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写在前面
这几天在喜马拉雅APP上听完了高育良书记推荐《万历十五年》，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万历十五年，一种万难撼动的恶劣传统在宫廷之内、朝堂之上、文官书案、武将行营乃至边边角角，无一幸免。身处其中的人倘不肯无所作为，也只能头痛医头，堵堵漏洞，既想不到也做不到重新整修一番，更绝料想不到大厦将倾。”
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转向懒政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张居正清算时间刷新三观，虽身为天子，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直到去世。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首辅张居正：权倾天下到身败名裂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比如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另一回事。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听从他自己的政府班子。这种做法也触怒了很多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嫉恨张居正。
这些对他不满的人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在1577年出现。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继任申时行：欲弥合皇帝和群臣关系却徒劳无功
和棱角分明的前任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作为一个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申时行最终黯然辞职，调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败。
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清官海瑞：不被朝廷重视遭群臣排挤
海瑞的成名作是向醉心于青词神仙的嘉靖皇帝上书，指责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结果嘉靖皇帝将海瑞逮捕到东厂关押，一直关到旧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释放。海瑞虽然是全国道德楷模，但缺乏实际管理技术，不愿迎合官场风气和潜规则。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惨淡收场。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一代名将戚继光：推行军事改革的失败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之后，暴露了明代军制的落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被倭寇骚扰，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许戚继光另外在农村招募雇佣兵，来代替名存实亡的义务兵。戚继光给这些雇佣兵的奖赏非常高，但是带兵也非常严格。他还改进了军队的战法，排出注重团队合作的“鸳鸯阵”，取代原先好勇斗狠的单兵格斗。这些军事改革措施，确保了戚家军多次打败倭寇的进犯，取得了保卫东南沿海的胜利。戚继光的军事整顿，受到了朝廷非常优厚的财政接济，可其他防区却依然沿用原来那套军事补给体制。戚继光的防区和其他防区待遇不平等，这就惹来了非常多的非议和矛盾。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戚继光被作为张居正的同党，也惨遭清算。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黯然离世，朝中却无人关注。一代将星陨落，政府档案只字未提，可悲可叹。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妖言惑众”而狱中惨死
李贽明确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句话在现代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李贽还认为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有私欲，所以一味压抑个人欲望是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商业交易，这是合乎天理的。这种思想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兴起所带来的思潮，在当时非常时髦。李贽还大声呼吁，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比如对传统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等，他都痛加批判。
李贽的这些思想，与当时主流儒家传统道德直接冲突，特别是与明朝官方主流要求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严重违背。很快，李贽的思想被统治者视为歪理邪说，并惹恼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同行。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将他捉拿治罪，把他的著作一律销毁。不久李贽在狱中用剃刀割喉自尽。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李贽的死，正是明代思想体系僵化的表现。李贽的异端思想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实际上是在动摇整个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
总结
引用两段原文，大家体会下：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纵观整本书，万历以天子之尊，张居正以独裁者之能，申时行以和事老之练达，海瑞以原教旨主义者之偏执，戚继光以战神之功伟，李贽以哲学家之叛逆……最终，都是固若金汤的文官集团的手下败将，直至今日，它依然笼罩着我们，存在于我们国家，存在于我们身处的企业。
这也就是整本书要给我们讲的最深刻的道理：
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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