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撰写的经典之作。它讲述了在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在明代中国发生的一些“小事”。黄仁宇用他的“大历史观”，以万历十五年的小视角切入，道出了明朝灭亡的症结。
文中讲述了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的身前生后事。在他们相互有着交集的故事背后，作者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着笔，勾勒出了一个在僵硬体制下无法突破旧制度旧思想最终走向衰落的王朝的面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可以概括为：“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在我的理解里，这种观点就是从一段较长的历史时空来看历史事件，如研究明史要跳出明代范畴看整个封建社会后期，评价历史事件不应着眼于个人的道德、能力，而要看到背后的制度缺陷等等。
《明史》中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但在黄仁宇的书中，万历皇帝不能用“圣明”或“昏庸”来简单评价，他也不应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我看到，年幼登基的万历懵懂无知，只能在张居正和冯保的辅助、或者说操控下行事；待到年轻的皇帝终于得揽大权、真正想要有所作为时，却又被文官体制和道德礼法捆绑；无法立郑氏之子为太子，身为皇帝却处处受限，失望的万历终于心灰意懒、荒于政事，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书中有一句话特别让我震惊：“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曾经在我的观念中，皇帝是至高无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存在，然而黄仁宇却告诉我，皇帝也不过是使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常运转的制度中的一个职位，在天子身上，有很多的束缚和无奈。不论是万历，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曾用自己的方式企图改造这个王朝，却都失败了。 他们无力改变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历史的车轮最终碾过这个帝国，留下后人嗟叹。
明神宗朱翊钧
关于道德与法制，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是“人治”高于“法治”，《万历十五年》用类似讲故事的手法，将那个道德代替法制的年代生动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时，道德可以指导行政，甚至代替行政，用伦理道德来约束社会每一阶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通晓忠孝大义，社会也就和谐稳定。社会运作完全依赖于道德约束，文官廷臣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大厦的平衡，故步自封，却不知腐朽的制度已然将王朝带到了尽头，再无回天之术。作者在文末评价：“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
每个人都有“阴”和“阳”的两面，绝对的自我奉献和完美的品质道德是不现实的约束，只会滋生大量的官场潜规则。制定法律的底线、依法治国，同时提倡道德修养的自我提升，才能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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