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JM观点:新冠疫情的种种是非,是不是昔日重来?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北京时间上周五在观点栏目发表文章,在近百年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审视了当前新冠病毒病(COVID-19)的防控。作者是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教授David Jones博士。

在新型抗生素和疫苗研发的鼎盛时期,著名微生物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和戴维·怀特(David White)于1972年著书预测:“关于传染病的未来,最有可能的预测是,它将非常乏味。”他们承认,“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危险的新传染病出现的风险会一直存在。但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从未发生过。”流行病似乎只有历史学家才感兴趣。


时代变了。从1970年代的疱疹和军团菌病,到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再到现在的COVID-19,传染病继续威胁和扰乱着人类的生活。从未对流行病失去兴趣的历史学家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当历史学家需要解释过去的事件时,他们很快就会指出背景的重要性。如果你想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委,就必须了解当地的情形。但是,流行病的某些因素却引起了历史学家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渴望了解关于社会如何应对传染病的普遍真理。


例如,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中找到了灵感,并描绘了疫情暴发的典型结构。罗森伯格认为,

疫情可以展现为三幕的社会戏剧。最早的迹象不易察觉。不管是出于自我安慰的需求还是保护经济利益的需要,市民都忽略了某些事情出现异常的线索,直到发病和死亡人数快速增长才迫使人们心有不甘地承认这一事实。


承认事实便进入了第二幕,此时人们要求解释,有人便提供机械的和道义上的解释。反过来,这些解释又会引发公众的反应。这些社会现象会导致疫情的第三幕像疾病本身一样具有戏剧性和破坏性。


无论是社会行为将疫情控制住还是易感人群全部受到感染,疫情终将过去。正如罗森伯格所说:“疫情在某一时刻开始,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持续发酵,紧张气氛沿着情节线逐渐发展,个人和集体的情绪陷入危机,然后逐渐走向终结。”现在这部关于COVID-19的戏剧正在上演,首先是中国,然后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但是历史学家并不仅限于描述事件。罗森伯格认为,疫情给它们所侵袭的社会施加了压力。这种压力使得本来不明显的潜在结构变得清晰起来。因此,疫情为社会分析提供了抽样手段。它们揭示了对一个群体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以及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谁。


NEJM观点:新冠疫情的种种是非,是不是昔日重来?

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患者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一家急救医院接受治疗。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在疫情应对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人们希望归咎责任。从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到中国市场的肉贩,总是有人被指责。目前社会已经按照宗教、种族、民族、阶级或性别认同出现社会分层,而这些谴责语言则体现并利用了这一社会分层现象。随后,各国政府利用其权威采取相应措施,如实施隔离或强制接种。这一步骤通常是拥有权力和特权的人对没有权力或特权的人进行干预,这一动态过程可能会加剧社会冲突。


在疫情的历史分析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医疗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往往未能兑现其承诺。根除天花所需的技术——疫苗接种——在1798年即已出现,但花了将近180年才取得成功。1900年,旧金山的卫生官员在唐人街周围拉起了一根绳子,试图控制鼠疫的暴发;只有白人(大概还有老鼠)被允许进入或离开这个社区。这种干预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


梅毒是20世纪早期的一大祸害,理论上讲,如果每个人都坚持严格的禁欲或一夫一妻制,它是可以被消灭的。但是,正如一位美国陆军医疗官员在1943年抱怨的那样,“谁也没办法让性行为变得不受人喜爱。”当青霉素出现时,梅毒本可以更容易的根除,但是一些医生警告不要使用青霉素,他们担心这会消除对滥交的惩罚。


从理论上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在20世纪80年代本可以——但并没有——得到控制。另外,尽管1996年出现的有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大幅降低了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但并未终结艾滋病。艾滋病患者结局的巨大差异依然持续存在,这与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持续存在相似。正如历史学家艾伦·勃兰特(Allan Brandt)的著名论断:“魔法子弹的承诺从未兑现”3。


鉴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疫情的了解,我们现在很难不感到厌倦。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可能是新型病毒,但我们以前都见识过。人们没有及时意识到威胁?加缪早已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动态过程。官员们试图压制早期预警?当然。隔离无法控制病原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尤其是像流感病毒和SARS-CoV-2这样的病原体,携带这些病毒的人们在出现症状之前便具有传染性。


这并不意味着干预是徒劳的。1918年当流感袭击美国时,不同城市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部分城市能够从那些首先暴发疫情的城市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些城市实施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包括关闭学校、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其他形式的隔绝或隔离,因而减缓了疫情发展,降低了总死亡率。中国的积极应对可能延缓了当前疫情的全球传播。



译者注:本文翻译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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