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鲁迅、徐志摩、朱自清他们原配身上的悲剧，其实是一代人的缩影。
民国时期是旧的封建礼数灭亡的开端，新思想浪潮的崛起。在这一起一落的碰撞当中，衍生了不少的悲剧，这些悲剧尤其发生在饱受封建礼数迫害的妇女身上。
我今天所言正是三位包办婚姻的女子，她们看似相同的命运，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结局。这三个人里有的人从迫害走出来，“一遇风云便化龙”;有的人至死身边都无一人陪伴;还有的人虽得所爱，却要深受婆婆的排挤。
一、 徐志摩元配:张幼仪
张幼仪出生名门望族，徐志摩是一个富家少爷。两人之所以在一起，主要原因还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有心想给妹妹找一个如意郎君，加上徐父看中张家的政治经济地位，认为两家联姻，于徐家有益而无害，便由徐父做主，应下两人的婚事。于是本在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张幼仪，年方十五就辍学嫁入了徐家做少奶奶。
当徐志摩首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的时候，曾以一种极其讥讽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可见他对这段婚姻是不大满意的，两人的成婚在他看来，不过是:“媒妁之言，受于父母之命。”尤其是当徐志摩遇上林徽因以后，更是一心扑在林徽因身上，对于身怀六甲的妻子不问不顾，要同她离婚，让她打掉孩子。婚是离了，儿子却在张幼仪的几位哥哥的帮助下生了下来，而且张幼仪毕竟读过几年书，虽是深受封建礼数迫害，但是后来仍旧能够振作起来，而且徐家除了徐志摩，徐父徐母都对张幼仪不薄，并且将之收为义女。后来张幼仪在兄长协助下，不仅在思想方面得到了蜕变，协助几位兄长在社会、在商场均获得令人赞叹瞩目的成就。
二、 鲁迅先生元配:朱安
朱安苦不苦，想来是很苦的。她一心想讨大老爷宽心，终究不得其道。但是朱安所受的待遇，偏又没有张幼仪那样凄惨。虽然两人也是奉命成婚，而且还是鲁迅先生的母亲以病危为由，把远在日本的鲁迅骗回国内成婚，据说当时鲁迅婚后三四天就走了，但是根据周作人的日记，两人是八九月份动的身，可见鲁迅先生结婚后，还是在家中待了个把月，并且鲁迅与徐志摩不同，他一生未与朱安同过房。
固然是没有办法满足朱安的心愿，鲁迅又何尝不是想朱安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
如果说张幼仪的悲剧是封建礼教迫害导致还有失偏颇，朱安却绝对是受迫害深矣。
她缠过足，偏生为了讨好鲁迅，以小脚穿大鞋，成婚的时候闹了一出丑剧。鲁迅先生还曾让朱安进学堂读书，但是在封建体制下生存已久的朱家，这种想法，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至于后来，虽然朱家的家业要比落魄的周家要厚实，朱家所能为鲁迅兄弟所做的也只是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朱安得到的也只是与鲁迅间的“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而鲁迅对于这个女人既是可怜命运对她的折磨，又厌恶她身上的封建愚昧的气息。
如果从感情方面来说，一个不爱，一个不得。强加在一起，双方无疑都是痛苦的。但是实际的决定权其实一直都在鲁迅身上，因为朱安的思维方式已经没办法决定她做决策了。而心肠宽厚的鲁迅，不忍朱安无依无靠，偏又不想屈服旧思想生活，因而形成新旧思想碰撞下的悲剧。
却幸鲁迅后来遇到了许广平，他终于从包办婚姻中解脱，迎来了属于自己情感生涯的光明，也正是从此开始，鲁迅的创作源泉汹涌勃发，许广平俨然也成了鲁迅的贤内助。
却也不幸鲁迅遇到了许广平，彻底绝了朱安走进鲁迅心中的唯一一点希望。两人之间甚至连一个子嗣也没有。以至于朱安在婆婆、鲁迅相继辞世以后，连生活也没有着落，一度想要变卖鲁迅的手稿为生。后来虽然有许广平接济，但当她临死前，身边依旧一个人也没有，孤苦离世。
三、 朱自清元配:武钟谦
三个人里面武钟谦的结局无疑是最好的，至少不论从名义还是实际来说，朱自清都把她当做自己的妻子看待。朱自清甚至还一度为她写下了几篇文章。在其亡丧多年，朱自清另娶陈竹隐为妻，陈竹隐和许广平、林徽因一样，都算得上民国时期的新女性。
她因崇拜和朱自清在一起，恋爱时期的种种美好，让陈竹隐十分憧憬两人的婚姻。但当两个人真的组成家庭以后，日子并不向婚前想象那样美好。她彻底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洗衣做饭，相夫教子。
而在她之前，一直是武钟谦这样照顾着朱自清。朱自清也就理所当然的这样要求她。但是武钟谦是朱自清的母亲，给朱自清挑选的媳妇，同样是包办婚姻。
而且武钟谦是同样是生活封建教育下女性，相夫教子、洗衣做饭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如当婆婆把家道中落归罪于她的“笑”的时候，她选择诺诺而受;当婆婆把朱自清离职的原因归罪于她，把她赶回娘家的时候，她亦然听婆婆的话。甚至婆婆还怕她有朝一日爬到她的头上，常常对她冷眼相待。
并且关于婆婆对她的不满，她没有告诉朱自清。而是独自一人默默忍受着一切。当然朱自清是爱她的，她所受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同时他为了她远离母亲，搬出去住。只是这么一位为家无我的贤良女子，最后只能以病逝收场，终年三十一岁。
结语：
从三个人的经历里，不难看出三个人的结局，固然和“性格”二字有关。但一个人性格，其实是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接受的理念思想造就的。
而且这里所说的“性格”，不仅是张幼仪、朱安、武钟谦三个人的单一性格，还包括鲁迅、徐志摩、朱自清甚至是当时社会下的普罗大众。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无疑侧面说明了时代对人物性格的塑造相攸关，就好像当兵的性格就要比普通人的性格要更为坚毅。
所以如果没有封建礼教的迫害，加上新思潮的觉醒，也就不会存在张幼仪、朱安等人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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