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開始定居，瘟疫就如同附骨之疽不斷糾纏人類，而且越是人口眾多、越是文明發達的地區，瘟疫流行的次數和頻率也就越高。中國作為文明古國，跟瘟疫周旋了數千年，產生了一大批關於瘟疫的觀點和理論，尤其以明末的吳又可提出的“雜氣說”為集大成者。
吳又可的“雜氣說”，早在微生物學出現之前，就大膽地提出了傳染病來自人體之外的“雜氣”，而人之間會因為“雜氣”的交換，通過口鼻患病，實事求是地說，吳又可的理論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和思想貢獻。
中國古代的“疫”與“瘟”
中國古代將傳染病稱為“瘟疫”，從詞源發展上說，先有“疫”，後有“瘟”。
甲骨文和金文中均無“疫”字，這並不表示商周之際沒有大規模的傳染病，當時因為人口較少，且爆發次數較少，所以人們對瘟疫的認識並不深刻。到了戰國時期，人口增加，傳染病開始大規模流行，於是在《墨子·兼愛下》中就出現了“疫”字：“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
成書於西漢的《禮記》，也在《月令》篇中提到了“疫”：“行秋令，則民大疫。”東漢時期，由於傳染病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於是《說文》中專門解釋了“疫”——“疫，民皆疾也。”
《說文》中有“疫”，但沒有“瘟”，是因為“疫”字就可以籠統指稱傳染病了，而到了東漢末年，劉熙所著的《釋名》中出現了“注病”，所謂“注病”，即“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顯然就是指急性傳染病。
急性傳染病的流行，使得“疫”字無法概括所有傳染病的形式，於是“瘟”字就出現了，成書於東晉的《抱朴子·內篇微旨》記載“經瘟疫則不畏”。也就是從這時起，古人稱傳染病為“溫病”，“溫”與“瘟”其實是一個字。“溫病”的意思有兩個：一是指發病原因——“溫氣”外侵；二是指患病症狀——身體發熱。
從詞源來分析，“疫”側重傳染病流行的特點，而“瘟”強調人因“溫氣”外侵而患病，且具有發熱體徵。所以，在中國文化中，瘟疫就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身體發熱的傳染病，可以說中國的瘟疫概念基本上總結了傳染病的特點。
中國古代對瘟疫的研究
秦漢至宋元時期
秦漢之際，中國人口進入一個快速增長期，因此瘟疫也開始頻繁出現。
成書於秦漢的《黃帝內經》專門研究了“疫病”，書中指出“疫”的共同特徵：“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另外，《素問》篇判斷了“疫”的爆發原因是天氣——“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雖然秦漢時期人們對瘟疫多有研究，但仍然無法制止這種傳染病的流行，比如王充在《論衡·命義》中說“溫氣癘疫，千戶滅門”。曹植也在《說疫氣》中記錄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爆發的一場大瘟疫：“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戶而殪，或覆族而喪。”
由於瘟疫帶來的危害實在太大，古人對傳染病十分恐懼，所以對待瘟疫的態度十分決絕，比如在《大戴禮記》中，古人提出的“休妻”的“七出”中，就有妻子患“惡疾”一項，這種“惡疾”並非一般疾病，而是有傳染性的疫病。因為害怕傳染眾人，無法參與家族祭祀，所以才規定有“惡疾”的妻子可以休掉。
成書於北宋的《太平御覽》是一部百科全書，在《養生要術》篇中，就記載了古人防治“瘟疫”的一種方法：臘夜持椒臥井傍，勿與人言，投於井中，除瘟疫。
明清時期
明清兩代由於玉米、馬鈴薯和番薯等高產量糧食作物的傳入，中國人口快速增長，與之相應的是瘟疫也頻繁爆發。據統計，有明一代276年間，共發生大規模傳染病64次，而清代國祚295年，瘟疫出現了74次。比如道光年間爆發的一場瘟疫，據汪期蓮《瘟疫彙編》記載，當時“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亡者。”
明清之際，由於人口增長與城市化發展，很多人聚集在村鎮和城市，瘟疫一旦出現，必然造成巨大的損失，於是中國人在結合古代醫學典籍，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著作的基礎上，通過防治瘟疫的實踐，逐漸形成了“溫病學說”。
“溫病學說”在明清交替之際成形，明末醫生吳又可的《溫疫論》既是“溫病學說”的理論源泉，也是中國第一部關於治療傳染病的專著，對醫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吳又可與“雜氣說”
吳又可，原名吳有性，字又可。他生活於明朝末年，當時正是瘟疫頻繁爆發的時期，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華中和華東地區疫病爆發，吳又可深入疫區，通過在一線接觸和治療瘟疫，獲得了大量資料，並以此為基礎，於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完成了《溫疫論》一書。《溫疫論》首先思考了傳染病的起源，吳又可認為“雜氣”是造成瘟疫的罪魁禍首。
“雜氣”說
吳又可否定了古代關於瘟疫的種種解釋，尤其是《黃帝內經》判斷瘟疫是“冬傷於寒、至春為溫病”。他在《溫疫論》一開始就提綱挈領地表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把這種“異氣”叫做“雜氣”，並撰寫《雜氣論》《原病》等專篇詳加論述。
吳又可認為傳染病有不同種類，不同等而視之，雖然患病原因都可稱“雜氣”，但雜氣之中又分不同氣，所以，某些病只傳染特定動物而不傳染於人，傳染人的病也不一定傳染動物。
他在《論氣所傷不同》篇說：“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從這裡我們能看出，吳又可已經區分了傳染源，跨出了防治瘟疫的一大步。
“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在這裡，吳又可又總結了傳染病的一般特徵：患病各異，以傳染為共同表現。然後，在“雜氣說”的基礎上，吳又可提出了一整套關於傳染病的理論。
第一、瘟疫來源
吳又可推翻了前人關於瘟疫跟季節有關的論斷，提出了疫病的病因是“感天地之異氣”，所謂“異氣”，就是他發明的雜氣，而雜氣，就是充滿了微生物的空氣，在病毒學和細菌學出現之前，吳又可對瘟疫來源的認識是極為準確的。
第二、瘟疫傳播途徑
吳又可通過《溫疫論》分析了瘟疫的傳播途徑，他認為瘟疫傳播有兩個途徑，即“天受”及“傳染”。所謂“天受”，是指看不見的空氣傳播疾病，而“傳染”指的是病患與其他人的接觸導致疾病傳播。吳又可說“凡人口鼻通乎天氣”，所以“邪自口鼻而入”，從這一點上看，
他明確發現了病毒和細菌是通過呼吸道進行傳播的。
第三、瘟疫防治方法
經過大量實踐，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出了許多防治瘟疫的方法，除了外力作用，他尤其重視人體自身的免疫力作用。吳又可認為“本氣充滿，邪不可入”：如果人體抵抗力強，即使接觸傳染源，也未必發病。這與現代醫學的觀點不謀而合。
總之，吳又可的“雜氣說”，以及其著作《溫疫論》將中國古代防控瘟疫的思想和理論提到了新高度，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瘟疫與歷史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城市發展水平一直很高，不管是農村還是城鎮，始終保持著大量人口，社會繁榮帶來的一個負面作用，就是古代瘟疫的傳播和蔓延。中國先民通過防治瘟疫，摸索出了一套樸素的醫學理論，而明末吳又可的“雜氣說”和《溫疫論》，將這種樸素的醫學理論系統化、理論化、專門化，是中國文化寶貴的精神財富，即便放在現代醫學環境中，它們仍然有積極的借鑑作用。
《中國防疫史》鄧鐵濤
《中國醫學史》甄志亞
《溫疫論》吳又可
《瘟疫彙編》汪期蓮
閱讀更多 廁讀大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