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魯迅、徐志摩、朱自清他們原配身上的悲劇，其實是一代人的縮影。
民國時期是舊的封建禮數滅亡的開端，新思想浪潮的崛起。在這一起一落的碰撞當中，衍生了不少的悲劇，這些悲劇尤其發生在飽受封建禮數迫害的婦女身上。
我今天所言正是三位包辦婚姻的女子，她們看似相同的命運，卻有著迥然不同的結局。這三個人裡有的人從迫害走出來，“一遇風雲便化龍”;有的人至死身邊都無一人陪伴;還有的人雖得所愛，卻要深受婆婆的排擠。
一、 徐志摩元配:張幼儀
張幼儀出生名門望族，徐志摩是一個富家少爺。兩人之所以在一起，主要原因還是張幼儀的四哥張嘉璈欣賞徐志摩的才華，有心想給妹妹找一個如意郎君，加上徐父看中張家的政治經濟地位，認為兩家聯姻，于徐家有益而無害，便由徐父做主，應下兩人的婚事。於是本在女子師範學校就讀的張幼儀，年方十五就輟學嫁入了徐家做少奶奶。
當徐志摩首次見到張幼儀的照片的時候，曾以一種極其譏諷的口吻說:“鄉下土包子！”可見他對這段婚姻是不大滿意的，兩人的成婚在他看來，不過是:“媒妁之言，受於父母之命。”尤其是當徐志摩遇上林徽因以後，更是一心撲在林徽因身上，對於身懷六甲的妻子不問不顧，要同她離婚，讓她打掉孩子。婚是離了，兒子卻在張幼儀的幾位哥哥的幫助下生了下來，而且張幼儀畢竟讀過幾年書，雖是深受封建禮數迫害，但是後來仍舊能夠振作起來，而且徐家除了徐志摩，徐父徐母都對張幼儀不薄，並且將之收為義女。後來張幼儀在兄長協助下，不僅在思想方面得到了蛻變，協助幾位兄長在社會、在商場均獲得令人讚歎矚目的成就。
二、 魯迅先生元配:朱安
朱安苦不苦，想來是很苦的。她一心想討大老爺寬心，終究不得其道。但是朱安所受的待遇，偏又沒有張幼儀那樣悽慘。雖然兩人也是奉命成婚，而且還是魯迅先生的母親以病危為由，把遠在日本的魯迅騙回國內成婚，據說當時魯迅婚後三四天就走了，但是根據周作人的日記，兩人是八九月份動的身，可見魯迅先生結婚後，還是在家中待了個把月，並且魯迅與徐志摩不同，他一生未與朱安同過房。
固然是沒有辦法滿足朱安的心願，魯迅又何嘗不是想朱安能夠有自己的想法，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歸宿。
如果說張幼儀的悲劇是封建禮教迫害導致還有失偏頗，朱安卻絕對是受迫害深矣。
她纏過足，偏生為了討好魯迅，以小腳穿大鞋，成婚的時候鬧了一出醜劇。魯迅先生還曾讓朱安進學堂讀書，但是在封建體制下生存已久的朱家，這種想法，絕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至於後來，雖然朱家的家業要比落魄的周家要厚實，朱家所能為魯迅兄弟所做的也只是無條件的支持。
但是朱安得到的也只是與魯迅間的“夫妻之名”無“夫妻之實”。而魯迅對於這個女人既是可憐命運對她的折磨，又厭惡她身上的封建愚昧的氣息。
如果從感情方面來說，一個不愛，一個不得。強加在一起，雙方無疑都是痛苦的。但是實際的決定權其實一直都在魯迅身上，因為朱安的思維方式已經沒辦法決定她做決策了。而心腸寬厚的魯迅，不忍朱安無依無靠，偏又不想屈服舊思想生活，因而形成新舊思想碰撞下的悲劇。
卻幸魯迅後來遇到了許廣平，他終於從包辦婚姻中解脫，迎來了屬於自己情感生涯的光明，也正是從此開始，魯迅的創作源泉洶湧勃發，許廣平儼然也成了魯迅的賢內助。
卻也不幸魯迅遇到了許廣平，徹底絕了朱安走進魯迅心中的唯一一點希望。兩人之間甚至連一個子嗣也沒有。以至於朱安在婆婆、魯迅相繼辭世以後，連生活也沒有著落，一度想要變賣魯迅的手稿為生。後來雖然有許廣平接濟，但當她臨死前，身邊依舊一個人也沒有，孤苦離世。
三、 朱自清元配:武鍾謙
三個人裡面武鍾謙的結局無疑是最好的，至少不論從名義還是實際來說，朱自清都把她當做自己的妻子看待。朱自清甚至還一度為她寫下了幾篇文章。在其亡喪多年，朱自清另娶陳竹隱為妻，陳竹隱和許廣平、林徽因一樣，都算得上民國時期的新女性。
她因崇拜和朱自清在一起，戀愛時期的種種美好，讓陳竹隱十分憧憬兩人的婚姻。但當兩個人真的組成家庭以後，日子並不向婚前想象那樣美好。她徹底成了一個家庭主婦，洗衣做飯，相夫教子。
而在她之前，一直是武鍾謙這樣照顧著朱自清。朱自清也就理所當然的這樣要求她。但是武鍾謙是朱自清的母親，給朱自清挑選的媳婦，同樣是包辦婚姻。
而且武鍾謙是同樣是生活封建教育下女性，相夫教子、洗衣做飯這一切在她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如當婆婆把家道中落歸罪於她的“笑”的時候，她選擇諾諾而受;當婆婆把朱自清離職的原因歸罪於她，把她趕回孃家的時候，她亦然聽婆婆的話。甚至婆婆還怕她有朝一日爬到她的頭上，常常對她冷眼相待。
並且關於婆婆對她的不滿，她沒有告訴朱自清。而是獨自一人默默忍受著一切。當然朱自清是愛她的，她所受的一切他都看在眼裡，同時他為了她遠離母親，搬出去住。只是這麼一位為家無我的賢良女子，最後只能以病逝收場，終年三十一歲。
結語：
從三個人的經歷裡，不難看出三個人的結局，固然和“性格”二字有關。但一個人性格，其實是由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成長經歷以及接受的理念思想造就的。
而且這裡所說的“性格”，不僅是張幼儀、朱安、武鍾謙三個人的單一性格，還包括魯迅、徐志摩、朱自清甚至是當時社會下的普羅大眾。有句老話:“時勢造英雄。”無疑側面說明了時代對人物性格的塑造相攸關，就好像當兵的性格就要比普通人的性格要更為堅毅。
所以如果沒有封建禮教的迫害，加上新思潮的覺醒，也就不會存在張幼儀、朱安等人的悲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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