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芳（化名）已經在每日疫情數字“正在流行病學調查中”一欄出現10多天了。
當然，外界並不知道她的名字、年齡，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只知道她是確診300多例中的“1”。
作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以下簡稱現場工作組）的一員，孔德川急需調查這個“1”的“源頭”——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區居住或旅行史”，還是“有相關病例接觸史”。
資料圖（圖文無關）攝：武亦彬
然而，從初步調查資料來看，這位70歲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她是本地人，獨居、不愛社交，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也沒有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到底是怎麼感染上新冠病毒的？10多天的追查，還一無所獲。
“正在流行病學調查中”，指感染源和感染途徑尚不明確。相比於確診病例的數字，這個數字的增加更令疾控人員警惕。數字的攀升，可能提示著社區傳播的開始。日本已經出現多例找不到感染源和感染途徑的病例。
自1月20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確診以來，上海已經真槍實戰與新冠病毒對峙一月餘。上觀新聞跟蹤了一位曾是“無接觸史”患者從確診到被確認感染源的全過程。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認為，流調的更大作用是通過病例流行病學分析，發現疫情發生的特徵，為政府決策提供重要依據。
如果說醫生是在減存量，疾控部門的人們，則是在控增量。這是一個不為人熟知的、更前端的戰場。
戰場
S形曲線，提示“陽性”。若是一條平直的線條，則為“陰性”。
2月5日，實驗室的電腦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檢測結果顯示出S形的曲線。她被確診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隨著這個結果的確認，中山西路1380號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病例名單庫中關於桂芳的那一欄，被標記成為“PCR陽性”。
中山西路1380號，灰白色3幢樓，平日裡在川流不息的內環邊很少引人注意，但現在，它是全市最受矚目的場所之一，是防控病毒傳播最重要的戰場。
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揮中心就設立在這裡。每天，包括桂芳在內的各類病例數據，都要指揮中心彙總、核實、發佈。新聞採訪車魚貫而入。停車基本都兩排起停，還要動用路邊的臨時停車位和馬路對面的賓館等單位的停車位。
2020年1月16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實驗室首次在一位疑似患者的肺部灌洗液中，發現了那個長著觸角的圓形病毒。經核酸提取、測序、生信分析之後，屏幕上顯示出了微弱的“S形”。樣本送至國家疾控中心複檢，確診。1月20日，上海對外公佈首例確診患者，直面病毒的鬥爭正式打響。
而事實上，上海早在12月31日就已備戰。12月31日，市疾控中心監測到武漢市衛健委關於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1月2日和13日分別開了兩次風險評估會議。公共衛生學專家、臨床傳染病專家、動物疫病中心、海關等部門都參加了。
付晨記得，1月14日上午進行的全國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語氣嚴肅——這可能是衛生系統面臨自非典以來最嚴重的疫情防控，要作為現階段衛生健康系統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來做。
傳染病防控就像築壩，壩築得及時、堅固，才能阻擋洶湧而來的洪水，減輕下游醫療救治的壓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這樣形容。而預防疾病傳播和流行最高效的辦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學調查。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所長吳寰宇和急傳科科長潘浩等都是流調的“排頭兵”，他們帶領現場工作組全體開展了周密、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
“戰隊”由市、區兩級疾控中心人員組成。3個梯隊，700餘人，分為流調小組、疾控小組、密切接觸者管理小組，已累計對2500名疑似病例進行了流調，9500多例密切接觸者進行排摸管理。流調的主要內容包括病例基本信息、發病診療和報告情況、相關活動情況、、可疑暴露史情況、實驗室檢測情況等。
大多數案例的“來龍去脈”經過流調，都是清晰明瞭的。而送到市級層面“專案組”待“破案”的，都是最難啃的骨頭。
專案組是市疾控中心現場工作組對自己的戲稱。由於日以繼夜、隨時出動的流調任務，他們輪流去對面的三湘大廈休息，但往往剛躺下就被一個電話緊急召回。這些案件有的屬於聚集性疫情，比如某區一家7例確診，需要快速調查感染來源和隔離密切接觸者；有的是初步調查暫未發現感染來源，比如桂芳的案子；有的涉及特殊場所；或者涉及可能有較多密切接觸者的特殊職業。
桂芳的案子，現場工作組多次組織人員研判，聯合區疾控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社區工作者反覆分析，但線索卻屢屢中斷。最後該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鄭楊的手裡。
感染
桂芳應該是和善、愛乾淨的知識分子模樣。至少，從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調查信息可以這麼判斷。
她所居住的A區臨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磚混結構公房。一人住面積有些大，她把另一間隔出，用於出租，與租戶共用一個大門。不過，她個性內斂，喜歡清靜，與租戶、鄰居從不竄門，見面只是點頭，問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總會畫圖，梳理出病例的活動軌跡。
這是流調組的經驗。“一圖勝千言！信息撲面而來時，一定要有思路，腦袋要保持清醒。” 潘浩在會上大聲強調。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急傳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
“首要就是把發病時間確定，有了發病時間，往前14天，調查病例的暴露情況，也就是什麼原因得病；往後至隔離治療前，需要判斷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動軌跡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兒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別位於B區和C區的幾家單位。
此後的1月27日上午，她開始身體不適，無力，頭痛，有輕微的咳嗽，但她認為，“大概是血壓高了”，咳嗽也應歸因於她常年患有的支氣管炎。
2月3日，女兒再次來電，她說骨頭痠疼，女兒堅持帶她到A區看診，她已開始發燒。CT顯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徵象。她被診斷為“疑似”，被髮熱門診收治，隔離。
此刻，她已經進入了疾病防控的網絡。2小時後，A區疾控中心在系統裡發現了她的報告。流調人員開始調查。醫務人員將她的咽拭子標本，連同血液標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實驗室進行檢測。
2月5日她被確診後，被轉入我市新冠病例定點醫療機構治療。
可以判斷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無聲息地接觸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麼時候，怎麼接觸上的？
排查
C區某單位進入孔德川的視線。從發病時間來看，C區比B區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請C區疾控中心協助，瞭解到桂芳曾去過C區某單位，而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區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逐一核實，“是否有湖北接觸史、旅居史、是否有發熱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結果，全都排除。
B區的某單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過與全市病例數據庫的比對核實，也排除了這家單位當天有確診病例出現的可能。
B區的某公共事務服務中心，初步報告上寫是由女兒陪同去的，女兒自述沒有不適。當天該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已請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觸斷了線索，同事毛盛華也幫助介入調查密切接觸者。
除了一直受到關注的女兒，租戶是與楊桂芳共用大門的，她有可能是傳染源嗎？調查了租戶來源地、活動軌跡、身體狀況後，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孫輩雖然接觸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畢竟在24日晚，他與外婆楊桂芳一起吃過飯。但結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來在一個好大的房子裡，到處都是線索，然後越來越小，屢屢碰壁，最後連轉身的餘地都沒了。”孔德川用手比劃出房子屋頂的樣子，搖著頭感嘆。在這個下午，他打了4個多小時的電話，從5點到9點半，訪問了4位被調查對象。
問，反覆地問，一定要到現場去問，看上去低效，卻是流調的精華。潘浩認為，流調考驗的是詢問者的思想，需要邏輯思辨，需要通盤考慮，這是機器無法取代的。在外人急不可耐想要直搗核心的時候，優秀的流調者往往是不疾不徐的，他跟隨腦子裡的思路，一一追問，直至呈現全部軌跡，此時最可能的線索已經瞭然於心。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經先後出動流調人員25人次，反覆8次赴病例涉及地點調查，電話排查了120餘人，進展緩慢。
對手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這個需要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的對手，喉頭有些啞。
“你讓我遇到再多的SARS病例，都能夠及時識別出。但這個病毒實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點，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氣的時刻，潘浩在電話裡這樣疲憊地感嘆。
有人把病毒算作生命體，但也有人認為不算。它是一種介於生物體和非生物體之間的存在。在細胞外，它最多隻能算一種粒子，而一旦接觸到細胞，進入生命體，它會迅速複製，蓬勃地發展起來。
“狡猾”的病毒懂得如何為自己爭取利益——一開始它並不暴露行蹤，潛伏在宿主裡不動聲色地增殖（病人早期體溫不高或正常），讓宿主掉以輕心，好儘可能傳播到更多的人群中去。當到達了一定程度，才轉而突然露出猙獰的面孔。
它詭異的傳播途徑也超出了專家的預想。最初它被認為是呼吸道傳播。但是行為顯然超出了這個範圍。它出現在唾液裡、血液裡、肺部灌洗液裡、糞便、尿液裡，甚至可能通過引發結膜炎感染。
病毒的狡猾加劇了流行病學調查的艱難。讓需要可以排除的情況，變得不能排除，它迷惑流調人員的雙眼，使人人看上去都像傳染源。
推演
銀色的依維柯從市疾控中心駛出，開往A區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著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線圖，手裡的黑色水筆不時敲擊著頁面。這一天，他決定再次去楊桂芳所居住的A區疾控中心找找線索。
孔德川今天的劉海變了樣。本來已經長到扎眼睛，前一天在愛人幫助下，終於剪成了排列不齊的鋸齒狀，不遮眼睛了，孔德川很滿意。
坐在車裡第二排扎馬尾辮的，是孔德川的搭檔鄭楊。她是從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與傷害防治所作為“外援”被借調過來。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傳染病防控“平戰結合”的原則下，注重平時培養中心其他專業技術人員的傳染病防治知識和技能，並通過大型活動保障進行實戰演練，有一支招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預備役”隊伍。此刻上海市疾控中心全員上崗，“預備役”隊伍全都派上一線。
“這病目前還是人傳人，肯定是和什麼人接觸了。”孔德川和鄭楊討論。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觸者都已排查。女兒一家從1月27日楊桂芳發病至今，14天隔離期已過，無人發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組，也叫追蹤辦。
孔德川最擔心還有潛在的被感染者。這也是流調者必須要儘快找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意義。畢竟，在本市至今為止的335例確診病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確診患者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 第一時間發現並管理好這最後被確診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發展的關鍵。
臨行前兩人去找專家組副組長潘浩理思路，潘浩給孔德川畫了一張圖，並祝他們“馬到成功”。現在這張圖就在孔德川的腦子裡反覆推演：
一、繼續完善本人的接觸史，看看是否有遺漏；二、密切的接觸者（兒女、孫輩）在患者發病14天內是否接觸過可疑的感染源；三、最後的選擇，再問問社區裡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觸史。
突破
A區疾控中心到了，會面地點直接定在318會議室。
區流調人員小馬和李主任拿著本子坐在會議桌對面，眼皮直打架。
他們已經記不清為這個案子和市疾控溝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觸的人就那麼幾個，問題都問過了，都沒有接觸過來自武漢的人，也沒有出過上海，沒有去過比較密集的大型聚會。”小馬很疲憊。
“會不會有遺漏？能不能把他們的14天軌跡都確認一遍？”
“患者的14天軌跡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觸者的14天的軌跡可就沒完了。就算問出來哪一天去了什麼超市什麼廣場，也不能作為病人的流行病學史信息呀。”
孔德川說：“這是特殊案例，必須特殊對待。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我沒去過’，‘沒接觸過什麼可疑的病人’，但如果問他，那天跟誰在一起，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調查的線索。”
孔德川又有把前述工作解釋了一遍，李主任鬆了口。“那行，我們再問一遍。”
“你們負責密切接觸者以及社區，我們現在來給老太太打電話。”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還在住院。打電話前，孔德川要確保老太太的身體狀況適合接電話，需要等在傳染病醫院的同事去確認。10分鐘後，小馬和李主任走了進來。
“已經問完了？我們還沒開始呢！”
“有進展了。”小馬放下文件夾，“老太太家人剛剛提到一位新的接觸人員，與病例在公共事業服務中心一起辦理過業務，是本市一個已經確診的病例。”
“啊！”所有人驚呼。
孔德川與鄭楊去公共事務服務中心查看新接觸者和與老太太接觸的具體過程。
未完
回辦公室的時候，孔德川已經提前給潘浩打了電話。
人還沒進辦公室，潘浩就狠命鼓掌。“太棒了！我就說，流調是疾控的靈魂！” 他興奮地領著兩位隊員去給指揮部彙報案件進展，腰帶上彆著的那串鑰匙發出撞擊的聲響。
他已經好多天沒露出這樣的笑容了。上一次還是在破獲了黃浦寶山5例聚集性案例的時候。
但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來慶賀。因為新的疑點產生了。
那位確診病例是在1月25日發病，那他與桂芳之間是如何傳播的？新的問題邏輯判斷又來了，孔德川又要繼續下一個流程。流調就是這樣，它是一個一個的邏輯判斷，一個一個的線索探索，一個一個的證據佐證！
而這個案例正印證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耗時耗力、循序漸進的過程。尤其對於新發傳染病來說，方法和結論是在不斷的調整和糾偏中進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觸者”按規定是在患者發病後密切接觸的人員才算，但隨著對病毒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定義已被改為從發病前2天算起。
當大眾已經越來越習慣聽驚奇的流調破案故事，政府部門也在力圖更多地提供這樣的故事，但孫曉冬希望公眾能理解，短時間內所謂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學調查過程。
“有時候，流調過程其實就是在專業基礎上的一種邏輯思辨。不管思辨的程度和關係如何，都必須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相關部門的聯防聯控，才能把問題基本搞清楚。並通過病例流調分析，發現疫情發生的特徵，最終為政府決策調整提供重要依據。“孫曉冬說。
出院
連日的陽光，已令人恍惚間覺得，生活已經迴歸正常；2月21日0-24時，全國18地新增確診病例均為0。
位於金山的傳染病定點醫院有500畝，病房樓間距大，因此每間的病房也都很敞亮。
桂芳的病情已經好轉，臨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兩次核酸的檢測，只要兩次都測出直線，她就能重回陽光之下了。
而在她出院之後，孔德川們卻不能有絲毫的放鬆。
令人頭疼的消息不時傳來，短短几日，全國有5處監獄相繼發生感染，505人確診；中央的會議也指出：全國疫情發展拐點尚未到來。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1號樓的外牆上，寫著“曲突徙薪、博學明道、方寸納海、健康為上”的十六字的上海疾控精神。
“曲突徙薪”出自典故“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講的是有一人家煙囪很直，爐灶旁堆積著柴草，有人勸主人把煙囪改成彎曲，將柴草遠遠地遷移，不然有發生火災的憂患。主人沒理會。不久，家中失火，鄰居們趕來將火撲滅。主人殺牛擺酒感謝因救火而被燒傷的人，卻沒有邀請建議改“曲突徙薪”的那個人。
值得警醒的是，至今，我們依然是對“焦頭爛額”耳熟能詳，卻對“曲突徙薪”極為陌生。
付晨提到，上海市每年差不多有2000多起公共衛生苗子事件，所謂苗子事件，就是事件還沒達到成為國家公共衛生事件的標準，“在事件還是小火苗的時候就把它撲滅了”。而這些苗子事件被控制在萌芽之中之時，是無人知曉的，只有在擴大火勢之後，人們才會留意到。
此次抗疫之後，他希望人們能夠提高“防”的意識。
不過，也有不少積極的信號。此次疾控中心接到了不少小區、企業自發打來的電話，諮詢制定的防控方案是否科學有效。
他最大的感受是——全民戰。“新冠的防控工作，其實就是一個專業防控和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一個有機的結合。”
孫曉冬發現，從新冠防控的組織架構上看，國務院成立了聯防聯控機制，各地也都是聯防聯控機制，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這次的聯防聯控機制體現了公共衛生的理念——我們要把一個傳染病控制好，單靠衛生一家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SARS過後，人們認識到了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地位，這一次，他相信人們也意識到全社會、全人群參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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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宏的復旦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課講了啥？要點來了
2月24日上午10時，復旦大學開設的“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課”正式上線，在B站直播的人氣值達到數十萬。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課，但是今天好特殊啊，說是第一課，我也不能在教室裡給大家上課，我是復旦大學醫學院的老師。”開課後，張文宏和大家這樣打招呼。
他稱，自己是“百忙之中跑到這裡來”錄製課程，“你肯定覺得奇怪，怎麼還有百忙之中跑過來的人呢，大家都閒得發慌對不對？我就是那個忙得不得了的人，因為我們是醫生。”
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
最近，張文宏對開工的人們說，“防火防盜防同事”，面對同學們，他仍以一貫的語氣說道，“一旦開學過來後，你就知道我又要你做什麼，你把這幾件事做好，啥事都沒有，如果做不好，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噢，所有的同學全部會受影響。”
拜託大家戴口罩
課程開播後，張文宏全程戴著口罩講課，他說：“我講課為什麼戴口罩？我給你做示範呢。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拜託大家最好是戴口罩。”
萬一得病有什麼症狀？
張文宏說，輕症中，發燒是最常見的症狀，還有咳嗽、喉嚨痛、胸悶、沒力氣等症狀。此外，有些病人會噁心嘔吐，腹瀉、眼睛發紅、肌肉痠痛，就像感冒一樣的症狀。而非常嚴重的，則是肺炎。
危重症多是老年人、有基礎疾病者及肥胖者。“年輕人感染後沒這麼重，但肺炎本身就是很嚴重的，氣就透不過來了。”
語言少了，思想就出來了
戰役打到一半，誰都有被感染的風險，那怎麼辦？
“我們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在上海，我們控制得非常好，感染率很低。”張文宏再提“悶一悶”，他建議，學生在家的時候悶一悶，到學校的時候，再悶一悶，悶兩個禮拜，再上上網絡的課程。“兩個星期一過，你沒有生病，我告訴你，恭喜你，你真的沒有生病。”
學生在寢室該如何做？張文宏說：“大家只要悶兩個星期，少說話，你知道伐，語言少了，思想就出來了。所以，悶兩個星期對廣大的大學生，是很好的鍛鍊噢。”
他還提醒學生做兩件事：第一點，回到上海以後，在寢室裡老老實實地，不要竄來竄去；第二點，多一個人待著。“如果是寢室裡兩個人待著，也沒事，東西分分開，戴戴口罩可以吧？吃飯的時候，不要聚在一起吃，自己吃自己的可以吧？”
他對同學說：“你不是醫生，但是你做的事情，比醫生還重要。”
他還強調說：“一個疾病的控制從來不是醫生把它控制住，而是我們採取了非常有效的預防策略。”
課程最後，以張文宏手書寄語“冬將盡，春可期，山河無恙，人間皆安”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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