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分鐘之內，目光被快速聚焦。
2月19日，上午9時16分。很多杭州人的手機響起新的推送消息：連續兩天沒有新增後，當日凌晨，杭州再度確診一例新冠肺炎病例，57歲的雙浦鎮湖埠村女性村民潘某。
湖埠村，是杭州市區西南一座傍山小村。幾乎同一時間，網上傳出齊刷刷的疑問：“她去哪裡染上的病毒？”
作答期限進入倒計時。24小時內，一份標準“答案”，應該包含患者發病前14天和發病後的日常活動、期間發生接觸的人群，以及可能的感染路徑。
與時間競逐，與病毒鬥智。這正是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人員的日常工作。他們是一群“病毒捕手”。
證據每分每秒都在消失
2月19日夜裡10時20分左右，謎底揭曉。
“1月17日，前往寧波、嵊州探親。1月20日下午返回家中。1月22日上午，乘坐家庭自備車前往靈隱寺遊覽，中午返回家中。此後一直未離開湖埠村。”潘某的幾次活動被標上重點記號，而最早的活動軌跡，甚至追溯到確診前一個月。
每次流調，需要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即便是在深夜。為此，不少流調人員睡在單位，接到命令抹一把臉，拎起應急流調箱就出發。
壽鈞在辦公室吃泡麵加班。
壽鈞所在的杭州市下城區疾控中心，專門組建了一支經驗豐富的流行病學調查組，有過22年傳染病防控經驗的壽鈞應聲入組。他們兩兩組隊，一旦接到疑似或確診病例報告，小分隊便會直面患者，採樣、複檢、問詢。
“好比公安查案、記者暗訪，證據每分每秒都在消失。”4天前的晚上10點，壽鈞接到通知，轄區內發現一例疑似病例，等待流調複檢，開展問詢。
消毒、戴口罩、穿防護服……壽鈞穿過隔離病房，站在病床前，直面患者。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症狀的？”
“去過哪些地方？”
“乘坐什麼樣的交通工具？”
“和哪些人接觸過？”
簡單問詢後，問題逐漸變得深入而細緻：就餐時和誰坐在一塊，是什麼位置；和人聊天持續了幾分鐘，距離有多近；去過幾家市場，常光顧的攤位有哪些……
有時，患者會記混時間，甚至為了隱瞞某個生活事實，故意撒謊，“比如週末為什麼會去公司，碰到這種情況都會追問。”壽鈞努力抓住每一處邏輯矛盾。
隔離室裡的對話持續50分鐘，直到壽鈞收起寫字板，拍下剛剛完成的談話記錄，整次問詢才告結束。
流調人員的日常工作
問詢、採樣、追蹤、畫圖、大數據，他和同事在紛繁複雜的“一手證物”前挑揀拼湊，趕在凌晨3點前，第一版流調報告出爐。
“前不久有一例疑似（患者），老人家記性不是很好，講的又是方言，就比較麻煩。”壽鈞說，一次流調的時長，往往會因患者的社會交往、健康狀態、心理情緒等而延長。
當然，一旦經過確診，壽鈞仍要繼續完善流調信息。“有些信息需要反覆核實，還要通過密切接觸者佐證信息的真實性。”有的病人行跡遍佈省內，光是一個轄區完成流調信息，就得花上幾天時間。
兩次撲朔迷離的感染
孫晝還在為潘某的流調奔走。他知道，這責任重大。
潘某從1月22日最後一次出村，到2月19日確診，前後一共27天。
有媒體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細節，並很快在網絡上形成傳播——27天未離村，怎麼感染的？難道新冠肺炎的潛伏期不止14天？
一記叩問打在心上。孫晝明白，如果不盡快查明，剛開始復工的城市，很有可能陡增困擾。
“患者本身就有‘老慢支’（慢性支氣管炎），目前還很難確定具體的發病時間。”孫晝和杭州市疾控中心能做的，就是儘量擴大流調範圍。他們剛剛向寧波、嵊州兩地的屬地疾控部門發去請求，希望配合調查。
流調人員的日常工作
大多數時候，“懸案”終能破解。
1月21日，杭州市疾控中心接到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2起確診病例。兩名患者都沒有湖北旅行史和居住史，乍看之下，讓人摸不著頭緒。
孫晝和同事立刻開展調查，原來兩人同屬一家公司。追問之下，他們相繼回憶起，一週前，公司曾組織過一場會議，到場的有30名員工。
兩支流調隊伍立刻出發，分赴公司和會場，“會場很小，才不到40平方米。一查名錄，就有從武漢來的員工，第一判斷，就是開會時傳播的。”疫情變化很快印證孫晝的猜測，幾天內，陸續又有幾名與會者確診。
此次會議上的30名與會者，最終有11人被感染。
除了傳統詢問方式，流調人員這些年有了不少高科技加持，監控和大數據信息，成了“案情”推進的關鍵。
2月5日，杭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0例，其中一對夫妻的感染頗為蹊蹺。
1月25日，丈夫徐某突然發病，兩天後妻子王某感染。初步流調結果，兩人發病前14天，都沒有疫區居住及旅行史，也沒有野生動物接觸史，與此前確診的患者更不相識。
直到確診後進一步流調，才發現他們之間的病毒傳播，可能因為一次50秒的“偶遇”。
“問詢之後才知道，患者發病前3天曾經去過一家藥房，而幾天前，這家藥房剛剛確診過一例病患。”流調人員順藤摸瓜調閱藥店監控，查到1月22日下午2點21分的視頻畫面：徐某和另一名確診患者楊某，在同一吧檯處正面相遇。儘管時間只有50秒，但距離很近，兩人均未戴口罩。
無獨有偶，一天前，寧波市曾公佈一起病例詳情，56歲的寧波男子秦某確診後，被發現此前買菜時曾和一名確診患者，在同一攤位有過約15秒的短暫接觸。
“其實更多時候，我們無法確定這一定是傳染原因。”孫晝反覆強調，這只是目前發現患者與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一次“親密接觸”。但通過流行病學調查，不少原本“孤立”的病例，卻能夠連成一整幅病毒傳播“圖譜”。
左邊為壽鈞。
儘早發現傳染源，及時切斷傳播途徑，這正是“流調”的意義。
湖南日報此前曾詳細披露一起涉及四省六地、經四代傳播的新冠肺炎傳染脈絡。通過兩次大型集會，共有29例患者確診。溯源而上，這一切，可能源於曾在武漢參與公司10週年慶典的兩名長沙員工。
追逐“零號病人”不是唯一目的
這幾天，尋找新冠肺炎“零號病人”的新聞，成了媒體熱點。
“這個上世紀80年代才被提出的概念，代指傳染病中第一個感染並開始傳播病毒的病患，繼而將病患串聯成一個源頭或多個源頭的傳播網絡，”壽鈞說。
不少人潛意識認為，目前的科技水平，足夠我們追索每一起確診患者，最終找到“零號病人”。事實上，監控錄像時間過短，數據信息共享不足，人員流動過於複雜，都有可能造成證據鏈缺失。
壽鈞手頭也有一個不算特別清晰的病例。“只知道患者去過市場，坐過高鐵，但目前還沒找到確切的傳播來源。”通過時間判斷，患者極有可能是在高鐵上感染，但仍然缺少其他確鑿證據。
流調人員的日常工作
2013年，壽鈞曾火線加入H7N9病毒流調工作。“一位70多歲的大爺確診感染，但等我們‘殺’到他買過雞的農貿市場，還是晚了。”出於防控，整座市場早已消殺封閉，無法採集樣本，更遑論追溯病雞源頭。這成了壽鈞心裡的一個疙瘩。
孫晝說，追溯傳染源頭只是流行病學調查中的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前獲知，各種可能存在感染風險的危險地帶或人群，將防控關口從醫院前移至社區，從而儘可能地降低疫情傳染風險。
2月19日晚，湖埠村流調報告剛剛公佈，雙浦鎮連夜佈置封控措施。全村366戶村民全部隔離在家，村裡緊急調配抑塵灑水車和消殺人員，噴灑消毒。
此時，孫晝和壽鈞已經開始為下一例流行病學調查做好準備。
#全民共抗肺炎# #浙江在行動#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俞任飛 何麗娜 通訊員 嚴敏 周偉潔
閱讀更多 錢江晚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