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一个恐穷的人， 这跟鲁迅先生的童年成长有莫大的关系。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那时候鲁迅才12岁，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15岁，父亲去世，家境日益艰难，到了16岁，家族开会分房，母亲是妾身，因此遭到排挤，分给他们的房子又小又差，让鲁迅倍感世态炎凉。
穷，首先是让自己没有任何安全感和社会地位，更没有任何发言权。
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记录了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
之所以能骨头最硬，首先是他自己具备了在乱世中吃饱肚子的能力。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屋不扫何以安天下。虽然被后人冠以的标签很多，但鲁迅的一生，都在把努力赚钱当己任。
鲁迅先生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把谈钱当一种可耻的事情，文人也可以大大方方追求物质和金钱，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公正美好。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
“我曾经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鲁迅很顾家，一到北京大学做教授，就全款买了四合院，让一家人全从老家搬过来，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他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他追求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他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鲁迅不仅自己重视钱，还告诫朋友要重视金钱的作用。
1928年，他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
几天后，鲁迅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在鲁迅眼里，不谈钱的知识分子肯定是虚伪的，而大大方方谈钱，认认真真生存，才真的不会做出苟且之事。
鲁迅对钱很看重、在乎，每笔收入、支出都会在日记中记录，甚至为此和学生李小峰对簿公堂而要回了2万元版税，还当了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而每月白拿300元。
因为教育部欠薪，鲁迅还和同事们参加讨薪游行，因此被警察打落了“门牙”。
早年尝过贫穷滋味的鲁迅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使得他的收入越来越多，最终从入不敷出，奋斗成民国的中产阶级。
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
“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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