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JM觀點:新冠疫情的種種是非,是不是昔日重來?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於北京時間上週五在觀點欄目發表文章,在近百年人類與傳染病鬥爭的歷史背景下,審視了當前新冠病毒病(COVID-19)的防控。作者是哈佛醫學院全球健康和社會醫學系、哈佛大學科學史系教授David Jones博士。

在新型抗生素和疫苗研發的鼎盛時期,著名微生物學家麥克法蘭·伯內特(Macfarlane Burnet)和戴維·懷特(David White)於1972年著書預測:“關於傳染病的未來,最有可能的預測是,它將非常乏味。”他們承認,“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危險的新傳染病出現的風險會一直存在。但這種情況在過去的五十年裡從未發生過。”流行病似乎只有歷史學家才感興趣。


時代變了。從1970年代的皰疹和軍團菌病,到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再到現在的COVID-19,傳染病繼續威脅和擾亂著人類的生活。從未對流行病失去興趣的歷史學家可以提供很多幫助。


當歷史學家需要解釋過去的事件時,他們很快就會指出背景的重要性。如果你想了解事情發生的原委,就必須瞭解當地的情形。但是,流行病的某些因素卻引起了歷史學家截然不同的反應:他們渴望瞭解關於社會如何應對傳染病的普遍真理。


例如,查爾斯·羅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在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鼠疫》中找到了靈感,並描繪了疫情暴發的典型結構。羅森伯格認為,

疫情可以展現為三幕的社會戲劇。最早的跡象不易察覺。不管是出於自我安慰的需求還是保護經濟利益的需要,市民都忽略了某些事情出現異常的線索,直到發病和死亡人數快速增長才迫使人們心有不甘地承認這一事實。


承認事實便進入了第二幕,此時人們要求解釋,有人便提供機械的和道義上的解釋。反過來,這些解釋又會引發公眾的反應。這些社會現象會導致疫情的第三幕像疾病本身一樣具有戲劇性和破壞性。


無論是社會行為將疫情控制住還是易感人群全部受到感染,疫情終將過去。正如羅森伯格所說:“疫情在某一時刻開始,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內持續發酵,緊張氣氛沿著情節線逐漸發展,個人和集體的情緒陷入危機,然後逐漸走向終結。”現在這部關於COVID-19的戲劇正在上演,首先是中國,然後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


但是歷史學家並不僅限於描述事件。羅森伯格認為,疫情給它們所侵襲的社會施加了壓力。這種壓力使得本來不明顯的潛在結構變得清晰起來。因此,疫情為社會分析提供了抽樣手段。它們揭示了對一個群體來說,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以及他們真正看重的是誰。


NEJM觀點:新冠疫情的種種是非,是不是昔日重來?

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患者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的一家急救醫院接受治療。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


在疫情應對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們希望歸咎責任。從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到中國市場的肉販,總是有人被指責。目前社會已經按照宗教、種族、民族、階級或性別認同出現社會分層,而這些譴責語言則體現並利用了這一社會分層現象。隨後,各國政府利用其權威採取相應措施,如實施隔離或強制接種。這一步驟通常是擁有權力和特權的人對沒有權力或特權的人進行干預,這一動態過程可能會加劇社會衝突。


在疫情的歷史分析中,另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干預措施往往未能兌現其承諾。根除天花所需的技術——疫苗接種——在1798年即已出現,但花了將近180年才取得成功。1900年,舊金山的衛生官員在唐人街周圍拉起了一根繩子,試圖控制鼠疫的暴發;只有白人(大概還有老鼠)被允許進入或離開這個社區。這種干預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


梅毒是20世紀早期的一大禍害,理論上講,如果每個人都堅持嚴格的禁慾或一夫一妻制,它是可以被消滅的。但是,正如一位美國陸軍醫療官員在1943年抱怨的那樣,“誰也沒辦法讓性行為變得不受人喜愛。”當青黴素出現時,梅毒本可以更容易的根除,但是一些醫生警告不要使用青黴素,他們擔心這會消除對濫交的懲罰。


從理論上講,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在20世紀80年代本可以——但並沒有——得到控制。另外,儘管1996年出現的有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大幅降低了艾滋病相關的死亡率,但並未終結艾滋病。艾滋病患者結局的巨大差異依然持續存在,這與種族、階級和性別差異持續存在相似。正如歷史學家艾倫·勃蘭特(Allan Brandt)的著名論斷:“魔法子彈的承諾從未兌現”3。


鑑於歷史學家對過去疫情的瞭解,我們現在很難不感到厭倦。這種特殊的冠狀病毒可能是新型病毒,但我們以前都見識過。人們沒有及時意識到威脅?加繆早已很貼切地描述了這種動態過程。官員們試圖壓制早期預警?當然。隔離無法控制病原體?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尤其是像流感病毒和SARS-CoV-2這樣的病原體,攜帶這些病毒的人們在出現症狀之前便具有傳染性。


這並不意味著干預是徒勞的。1918年當流感襲擊美國時,不同城市的應對措施不盡相同。部分城市能夠從那些首先暴發疫情的城市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一些城市實施了嚴格的控制措施,包括關閉學校、禁止公眾集會,以及其他形式的隔絕或隔離,因而減緩了疫情發展,降低了總死亡率。中國的積極應對可能延緩了當前疫情的全球傳播。



譯者注:本文翻譯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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