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歲的上海獨居老人桂芳（化名），不愛社交，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初步調查沒有接觸過新冠肺炎病例，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作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以下簡稱現場工作組）的一員，孔德川急需調查這個病例的 " 源頭 " ——究竟是 " 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 "" 有湖北以外地區居住或旅行史 "，還是 " 有相關病例接觸史 "。
然而，從初步調查資料來看，這位 70 歲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檢測新型冠狀病毒實驗操作
線索屢屢中斷
活動軌跡整理出來了
2 月 5 日，實驗室的電腦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檢測結果顯示出 S 形的曲線。她被確診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大多數案例的 " 來龍去脈 " 經過流調，都是清晰明瞭的。而送到市級層面 " 專案組 " 待 " 破案 " 的，都是最難啃的骨頭。桂芳的案子，現場工作組多次組織人員研判，聯合區疾控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社區工作者反覆分析，但線索卻屢屢中斷。最後該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鄭楊的手裡。
桂芳應該是和善、愛乾淨的知識分子模樣。至少，從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調查信息可以這麼判斷。
她所居住的 A 區臨街公寓，是 1930 年代的磚混結構公房。一人住面積有些大，她把另一間隔出，用於出租，與租戶共用一個大門。不過，她個性內斂，喜歡清靜，與租戶、鄰居從不竄門，見面只是點頭，問好。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總會畫圖，梳理出病例的活動軌跡。
這是流調組的經驗。" 一圖勝千言！信息撲面而來時，一定要有思路，腦袋要保持清醒。" 潘浩在會上大聲強調。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急傳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
" 首要就是把發病時間確定，有了發病時間，往前 14 天，調查病例的暴露情況，也就是什麼原因得病；往後至隔離治療前，需要判斷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動軌跡整理如下：
1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女兒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別位於 B 區和 C 區的幾家單位。此後的 1 月 27 日上午，她開始身體不適，無力，頭痛，有輕微的咳嗽，但她認為，" 大概是血壓高了 "，咳嗽也應歸因於她常年患有的支氣管炎。2 月 3 日，女兒再次來電，她說骨頭痠疼，女兒堅持帶她到 A 區看診，她已開始發燒。CT 顯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徵象。她被診斷為 " 疑似 "，被髮熱門診收治，隔離。此刻，她已經進入了疾病防控的網絡。2 小時後，A 區疾控中心在系統裡發現了她的報告。流調人員開始調查。醫務人員將她的咽拭子標本，連同血液標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實驗室進行檢測。2 月 5 日她被確診後，被轉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點醫療機構治療。
可以判斷的是，病毒就在 1 月 27 日前，悄無聲息地接觸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麼時候，怎麼接觸上的？
排查 120 餘人，進展緩慢
除了密切接觸者還會有誰？
C 區某單位進入孔德川的視線。從發病時間來看，C 區比 B 區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請 C 區疾控中心協助，瞭解到桂芳曾去過 C 區某單位，而這一行程涉及 100 多人。
C 區疾控中心找出了 100 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逐一核實，" 是否有湖北接觸史、旅居史、是否有發熱或呼吸道感染症狀 "。結果，全都排除。
" 狡猾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這個需要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的對手，喉頭有些啞。
" 你讓我遇到再多的 SARS 病例，都能夠及時識別出。但這個病毒實在是不按套路出牌 ……" 某天夜晚 11 點，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氣的時刻，潘浩在電話裡這樣疲憊地感嘆。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觸者都已排查。女兒一家從 1 月 27 日楊桂芳發病至今，14 天隔離期已過，無人發病。孔德川最擔心還有潛在的被感染者。這也是流調者必須要儘快找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意義。畢竟，在上海市至今為止的 335 例確診病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確診患者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第一時間發現並管理好這最後被確診的 120 多名密接，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發展的關鍵。
臨行前兩人去找專家組副組長潘浩理思路，潘浩給孔德川畫了一張圖，並祝他們 " 馬到成功 "。現在這張圖就在孔德川的腦子裡反覆推演：
· 繼續完善本人的接觸史，看看是否有遺漏；
· 密切的接觸者（兒女、孫輩）在患者發病 14 天內是否接觸過可疑的感染源；
· 最後的選擇，再問問社區裡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觸史。
一位新的接觸人員出現了
新的疑點又產生了
A 區疾控中心到了，會面地點直接定在 318 會議室。
區流調人員小馬和李主任拿著本子坐在會議桌對面，眼皮直打架。
他們已經記不清為這個案子和市疾控溝通了多少次了。" 老太太一共接觸的人就那麼幾個，問題都問過了，都沒有接觸過來自武漢的人，也沒有出過上海，沒有去過人群比較密集的大型聚會。" 小馬很疲憊。
孔德川說：" 這是特殊案例，必須特殊對待。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我沒去過’，‘沒接觸過什麼可疑的病人’，但如果問他，那天跟誰在一起，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調查的線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釋了一遍，李主任鬆了口氣。" 那行，我們再問一遍。"
" 你們負責密切接觸者以及社區，我們現在來給老太太打電話。" 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 有進展了。" 小馬放下文件夾，" 老太太家人剛剛提到一位新的接觸人員，與病例在公共事業服務中心一起辦理過業務，是上海市一個已經確診的病例。"
" 啊！" 所有人驚呼。
但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來慶賀。因為新的疑點產生了。
那位確診病例是在 1 月 25 日發病，那他與桂芳之間是如何傳播的？新的問題邏輯判斷又來了，孔德川又要繼續下一個流程。流調就是這樣，它是一個一個的邏輯判斷，一個一個的線索探索，一個一個的證據佐證！
而這個案例正印證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孫曉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耗時耗力、循序漸進的過程。尤其對於新發傳染病來說，方法和結論是在不斷的調整和糾偏中進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 " 密切接觸者 " 按規定是在患者發病後密切接觸的人員才算，但隨著對病毒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定義已被改為從發病前 2 天算起。當大眾已經越來越習慣聽驚奇的流調破案故事，政府部門也在力圖更多地提供這樣的故事，但孫曉冬希望公眾能理解，短時間內所謂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學調查過程。
" 有時候，流調過程其實就是在專業基礎上的一種邏輯思辨。不管思辨的程度和關係如何，都必須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和相關部門的聯防聯控，才能把問題基本搞清楚。並通過病例流調分析，發現疫情發生的特徵，最終為政府決策調整提供重要依據。" 孫曉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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