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研究古典哲學和現代文學的教授漢斯·費格爾（Hans Feger）博士來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作“兩種文化：從藝術自律到文學的知識傳播”的講演，談到哲學和文學藝術的關係。他先引述了法國哲學家雅克·拉康的觀點：
哲學和藝術在歷史上相互糾纏難解難分，如同分析者和歇斯底里者的關係。如我們所知，歇斯底里者去找分析者，對他說：“從我的嘴裡說出真理，我在這裡，而你，有知識的你，告訴我我是誰。”可想而知，無論分析者的專業的、敏銳的回答是什麼，歇斯底里者都會讓他知道，那樣的回答還不算完事，她的在這裡逃脫了偶然，一切還得重新開始，想要討好她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樣一來她就把控制權拿在了手裡，她就成了大師的主人。與此完全一樣的是，藝術一直就在那兒，一直在向思想者提出“她是誰”這個無聲的、捉摸不定的問題，但與此同時卻由於她的持續的創造天賦和變幻莫測而對於哲學家關於她所說的一切感到失望……
歇斯底里患者想要的……是一個主人。她想要他者是主人，想要他知道許多事情，但還是不要他知道得那麼多，乃至不相信她才是他的全部知識的最高價值。換句話說，她想要一個由她主宰的主人。她主宰，而他卻不支配。
聽到這裡，我猛然想起我兩個月前在北京和殘雪的對話來。那次對話是我們所策劃的整個關於哲學和藝術的對話的最近一次，在此之前，2011年的5月和8月還進行過兩次。至於2009年8月和2010年4月的那兩次，則已經收錄在我和殘雪的《於天上看見深淵》一書中了。這個系列的三次對話和前一個系列的兩次雖然都是談文學和哲學的關係，但側重面有所不同。前一系列的側重面在於為文學提供哲學的根據，而這個系列則主要是以文學為質料來建立一種新型的哲學觀。但無論如何，上引拉康對哲學和藝術的關係的描述，都極為真實地再現了我和殘雪這些冗長、糾結而又衝勁十足的談話的現狀。
當然，所謂“歇斯底里患者”不過是精神分析家的偏見，他們以為藝術家就是一種精神病態，雖然有創造力，畢竟是不健康的。我相信，他們如果見過殘雪這樣的精神強健的藝術家，就不會那樣說了。這種類型的藝術家在西方也不是沒有，例如穆齊爾（Robert Musil，1880—1942）就具備極為強大的理性，費格爾在講演中也專門提到他，說他“發展出一種能動的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一方面對被認為已經僵化的傳統理性原則表示懷疑，另一方面也與那些宣揚‘對非理性的狂熱崇拜’的信徒們（伯格森、梅特林克）保持著距離。”這種理性體現在一種“精確性”、尤其是“精確的感覺”上，在這方面，用穆齊爾的話說，“我們不是理性太多心靈太少，而是在心靈問題上只有太少的理性”。費格爾認為，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代表了西方文學中一場巨大的變革。這場變革最早可以追溯到席勒對哲學和詩所做的聯結，這時，“藝術的觀念化活動成為哲學的秘密代理機制——直至到了謝林那裡，藝術被上升為哲學的喉舌器官和哲學的文獻，因為它兌現了一種比概念思維更具優先性的真理和認識訴求。”的確，在謝林的《先驗唯心論體系》中，藝術直觀已經超越了哲學的理智直觀而成為體系的頂峰。於是，這樣一來，藝術和哲學的關係就幾乎顛倒過來了。現在，哲學是處在歇斯底里者的位置，是它在向藝術要求問題的答案，這些答案是它自己給不出的，但與此同時，由於它的精確性和科學性訴求，它又對藝術的無知不能滿意。“浪漫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哲學文學的雙重現象，在其中，詩與哲學的關係顛倒了過來：在這場精神革命之後，藝術變得高於哲學了：它甚至能夠把那些被哲學作為至高之物加以談論，但同時卻又深知自己無法以認識的方式加以把握的東西也帶到意識面前。”
看來，這種對拉康反其道而行之的觀點正是費格爾自己的觀點。通過會後與他的交流，我證實了這一點。就是說，表面上，哲學家在和藝術家的交往中是藝術家的精神病醫生，他似乎能夠給藝術家做出清晰的定位；但實際上藝術家才是哲學家的喚醒者，他（她）能夠發掘出哲學家在潛意識後面所堅持的東西並將其置於危險的境地。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歌女士的嫻熟的中德同聲翻譯，我向費格爾教授介紹了我與殘雪的歷次對談的情況，他表示極感興趣。我們約定，在適當的時候將進行一次三人對談（由王歌女士當翻譯）。我將這一消息通報給了殘雪，她也感到很興奮。
現在，我與殘雪第二系列的這次對談也已經整理完畢，計算字數，居然接近70萬字，這使我們兩人都嚇了一跳。想想也是，我們涉及了太多的複雜的問題，哲學問題和文學藝術問題，都是高端的難題。三次探討基本上都是圍繞一箇中心，就是如何建立起一個打通文學和哲學的哲學體系，如何從根基上把兩個歷來毫不相干、甚至相互衝突的領域結合在一起？與前一本書（《於天上看見深淵》）不同的是，在那裡只是初步提出問題，主要是從文學的角度對自身的哲學根據加以搜索和定位；而在這裡則是開始煅造一種新的藝術哲學。我們在選擇術語、比較概念、劃分層次上花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在新哲學的開端問題上（包括要不要一個開端的問題上）殫思竭慮。話題主要涉及中西哲學和藝術精神的比較，包括西方的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現代的海德格爾和胡塞爾，薩特和加繆，卡夫卡、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中國的儒、道、禪，《易經》和《紅樓夢》……所有這些都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看他們能否對我們要建立的體系有所幫助、有所啟發。這些對話有些是非常默契的，差不多是一點就通；但有許多地方是極其艱難的。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我們兩位對談者各自的立場是如此的頑固，我們各從一個極端來就一個話題相互碰撞，各自都有說服對方的強烈願望，但卻很難被對方說服，因此時常會擦出思想的火花來。在哲學上，我自認為比她讀的書要多，經常會引經據典，有時還會搞得她無法招架，只得退讓；但她仍然在自己的基本立場上寸步不讓，覺得我沒有能夠理解她。她極端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被表面的邏輯推理所迷惑。我覺得這恐怕正是一位藝術家所應有的素質。所以總的來說，我對她是比較遷就的，就連她的那種目空一切、狂妄不羈，我也認為總是有她的道理的。
話題中牽涉到中西比較的部分是特別有意思的。在哲學上，我歷來是一個典型的“西化派”或理性派。這不是由於我的專業本行是德國古典哲學，而是由於我自身的長期底層生活，使我痛感中國缺乏理性精神的病狀，就連我當初決心要研究德國古典哲學，也是出於這種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情懷，想要對現實社會施以療救。相比之下，殘雪在這方面就比我要淡漠得多，她考慮更多的是純文學本身，因而比我更加抱一種古今中西兼收幷蓄的開放態度。意識到這一點，我常常會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新批判主義”的鋒芒收斂一點，隱藏一些，甚至還會幫她出點主意，比如怎麼樣把《易經》和道禪的原則吸收進她的體系中來。雖然我感到這樣一來，很有可能會對我自己長期以來堅持的新批判主義精神有所突破，但也不妨把這當成一場試驗。因為這種突破如果成功了，也許意味著將我自己的觀點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但決不意味著我對新批判主義的放棄。我也曾想到過，那個更高的層次可能是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但在沒有達到那個歷史階段之前，還是應該在現有層次上多下些功夫，打下更牢固的基礎。不過有時又覺得，現在為未來作些準備也不錯。我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中進行這些對話的。我有一種預感，這種矛盾並不表明我的思考全無價值，相反，它是我的思想還充滿可塑性和思想活力的表現。我並不想搞出一個“絕對真理”放在那裡供人們景仰，我的新批判主義本身就包含著對自身的批判，它一定會是一個動態的開放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殘雪從文學立場所提出的那些生動活躍的“質料”，無疑也具有將我的哲學從根基上加以震撼的作用。在這種意義上，她的確倒是有點像在對我的那種僵化和固定的傾向進行一種預先的提醒和治療。當然，這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哲學觀點所認可的。
因此，本書的讀者也許不能指望在書中讀到什麼現成的結論，而更多地是一種思想探索的歷程。當一個藝術家想對自己為之獻身的藝術進行一種哲學把握的時候，或者一般說來，當一個勤于思考的人想對自己的生命進行終極的定位的時候，他就可能陷入這種迷宮的探索之中。在這裡讀者可以期待的是，這種探索不是一個人在那裡冥思苦想，而是由兩個不同的人，一個是代表女性思維的作家，另一個是代表男性思維的哲學研究者，在對話中進行一種身體力行的示範或演習。還是費格爾說得好：“認識不在於從現象之洞穴中上升到真理，而在於沉潛進第奧尼索斯式迷醉的昏暗的無分別狀態之中。這是對真理之理解的一種逆轉，亦即在不能把握真理的地方，人們離真理更近。”這正是我們這場對話所要達到的效果，即：恰好在問題撲朔迷離地展示出來讓人莫衷一是的時候，在看起來怎麼說都有它的道理的時候，就是最接近真理的時候。自從黑格爾以後，人們都對一個封閉的體系深惡痛絕，哲學家們紛紛宣稱自己不搞體系，或者宣稱自己的體系是開放的。但何謂開放？就是要在最高層次、最頂尖的位置上留下餘地或空白。或者說，在其他地方都要把問題說清楚，但最關鍵的地方則不能說得太絕對，就像維特根斯坦說的：“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能解答，我們的生命問題還是仍然沒有被觸及到。當然不再有其他問題留下來，而這恰好就是解答。”開放的體系總是留有自己的“缺口”，這種缺口不是故弄玄虛，而是迫不得已，因為人畢竟不是上帝。人總是有限的，發展中的，總是要為未來的發展留下餘地。但也正因為如此，一個有創見的新的觀點也必然要從前人體系的缺口處入手，在彌補前人的不足之處的同時把問題向前推進一步。所以全部的問題就取決於，能否發現前人體系的“阿基里斯之踵”？而這往往不是邏輯思辨的事，而是生命力和感悟力的事，在這方面，藝術氣質通常比理論思維更為敏銳和有效。就連黑格爾那樣堅不可摧的體系，當年也是由德國浪漫主義最早向它發出了挑戰。當然，要將新的世界觀建立起來，則還要做大量的理論工作。
就我自己而言，我很早就意識到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主要是針對著兩個方面，一個是傳統的倫理道德，一個是陳舊的思維模式；但對於傳統的審美意識，我通常都是手下留情的，雖然也意識到其狹隘性和擴展視野的必要性，但卻充分肯定傳統的文學藝術本身所具有的不朽的價值。在《黃與藍的交響——中西美學比較論》（1989）中，我對中西審美意識的融合充滿期待，並提出了克服中西雙方在藝術精神上各自的侷限性的設想。但從邏輯上說，這種溫情與我對傳統的新批判主義態度其實是不能相容的，一個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它的其他方面，與倫理道德和思維模式（包括哲學思想），都是分不開的。因此，我的新批判主義如果說有什麼缺口的話，那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不能自洽。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的哲學上的論戰對手們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從這一點來對我進行反駁。倒是殘雪作為一個藝術家向我提出的質疑，迫使我不得不全盤考慮我從純哲學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評價。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我對以往觀點的放棄，而是對以往觀點的完善化和提升。我經常強調的一個命題是：只有批判中國文化才能弘揚中國文化，在批判之前談不上真正的弘揚。但畢竟也可以在批判的同時考慮一下未來的弘揚問題。與哲學比起來，文學藝術更具有時代的超前性，甚至永恆性。這正是文學能夠成為我的哲學的缺口、也就是突破口的原因。但問題在於，突圍以後怎麼辦？我與殘雪的整個談話，可以說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在進行初步的探討，試著擺放了幾塊最初的基石。但這一切都還在未定。我們充分意識到問題的艱鉅性。
儘管如此，我們對自己的努力仍然抱有某種自信。費格爾問道：“如果‘為對世界進行精神把握做出貢獻’這個哲學的訴求轉移到了文學中，那麼哲學會變成什麼呢？”他的回答是：“哲學現在也許會要求自己去做從前詩所做的事情：發明創造。那樣一來，哲學就主要不再是解決問題，而是發明新問題。”但是，如果僅僅只限於“發明新問題”的話，那又如何能夠“對世界進行精神把握做出貢獻”呢？我覺得，回答還可以再積極一點，就是：通過解決老問題來逼出新問題，或者說，雖然沒有能夠解決新問題，但畢竟有了新視野，並由此使老問題迎刃而解。
但願我們的對話在這方面能夠有所推進，雖然它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
2013年2月25日，於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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