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醫生，卻穿著最高級別的防護服，出現在超市、養老院、社區等人員聚集場所。他們的“武器”也很簡單，隨身手提箱內，通常只裝著最普通的棉籤、剪刀、試管、鑷子、手電、記號筆……
他們是被稱為“醫學偵探”的流行病學調查人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不僅有各省市醫護人員馳援湖北，由全國疾控系統內抽調的流行病學調查專家，也火速投入到湖北疫情最前線開始工作。
“他（患者）走過哪些地方，到過哪個點，交談過哪個人，要一個個這樣排查下去。”四川第二批援湖北疾控隊隊長陳曦告訴記者，通常情況下結合既定調查方案，可以還原患者整個的傳染鏈條。
不過當前的武漢，由於疾病的全面擴散，陳曦和其他4名隊員，將工作重心投入到了針對集中爆發點的調查。“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可控的。”疾控隊隊員吳朝學介紹，流行病調查人員每天在武漢都是直面風險，但工作的成果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
3月6日，武漢體育學院家屬區，疾控隊員採樣中
破案，“我們是控增量”
流調，即流行病學調查，這是一個公眾較少接觸的詞彙。流行病學調查員這一職業，則同樣帶著些“神秘”色彩。四川第二批援湖北疾控隊5名人員，全部為參加過國家和四川省現場流行病學培訓的技術骨幹。在2月18日抵達武漢後，這支隊伍立即投身到了洪山區的流調工作。
“醫生是減存量，我們是控增量。”四川第二批援湖北疾控隊隊員劉輝為《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概述流行病學調查員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他（患者）走過哪些地方，到過哪個點，交談過哪個人，要一個個這樣排查下去”。
隊長陳曦告訴記者，通常情況下結合既定調查方案，可以還原患者整個的傳染鏈條，進而做到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但在武漢，由於此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人數過多，已經不具備還原單一患者傳染鏈條的條件，因此將工作重點轉向了調查新冠肺炎集中爆發場所。
根據患者信息數據排查，隊員們發現同一個地址出現多個病例，再深入瞭解，這個地址是一家養老機構。
一場聚集性感染的調查就此展開，儘快找出感染途徑至關重要。在疫情發生後這家養老機構已經關閉，院內居住的老人平均年齡在83歲左右，自理能力比較差，需要臥床。他們是如何感染上新冠肺炎的？
“老人不出來，那就牽扯到誰在照顧他們，就是護工。”吳朝學介紹，隊員們迅速將可能導致養老院內暴發疾病感染的可疑人員，鎖定在了護工身上。經過調查發現，這家養老機構的護工在“封城”後，吃住也一直在養老院內沒有外出。線索一下子就斷了。
疾控隊員迅速擴大調查範圍，發現該養老院實際上是一家醫養結合單位，社區醫院也設在同一棟建築內。“（社區醫院）的醫護人員要回家。”隊員們發現導致感染的問題關鍵。
在1月底時，這家社區醫院就已經出現發熱的醫護人員，後期又有工作人員被確診。“但是他們院長說，醫院與養老院沒有任何的交集，醫護人員走的都是醫院通道。”吳朝學回憶。
最終的調查結果顯示，養老院暴發疾病傳染的問題出在食堂。醫院的醫護人員、養老院的護工長期在同一食堂集中聚餐。“醫院的發熱門診甚至是我們到那三天前才關，醫養結合的方式在這方面就（會）出現問題。”陳曦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陳曦介紹稱，“在大家都還沒重視（養老院）時，我們很快就把報告寫出來並上交了”。隨後，相關部門組織力量進一步摸排武漢的養老機構，隊員們很有成就感。
3月6日，武漢體育學院家屬區，採樣完畢消殺人員對患者家進行全方位消殺
偵察，“找到最後的盲點”
當下，武漢採取了將新冠肺炎確診重症患者、輕症患者，疑似人員分別集中治療和隔離的手段，有效遏制了疾病的進一步傳播蔓延。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患者出院並完成隔離，原本發生過感染的患者居所的消毒工作，成為當務之急。“（之前）沒有來得及到每一個病人家裡去（消毒），存在一些盲點，我們是找最後的盲點。”陳曦說。
四川第二批援湖北疾控隊在到達武漢後，也承擔了洪山區集中隔離點、居民住宅的消毒評估工作。隊員們在進入汙染區前，需要全副武裝，防護服、N95口罩，戴兩層手套、護目鏡、鞋套統統不能少。
“我們通過消毒，將傳播途徑切斷。結合控制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群來達到控制傳染病的目的。”劉輝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進入病人家中的消毒工作由專業的消毒公司完成，疾控隊員們也會一同進入可能存在病毒的患者家中，在消毒作業前和作業後，兩次取樣帶回實驗室，做消殺效果評估。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消毒前疾控隊員使用浸泡後的棉籤在患者家中的窗臺、餐桌、玄關處的牆壁等人員流動大，接觸多的位置進行擦拭採樣。
“消毒過後，把門封閉30分鐘，我再進去採樣。”疾控隊內專門負責消殺工作的範文成介紹，通過對比兩次採樣的細菌培養，便能評估出消殺作業的質量。
“你該擦的自己擦一下，該洗的自己也洗一下，杯子、碗、臥室的床沿。我建議您都挨個擦一下。”吳朝學告訴社區居民。此前，多支援湖北疾控隊與洪山區疾控中心專門製作了一條短視頻，科普日常生活中包括手機屏幕消毒、門把手消毒的注意事項。
當天進行消殺的居民小區，一名社區“網格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居民們都在找她要消殺作業時的現場照片，想要切實感受身邊環境變得更安全。
3月6日，武漢體育學院家屬區，30分鐘後，疾控隊員再次進入先前消殺的房間二次採樣
逆行，看不見成果的現場衝鋒
經過長期與病毒打交道，流調人員也形成了特有的職業敏感。
陳曦在武漢曾接到一個任務，去一家特殊場所進行流調核查，這裡報告了30多個核酸陽性人員。“那是很可怕的現場，我們全員出動全副武裝。”陳曦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在類似的場所中，陳曦看到的都是“一種形式地發病，非常密集。”而在上述特殊場所中，僅有6人具備新冠肺炎臨床症狀，且後續無更多人員出現臨床症狀。最終的調查結果是，核酸檢測樣本取樣不規範，“這個結果一出，他們的負責人眼淚都快下來了。”陳曦回憶幾日前的一次虛驚。
流行病學調查，意味著醫學偵探們要與疾病零距離接觸，與細菌、病毒共舞。
去年底，某地出現的鼠疫疫情，以及另一地出現的布魯氏菌感染，四川援湖北疾控隊部分人員曾參與。
相比傳染科醫生，流調人員面臨的風險更多。吳朝學介紹，“醫生大多在一個他們控制的場所裡面治病，而我們要去一個他人的場所，一個未知的環境”。
近年來吳朝學多次在四川境內317與318國道沿線參與調查由動物導致的疫情，積累了大量一線經驗。
即便如此，團隊人員到達武漢後，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程度還是超過了預估。
“（當時）武漢一天的確診數量，就能超過其他省份所有的確診數量。整個武漢除了穿防護服的人，是看不到其他人的。”吳朝學回憶初到武漢的場景。
事實上，由於疾控系統工作的特殊性，大部分武漢疾控人員都成為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
新冠肺炎疫情，將流調專家們推向臺前。陳曦將自己與同事們比作“給群體開藥方的醫生”，通過對一個群體的望聞問切，開出防控藥方。據劉輝介紹，按照冰山曲線原理，流調人員負責排除冰山以下的風險，大多數時間“公眾看不到後面的東西，因為沒有發生”。
眼下，武漢每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病例數持續減少，疫情進入決戰期。疾控隊員們承擔的消殺評估任務持續增多，發病數量減少了，也反過來證明他們的工作有價值。
最近一次，隊員們進入汙染區執行消毒評估作業時，來自眉山疾控中心的李傑，把女兒的名字“芒果”寫到了防護服上。待疫情結束時，疾控隊員們將回到家鄉見到牽掛的親人，繼續承擔起幕後“醫學偵探”的工作。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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