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于张居正的集儒、法于一身，执政期间的轰轰烈烈，另一首辅申时行则更像个地道的道家宰相，他执政之时，正是万历进入怠政时期。他曾是当年进士第状元，而张居正恰是主考官。他得以进入“中枢”，执掌朝纲，完全是张居正一手提携。执政期间，他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对人对事总是“调剂折衷”。被时人称为“和事佬”。他貌似“委屈求全”，却是“以柔克刚”，巧妙的化解了明朝西北边境的危局，保证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的“调剂折衷”，保证了在万历怠政时期明朝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实属不易！他力图以自己的宽厚、体己、侍奉皇上，凝聚庞大的文官集团。但最终仍因一个小吏的官司而被穷追不舍地参劾，被迫在57岁辞官回乡，皇帝恩准其乘驿站车马回乡。对于一个中央高官来说，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命的好时候，却在家赋闲二十七年，著有《赋闲堂》集。作者称其为“活着的祖宗”，他的结局虽然比其师张居正要好，但在其执政经验丰富，执政能力强盛之际被弃之乡野，对其个人和国家都是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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