狗棒
魯迅在世的時候，與胡適有過太多的糾葛。而魯迅去世後，他“身後”的胡適又是如何對待這位“故交”和“宿敵”的呢？我們不妨看一件事。
說胡適之前，起我們必須要提這個人——蘇雪林，一位“世紀老人”。1936年10月，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各行各業人士紛紛紀念魯迅。但在紀念的浪潮中，卻出現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1937年3月16日武漢漢口《奔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了女作家蘇雪林著名的《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該文對魯迅進行了“口誅筆伐”，從對其思想、作品進行批評，甚至上升到對人格的攻擊。
這篇文章本是蘇雪林在1936年11月12日為勸阻蔡元培出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而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但因為特殊原因沒有送達蔡氏之手，所以才時隔近半年在《奔濤》發表。按照蘇雪林的“自跋”說，“此書乃去冬十一月間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處，託南京某先生代轉。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餘，及蔡先生生病，乃來函勸餘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餘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
“自跋”中，蘇雪林說“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可以看出胡適在蘇雪林攻擊魯迅過程中有過作用，那麼是何作用呢？又為何把胡適扯了進來呢？我們先從《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一點一點的看。
蘇雪林在《與蔡孓民先生》一文中，從“魯迅病態心理，魯迅矛盾之人格，左派利用魯迅為偶象”三個方面對魯迅大加鞭笞。
關於魯迅的病態心理，她說：“魯迅在五四時代，贊助新文化運動，誠有微勞，然自女師大風潮之後，挾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態，轉其筆鋒，專以攻訐三數私人為事，其雜感文字自《華蓋集》至《準風月談》約十四五種，析其內容，攻擊彼個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 佔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筆尖酸刻毒，無與倫比，且迴旋繳繞，百變而不窮：知青年之憎惡特權階級也，則謂‘正人君子’為特權階級之幫閒者；知青年 之憎惡軍閥也，則謂‘正人君子’為軍閥之哈吧狗；知青年之憎惡帝國主義也，則謂‘正人君子’為帝國主義之勾結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惡之對象屢變， 則魯迅筆鋒所周納之‘正人君子’罪狀亦屢變。”
關於魯迅矛盾人格，她說：“當上海書業景氣時代，魯迅個人版稅，年達萬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纏則久已累累。 或謂魯迅諷刺文筆之佳妙，不如肖伯納，而口唱社會主義，身擁百萬家財之 一點，則頗相類（見一九三三，二，十七《大晚報》社評），誰謂其言之無所見耶？彼在上海安享豐厚之版稅稿費，又復染指於政府支配下之某項經費。染指則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說，痛罵文化城之學者，以示一已之廉潔，欲蓋彌彰，令人齒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幾不能使人置信，然則所 謂文化大師者固一如此色厲內荏，無廉無恥之人物也！”
這些話，無論放在何時都有些過分。其實，說了這麼多，我感覺蘇雪林的真實目的還是在為“正人君子”胡適鳴不平。她說：“且胡適先生從未開罪於彼，徒以與其 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學問名望，較彼為高，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黿而禍枯桑，連胡先生一併捲入旋渦。似此褊狹陰險，多疑善妒之天性， 睚毗必報，不近人情之行為，豈唯士林之所寡聞，亦人類之所罕睹，謂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態焉，諒公亦難首肯。”
寫完《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幾天後，也就是在1936年11月18日，蘇雪林又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這封信，從另外一個高度攻擊魯迅。她寫到：“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汙，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彀不著。但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像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汙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在這裡，我要套吳稚暉先生的口吻大聲疾呼道，‘寧墮畜道而入輪迴，不忍見此可悲現象！’我想先生也有同樣的憤慨吧。魯迅生平主張打落水狗，這是他極端偏狹心理的表現，誰都反對。現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魯迅雖死，魯迅的偶像沒有死。魯迅給予青年的不良影響，正在增高繼長。我以為應當有個人出來，給魯迅一個正確的判斷，剝去這偶像外表的金裝，使青年看到他裡面是怎樣的一包糞土，免得他們再受欺騙。”真可謂要打倒魯迅了。
同時，蘇雪林還要拉胡適做為同盟者，她說：“我現在很想借獨評一角之地，發表我反魯的文字。不知先生允許否？希望能給我一個確實的答覆。如蒙允許，我便開始寫作。否則，只好暫時忍下這口不平之氣，讓將來別人來批評他罷。閱報見此次魯喪，蔡孑民和馬相伯均遭魯黨利用，甚可惋惜。我曾擬就致蔡先生長信一通，以作諫諍。茲將信稿寄先生已閱，如以為可，即將發出。”也就是說，蘇雪林將《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與這封信一起寄給了胡適。
胡適與魯迅的是是非非我們不作評論，但二人尤其是魯迅對胡適的“勢同水火”我們是大多清楚的。但是，面對蘇雪林的“橄欖枝”，或者叫痛打落水狗的打狗棒，胡適是怎麼回答的呢？
胡適在回信中說：“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儘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易，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句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矣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廉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這）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這就是蘇雪林“自跋”中所說“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的由來。
接著，胡適又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風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事敵黨俛首心服。”
胡適是很講“人道”的，他不攻擊人的人格，不“痛打落水狗”；胡適也是很公平的，他看的更多的是魯迅的長處和優點。雖然胡適並沒有阻止蘇雪林日後成為批評魯迅的“旗手”，但他至少讓這位女子“有所思”。這些，不知道地下的魯迅是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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