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是一個恐窮的人， 這跟魯迅先生的童年成長有莫大的關係。
1893年，魯迅的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獄，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全家避難於鄉下。那時候魯迅才12歲，每每為父親出入於質鋪及藥店，遭人冷眼。
15歲，父親去世，家境日益艱難，到了16歲，家族開會分房，母親是妾身，因此遭到排擠，分給他們的房子又小又差，讓魯迅倍感世態炎涼。
窮，首先是讓自己沒有任何安全感和社會地位，更沒有任何發言權。
1925年，魯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筆》中記錄了他10年前的一次兌換錢的經歷：“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
之所以能骨頭最硬，首先是他自己具備了在亂世中吃飽肚子的能力。衣食足而知榮辱，一屋不掃何以安天下。雖然被後人冠以的標籤很多，但魯迅的一生，都在把努力賺錢當己任。
魯迅先生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從來不把談錢當一種可恥的事情，文人也可以大大方方追求物質和金錢，只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公正美好。
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說：“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挑擔的人必要放下擔子，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直到晚年，魯迅還回顧說：
“我曾經在封建社會里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人們對魯迅的印象也是，他雖然樸素，但生活起來也是相當享受的：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魯迅很顧家，一到北京大學做教授，就全款買了四合院，讓一家人全從老家搬過來，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僱用女工和車伕；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僱有兩個女傭，晚年經常帶全家乘出租車看電影、赴宴席……
他飲食講究，愛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他追求住房寬敞，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租一層樓就夠用，而魯迅卻要獨幢的三層樓；他喜歡看電影，而且要買價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車。
魯迅不僅自己重視錢，還告誡朋友要重視金錢的作用。
1928年，他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兇，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
幾天後，魯迅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
在魯迅眼裡，不談錢的知識分子肯定是虛偽的，而大大方方談錢，認認真真生存，才真的不會做出苟且之事。
魯迅對錢很看重、在乎，每筆收入、支出都會在日記中記錄，甚至為此和學生李小峰對簿公堂而要回了2萬元版稅，還當了國民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而每月白拿300元。
因為教育部欠薪，魯迅還和同事們參加討薪遊行，因此被警察打落了“門牙”。
早年嘗過貧窮滋味的魯迅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使得他的收入越來越多，最終從入不敷出，奮鬥成民國的中產階級。
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中說：
“除了覺醒的心以外……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裡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錢──高雅地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
閱讀更多 馬果果的上書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