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1644年，當他聽說明朝國庫搜來搜去，竟然窮得只剩下“2300兩白銀和800枚銅錢”的時候，李自成簡直要暈菜過去，偌大一個大明王朝，竟然這麼窮？
“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嘛。
同樣為了錢，為了400多萬兩白銀，1853年，22歲的大清咸豐皇帝也幾乎是欲哭無淚，這一年，太平天國的“妖匪”們已經作亂了第三個年頭，由於南方財賦大部被斷，大清帝國收入銳減達50%以上，但軍費等開支卻劇烈猛增，其中1852年國家財政收支虧空190多萬兩白銀，1853年更是虧空達400多萬兩白銀，大清帝國的財政，已瀕臨崩潰邊緣。
沒有錢，這仗還怎麼打，國家還怎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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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清朝史，很多人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晚清時期，接連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甲午戰爭、庚子事變，一系列的戰爭賠款和軍費開支，竟然沒將大清國給搞死，與因為窮沒法發軍費、沒錢派人守衛北京城的崇禎皇帝相比，大清國的皇帝們究竟有什麼法術，從哪裡搞錢呢？
▲鴉片戰爭，給大清帝國帶來了詭異的影響
大清國缺錢，以兩次鴉片戰爭為例，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摺合白銀為1960萬兩，另加軍費開支4000萬兩；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1600萬兩，另加軍費4000多萬兩；這兩次戰爭，直接就將大清國的腰包掏得精光——因為要知道，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康熙朝時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3000萬兩白銀；號稱盛世巔峰的乾隆朝，清朝年財收也不過4000多萬兩白銀。
大清國，究竟是怎麼搞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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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清朝的皇帝們，其實很感激英國人。
在後世人看來，兩次鴉片戰爭之仇，滿清的皇帝和臣子們，肯定是對英國人恨得牙癢癢，但實際上，在本質上為貿易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加上太平軍等一幫妖眾的騷擾下，咸豐皇帝，突然有了靈感。
在太平天國之亂前，清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田賦等地丁雜稅、鹽課、關稅等三大項，其中地丁雜稅、鹽課佔比達86%，關稅佔比不足14%，這種稅收結構，表明清廷當時仍是一個傳統稅收為主的傳統財政國家。
▲太平天國運動前，清政府財政收入結構分析表（單位：兩）
但1851年太平軍之亂開始後，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軍費，清廷開始鼓勵地方的總督和巡撫們，對商品徵收價值1%的厘金，由於商品基數龐大，這項收入日益可觀，成為各個省重要的地方收入來源；以1892-1893 年度為例，清廷在該農曆年度共徵收1428萬兩白銀厘金，佔當年大清財政收入的19.07%；
英國人赫德的到來，則使得清廷的關稅收入大幅增長：1849年，清廷當年的關稅收入為472萬兩，但到了1901年，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當年的關稅收入達到了2380萬兩白銀，佔清廷當年財收的26.99%。
▲英國人赫德，是晚清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人物
關稅收入大幅增長，是清廷在經濟上，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重要證據之一。但裡面的門道，真的這麼簡單嗎？
實際上，到了晚清後期，佔據清廷財收近半壁江山的厘金和關稅，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鴉片徵收的關稅和厘金。
傳統上人們以為，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拉響了清朝滅亡的喪鐘，但實際上，鴉片戰爭一響，給晚清政府和此後近一百年的中國的統治者們，送來的卻是“黃金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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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是這個“黃金萬兩”的始作俑者。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當時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已達4萬箱左右；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鴉片入華數量高速攀漲，在此情況下，咸豐皇帝開始動起了心思，既然制止不了鴉片貿易，哪麼為何不從鴉片身上徵稅呢？
1858年，在咸豐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並對鴉片開徵“洋藥稅”，規定每百斤鴉片，首先要在海關繳納關稅30兩白銀；然後進入國內各地時，還要開徵數量不等的厘金。
到了1885年，為了方便管理，清廷規定每百斤進口鴉片，共要繳納關稅和厘金共計110兩白銀。
▲咸豐皇帝（1831-1861）
清廷很快，就從中嚐到了超級甜頭。
在清廷的合法化許可下，鴉片得以更加兇猛的態勢進入中國，並從1840年每年4萬箱的進口量，高速增長至1881年每年9.6萬多箱的進口量。在以鴉片為首的關稅和厘金帶動下，到了1908年，清政府當年總稅收約2.92億兩白銀，其中鴉片稅收就達3302萬兩，佔當年全國財收的11.3%。
靠著賣鴉片，大清帝國，一下子就實現了“發家致富”，並在1864年幹趴了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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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初，因為兩次鴉片戰爭，道光皇帝、咸豐皇帝都對英國人恨得咬牙切齒，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英國人在痛扁大清帝國的同時，竟然給他們送來了鴉片、這麼個力挽帝國財政狂瀾的發家利器。
實在是焉知禍福，想不到啊！
咸豐皇帝很意外！歷史真是詭異。
但鴉片關稅厘金雖高（以下簡稱稅釐），錢的大頭畢竟是讓英國人等老外賺了去，有沒有辦法從中賺更多的錢呢？
辦法來了，那就是自己種：讓鴉片自產、自銷、自賣。
▲1850年代開始，鴉片種植開始廣佈國內
話說，大清帝國這一招，也是跟英國人學的。
清朝前期，大清帝國出口創匯主要有三個品種，分別是：陶瓷、生絲和茶葉。但早在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由於英國的達爾文家族等偷師研製出了更好的陶瓷，歐洲人就已逐步停止了從中國進口瓷器；
另外在生絲和絲綢領域，由於日本養蠶業和絲綢業的崛起，世界絲綢的出口中心，在晚清時期也已從中國遷移到了日本。
剩下最後一個茶葉出口，由於英國人的偷師學習，和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移植開墾，中國的茶葉出口也開始迅速衰敗。
老外們通過偷師、移植等貿易戰手段，迅速擊垮了大清帝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於是，大清帝國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也來學習種鴉片、賣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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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對帝國是否有毒、毒害程度如此，祖先們的訓導早已拋諸腦後。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勵下，罌粟之花，迅速開遍了整個大清帝國。
在與鴉片主產地印度相近的雲南、貴州和四川地區，從1850年代的咸豐皇帝時期開始，作為提煉鴉片的原植物，罌粟開始廣泛種植起來，由於這玩意兒特別好賣、價格又高，於是，在帝國西南部的雲貴川地區，
“鄉村嵩落皆遍種之”。
隨後，鴉片種植開始廣佈帝國的各個角落，到了1860、1870年代，罌粟在大清帝國的各個省份、各個角落遍地開花，北至蒙古、東北三省，西至甘肅、陝西，南至福建、廣東，以及山西、山東、河南和相對富庶的江浙地區等，大量的土地紛紛被開墾用作罌粟種植，甚至成為許多農民的主業。
據統計，到1894年，大清帝國一共8.66億畝耕地上，一共有1333.3萬畝土地都改種了罌粟，佔比高達1.5%——也就是說，假如你在光緒二十年（1894）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跑一遍大清帝國，你會發現，帝國，已經被罌粟之花給淹沒了。
這種罌粟的種植，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末期，到了1940年代末，最愛君的故鄉、廣東潮汕地區就仍然到處種植著罌粟，由於種植面積太大，罌粟甚至被當做了炒菜做飯的材料。
▲晚清平民在吸食鴉片
在當時，清朝人把進口的鴉片叫做
“洋藥”，把國產的鴉片叫做“土藥”，在“土藥”的大規模衝擊下，外國鴉片進口越來越少，到1879年，當年大清帝國的鴉片自給率，已經達到了80.12%，對此，當年英國駐上海領事在提交給英國本土的貿易報告中說，
“在四川、雲南、山西、陝西、甘肅和貴州等省，印度鴉片幾乎都被趕出了市場，現在簡直不再運往這些地方，那裡的消費，全部由中國產的鴉片供應了”。
以1908年當年鴉片稅收厘金共3302萬兩為例，其中進口鴉片徵繳稅釐為502萬兩，而國產鴉片徵繳稅釐則達到了2800多萬兩，由此可見國產鴉片的數量之巨。
在清朝國產鴉片的貿易爭奪下，進口鴉片的數量，也從1881年最高峰的9.6萬箱，下降到了1911年、大清亡國前夕的2.7萬箱。
到1882年，中國國產鴉片甚至“揚帆出海”，不僅可以自給自足，而且還反向出口國外。英國人對此，後悔得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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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鴉片徵收的稅釐，清朝不僅擊敗了太平天國，而且連洋務運動，也從中受益匪淺，從而使大清帝國，在晚清的風雨飄搖中，成功實現了“延年益壽”。
根據清廷統計，1866年清廷從鴉片徵繳的稅釐為200萬兩白銀，佔當時全國關稅收入的50%以上。有了鴉片稅釐的支撐，大清國也從當初圍剿太平軍的困窘中緩過神來，財政收入節節攀升。
1877年，廣東機器局計劃製造16艘炮艦，其中已花費的96860兩白銀費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餉以及各種雜費4148兩，就全部取自所收繳的鴉片厘金。從1877至1880年，廣東省政府每年都會從鴉片稅釐中，支援11萬兩銀子，用於炮艇建造。
1887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就用高雄和淡水兩地的鴉片厘金，來支付臺灣海軍以及臺灣的其他軍事開支；同年，四川機器局也從鴉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兩銀子，用於製造機器、步槍和子彈等軍械。
而李鴻章開展的洋務運動，其大部的經費，也是來自鴉片的稅釐。
▲晚清洋務運動，很多資金都來自鴉片稅收和厘金
不光如此，就連晚清時期的教育事業，也“有賴於”鴉片產業的支撐——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為例，當時作為鴉片生產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貢京師的鴉片稅釐中，撥出專款，用於支持京師大學堂的發展。
所以，從北京大學到近代許多教育事業，和軍工事業發展的背後，都有著鴉片稅釐的影子，只是對於這種尷尬的歷史，善於掩飾歷史的後世，又不知該作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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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鴉片稅釐等一系列擴張性稅收的支撐下，大清帝國也在太平軍的沉重打擊中逐漸回過神來，並迎來了同治、光緒皇帝時期所謂的“同光中興”局面。
就在庚子之亂後九年，儘管揹負著連本帶息共達9.7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但“闊氣”的大清帝國仍然讓世界為之矚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儀的叔叔、大清帝國籌辦海軍大臣載洵一行遊歷歐洲，出行前載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軍計劃，並計劃在未來七年內，購置8艘戰列艦、20艘巡洋艦——在遊歷過程中，載洵在途經的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兵工廠都下了訂單，當他到達德國時，眼紅得不得了的德國人，簡直是把載洵捧在手心上供著，帶他到處參觀德國的兵工廠，生怕得罪了這位大金主和大財神。
▲1909年，出訪歐洲的載洵（中）成為西方人眼中的大金主
但鴉片帶給帝國的隱患和創傷，已經深深埋下。
儘管貌似為國家財政和洋務運動“貢獻”良多，但這種飲鴆止渴的廣泛鴉片種植和貿易，儘管推動了晚清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短期發展，但從長期效益而言，鴉片種植和貿易，卻深深摧殘了這個帝國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經濟。
1877、1878年，大清帝國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農作物減收，史稱“丁戊奇荒”，在這場造成大清國1000多萬人餓死、另有2000多萬人逃荒的大災難中，山西罹禍尤重，對此，當時的山西巡撫曾國荃上奏說，山西全省
“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
▲晚清災民
當時，山西全省530萬畝耕地中，土質最好的60萬畝地全部用來種植了鴉片，由此導致了全省糧食大規模減產。
由於廣泛種植鴉片，由此導致在災荒時期，山西全省的農作物更加供不應求，由此，在這場“丁戊奇荒”中，山西省的災難也最為深沉，當時，山西災民在吃完“小石子”、“觀音白泥”等所有能吃的東西后，大量災民死亡，並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吃人，使得整個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對此，當時人描述說，吃觀音土、大規模人吃人，這是自明朝晚期後，“二百三十餘年未見之慘悽，未聞之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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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場導致1000多萬人餓死的“丁戊奇荒”，並未釀成類似明朝末年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然而，帝國的根基已傷，在帝國的子民們看來，除了鴉片，還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稅收和厘金、田賦、鹽課，已經成了他們身上，不斷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這個晚清社會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後一根稻草的到來。
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後三個月，1912年1月，大清帝國公佈了1911年的財政收入：一共為3.0191億兩白銀，相比年收4000多萬兩、號稱盛世的乾隆時期，大清帝國也迎來了中國封建王朝史上，財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內外夾擊下，清廷宣佈退位，結束了268年統治。大清帝國——這隻看似富得流油的龐然巨象，被幾隻不起眼的革命黨小螞蟻一頓啃噬，最終轟然倒塌。
若論功勞，那一小塊鴉片，或許也是“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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