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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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鄂東奇人廢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沉浮較大，這與他的獨特文風和個人脾性都不無關係。卞之琳說廢名是“偏將”“僻才”，俞平伯在致胡適信中說：“廢名畸形獨往，斯世所罕。”於是廢名其人其文在一般讀者看來是陷入神秘不可解一路。那麼，廢名究竟是什麼樣的呢？今天的夜讀，作家眉睫為您解讀。
等待被重新“發現”的廢名
眉睫 | 文
刊於2014年《文學報》
壹
鄂東奇人廢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沉浮較大，這除了政治因素以外，與廢名的獨特文風和個人脾性都不無關係。卞之琳就曾說廢名是“偏將”“僻才”，許多讀者又反映他的作品難懂，一些國內外研究者稱他是“怪人”，什麼“魔道怪人”、“新詩怪”諸如此類。他的至交師兄俞平伯在致胡適信中說：“廢名畸形獨往，斯世所罕。”於是廢名其人其文在一般讀者看來是陷入神秘不可解一路。京派批評家李健吾乾脆說他的作品是“孤絕的海島”。因此，廢名生前亦不是大紅大紫的作家，熱鬧不是他的本色。但他的作品卻很影響了一批著名作者，形成一代文風（有人譽為“廢名風”或毀為“廢名氣”）。這不能不令人稱奇讚歎。王風先生稱廢名是“作家之作家”，這是很好的概括。廢名的作品曲高和寡，普通讀者難以接近，但就有那麼一些大膽的作家敢於品嚐。他的作品也許生來就不是寫給普通讀者的，而是寫給與他有近似審美觀和文學趣味的“同一基調”的作家的。
廢名
正是這樣一個“作家之作家”，開一代文風的文學大師，曾一度名不見經傳，在文壇上銷聲匿跡。曾幾何時，我們提到廢名，對他知之甚少，一些人竟然拿李健吾、卞之琳等人來抬舉廢名，殊不知他們與廢名誼兼師友。卞之琳喜讀廢名的小說，在藝術上受其影響。而李健吾當年評論廢名時，是採取仰視的態度，至少在他心目中廢名與巴金、俞平伯、沈從文等是一個級別的文學大師。只要我們翻開他的《咀華集》，細心比較閱讀就可以明白。關於李健吾評說廢名的文字，有一段往往被忽視：“用同一的尺度觀察廢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先生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先生單自成為一種力量。人世應當有廢名先生那樣的隱士，更應當有巴金先生那樣的戰士。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於人性。”
新時期以後，我們又開始提這個作家了。八十年代，汪曾祺說：“廢名的影響並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動著。也許有一天，會汩汩地流到地面上來的。”當代作家賈平凹說：“我學習廢名，主要學習他的個性，他是有個性的作家，我寫作上個性受廢名的影響大……”在學術界，也常有這樣的感喟：“對廢名的研究是不夠的。為了總結五四以來的文學創作的歷史經驗，以利於今天文化事業的發展，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對於廢名研究給予應有的重視，是必要的。”詩人柏樺甚至認為：“廢名需要真正意義上的被重新發現、被徹底的發現，需要一大筆基金成立專門的‘廢名研究所’吸引為數不多的堅貞的廢名研究者用畢生心血寫出一本又一本關於他的學術專著。”
貳
那麼，廢名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廢名早年進湖北第一師範讀書時，章黃學派嫡系傳人劉賾（博平）自北大畢業到第一師範任教，課堂上他用鄙夷的語氣告訴學生，北京有個胡適在倡導新文學。從此，廢名開始接觸《新青年》等刊物，陶醉於新文學，並嘗試白話詩文創作。據廢名哲嗣馮思純先生回憶，廢名在武昌曾與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譚秋辦過進步刊物，並結識董必武、熊十力等激進人物。可惜今已無詳細資料可以考察和佐證廢名在武昌的文學活動和思想蛻變過程，但這一時期的文學訓練、文化薰陶，必然為廢名日後走上文壇打下良好基礎。
廢名最初是以發表新詩與世人見面的，但他在北大求學時主要是創作小說。初進文壇的廢名主要參與了“淺草社”的文學活動，並與馮至、楊晦、鶴西等交往甚篤。廢名在武昌時，就非常喜歡魯迅的小說，到北大後又在課堂上受到魯迅的言傳身教，於是廢名早期小說很自然地受到魯迅影響，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浣衣母》。有意思的是，同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浣衣母”形象的產生要早於“祥林嫂”。不過廢名的鄉土小說又有自己的特質，他始終朝著平淡樸訥的作風發展，充分在白話中運用方言，文筆纖細樸素，展示了普通百姓健康的人性美，廢名最終脫離魯迅的園囿而自成一派（早期鄉土文學旁宗）。鄉土小說的出現是二十年代文學藝術多樣化發展的例證，而廢名的“田園小說”在藝術追求上走向了極端，更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廣西師大出版社“廢名小說全集”中《竹林的故事》和《莫須有先生傳》兩冊
廢名自《竹林的故事》出版後，開始潛心“造橋”。廢名在他的藝術探索上更深了，並走向奇僻之路。《橋》上篇還有 《竹林的故事》《桃園》《菱蕩》《河上柳》等的影子，愈到後面愈脫離現實，人物形象更加模糊不清，而藝術性愈純粹，同時也就漸漸失去了有限的讀者。當時除了沈從文、蘆焚受廢名田園小說影響外，還有青島小說家李同愈、上海的朱雯（筆名王墳，現代女作家羅洪的丈夫）、東北的李輝英（原名李連萃，後移居香港）等。廢名的小說成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即被認可，無論是風格評價還是影響都已得到充分認識，廢名成為現代小說史上赫赫有名的京派小說創始人，無愧於“一代宗師”之譽。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廢名重出文壇，寫出《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與錢鍾書、師陀成為當時上海文壇最受矚目的小說家。但此後廢名再未創作小說，雖兩度於1951年和1957年欲創作三部長篇小說，終未遂願。廢名生前是以小說家身份名世，小說蒐集得也很完好，逝世後最完備的小說集子是1997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廢名小說》和2003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廢名小說全集”。
廢名畢業後留在北大任教，自《橋》和《莫須有先生傳》兩本重要著作出版後，漸漸轉入散文、詩歌創作和新詩研究。廢名的散文生前不曾收集，逝世後由馮健男1990年編選的《廢名散文選集》流傳甚廣，迄今已重印兩次。而前幾年止庵編選的《廢名文集》影響甚巨，且觀點新穎透徹而顯得更加純粹。在廢名散文的認識上，馮健男的研究可作為一家之說，但畢竟不是真正研究本義的廢名散文，關於廢名散文意義的真正認識還是到止庵、孫鬱等人手裡才完成的。
叄
廢名是為數不多的因發表少量詩歌而受到關注的詩人之一。廢名的詩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顯得頗有“古風”。他的主要貢獻是在中國文化傳統基礎之上闡發出“現代主義”，實現他一貫主張的“真正的新文學，與西洋文學不相干”，這多少也代表了林庚等詩人的觀點。有意思的是，他又稱梁遇春散文是“六朝文”，而他自己的小說豈不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詩化小說”、“玄想小說”、“意識流小說”？廢名一直在尋找新文學的真正源頭，並身體力行，實現新文學的“現代化”。
廢名的詩在當時視為“不可解”，但並不是絲毫沒有影響。在廢名詩近於“古典”的一路上，尚有沈啟無（開元）、朱英誕等仿繼之。特別是朱英誕（1913-1983），作為廢名、林庚的傳人，在三十年代中期躋身京派，受到前輩作家良好的教育和薰陶，抗戰後成為留在北京的重要詩人之一。他將廢名、林庚二人的詩風延續到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成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現代派詩的一支重要遺脈，深深影響了北方淪陷區的詩歌創作，以他和年輕詩人黃雨、吳興華、南星為代表的一股充滿古典氣息的詩潮與當時的九葉詩派大有並立之勢。
北大出版社《新詩講稿》由廢名，朱英誕講詩文字組成
而沈啟無（1902-1969）是在廢名鼓勵和指導下進行詩歌創作，1945年4月沈啟無在《〈思念集〉題記》中還不無感激地說：“從前我印《水邊》，是紀念廢名，因為他是第一個認識我的詩的。”廢名南下後，沈啟無在淪陷區主要刊物發表廢名的詩和《談新詩》重要章節，並印行廢名詩集，使廢名詩及其詩論繼續發揮引導性、綱領性的作用，在淪陷區受到廣泛關注（見《吳興華詩文集》附錄一）。一般學者常將廢名與“道兄卞之琳”並稱（也有人將他與李金髮並稱），其實卞之琳並非真正懂得他的詩，倒是沈啟無是詩人廢名的“活知音”，二人作詩常有共賞之趣。這些都體現了詩人廢名的深遠影響力。長期以來，學術界流行“廢名詩大約僅存30首”，1997年張琰芳女士偶然的發現，打破這一慣有的說法。
作為學者的廢名，往往最被忽視。廢名作為一名詩論家，以前也受到過一些關注，承認他的詩學觀點“為突出的一家之言”。但近十年來，研究廢名詩論的專家越來越多，大有形成“廢名詩學”之勢。其實，廢名也是一名佛學研究專家、杜甫研究專家、魯迅研究專家、美學研究專家和新民歌研究專家。這些都是被嚴重忽視掉了的。目前真正涉足作為學者的廢名研究，國內尚無幾人，可能武漢大學的陳建軍教授
用力最深。筆者深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專家走進作為學者的廢名研究領域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廢名早年贊同新文化運動，後又進行反思，並反對進化論，這種論調很有些類似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文化保守主義、新人文主義的視角研究廢名，怕也會很有意思。晚年的廢名甚是悽慘，早已停止創作，成為一名純粹的教授、學者。他在講臺上的風采不妨引錄當年學生的追憶：“小龐老師說，她們學校的老先生們講當年廢名先生在學校講課時，講到某古詩時激動得用手敲黑板，喊：‘這詩……寫得好哇！’然後他的手不停地哆嗦，激動得難以言表。下面坐著幾十個學生，有一些見老先生激動，也跟著一起激動，一起哆嗦，還有一些只是在想他們為什麼哆嗦，剩下的那些覺得挺好玩，偷偷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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