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对于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二十岁的他开始亲自过问朝政，亦曾企图有所作为。
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明神宗由自小对其的惧怕到了现在都变成了憎恶，当权力在手时，他开始对“大伴儿”发起报复。他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著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
在人事任命方面多有果断，能启用一些工作务实的官吏。有一回兵部奏调官吏，神宗看了不以为然，把首辅申时行招来谈了一下这次人事调动的看法。神宗说：“郑洛在边镇，节省钱粮，是好官，边上该用他。如推他京营，放在闲散。孙光裕在任未久，如何又推升？”听了申时行的回奏后，他继续说：“既卿等所奏，朕已点用。今后但凡各处要紧事情重大的，不必以资格历俸为则，必须推其堪任的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皇帝
有一回，有官员建议，从朝廷大臣中荐举将才，加强边防，兵部研究后觉得可行。神宗却认为不妥，他说选拔一个将才实在太难了，不经过战争锻炼，怎么去识别？所以他不同意从京官中空降，注重地方历练扎实的官员是他用人的风格。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个事情，万历十三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所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明神宗励精图治，处理政务也是有条不紊，与此同时亲自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万历十五年，神宗展开了一系列革新，要求“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冠礼、婚娶、丧事、祭祀、宫室、车马、衣服，不得超过制度规定奢侈。 ”京师突发大雨，民屋倾倒，发生了伤亡，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顺天府进行赈济和抚慰。同年江南发生洪水，江北发生蝗灾，山西、山西、河南、山东发生严重干旱，于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税粮进行赈济。
与此同时，神宗上朝，谕令内阁辅臣申时行等，说：“如今灾害频繁，实在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不顾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狱有冤案、错案，以致伤害和气，当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务。”《明神宗实录》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张居正病逝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处理：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大约史官人文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的思绪。”《万历十五年》
明代官员画像
之后的四五年内，他一展军事气魄，发动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亲自部署，有一次召见申时行时说：“朕在九重之内，边上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常为朕用心分理，如今边备废弛，不止陕西……最后他要求，军伍有该补足的，钱粮有该措处的，着一一整顿。《商书》云：事事有备无患。趁如今收拾还好，往后大坏，愈难收拾了。”这期间万历已经多次不朝，申时行特意调转话题，关心询问皇帝健康问题：“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事，仰知圣体万安，不胜欣慰。”神宗说：“朕尚头眩臂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商议。”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万历除身体有病以外，性情变化不大，然而经过立太子等重大事宜发生冲突后，对抗逐渐加剧，怠工似乎成了他报复大臣的一种方式。
三
覆手为雨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帝国之间的交涉虽然只在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文字斗争往往残酷于其它，“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仆后继，锦衣卫忙的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
万历对庞大的言官肆意谩骂直接导致了他的逆反对抗，并且导致脾气愈加暴躁难治。万历十六年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大臣反对无效，在这年的尾巴处理完李沂，神宗开始出现了元旦不上朝的节奏。
于此三月后，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职官员的面谢，自此上朝次数减少。
南京李部侍郎赵志皋上疏恳请皇帝保重身体，上疏内容大概说：“臣在邸报中看见皇上免朝的旨意，又见批答大学士王锡爵的奏疏说：‘朕从去年以来，体内动肝火，头晕目眩，不能经受繁重和劳累。想静下心来调养，不是图安逸而怠荒政事。’皇上现在盛年，稍有不舒服，休养一下就能恢复，何至延长如此，难道深宫就可以自我纵欲懈怠吗？在日理万机的闲暇想要娱乐，却沉溺于女色而不节制吗？……”这份奏折言辞虽不激烈，却字字见血，万历皇帝看到后，淡淡地批阅“知道了。”
神宗在此之间，被内阁大臣和言官们因为奏立他不喜欢的大儿子为太子极为恼怒，加之太后支持内阁，神宗既气愤又无可奈何。用藏猫猫来跟群臣斗争，到了八月份，明神宗更加深居不出。有一个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事，上疏进献《四箴》，大略说：“臣当官一年多，仅朝见陛下三次。此外只听说皇上身体不适，传旨免除一切活动，南郊祭天和太庙供奉，派官员代行，政事不过问，经筵长久停止。臣知道陛下之所以致病是有原因的。接着他总结了明神宗的病来源于无非酒色财气。
奏疏递入，明神宗大为震怒。没几天，特别召见内阁几位大臣，把雒于仁的《四箴疏》给他们看。明神宗为自己做了详细辩解，并要求对雒于仁处以重罚。申时行耐心地宽慰劝解，当看到明神宗的决心已不可挽回时，就说：“这个奏疏不能发到外廷，免得有人信以为真。希望陛下委屈一些，宽容赦免，臣等马上传谕大理寺，让雒于仁离职。”
首辅申时行处事温和低调，尽可能缓冲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问题上，他也罕见表达对抗立场，联合群臣以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扔给他们两个字“悖逆”，加上政治斗争失利，申时行这年辞职回家。这年明神宗的脾气越来越坏，由于数次跟群臣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失信于整个官僚体系。
申时行画像
光禄寺丞朱维京强烈反对他在册立问题的立场，上了一份措辞极其强烈的上疏，总结他“欲愚天下而以天下为戏也”。神宗顿时反弹激烈说：“朱维京这厮，出位要名，的系组训所言奸臣。”最后将他发配充军。接着又是一个叫王如坚的大臣继续上疏，措辞同样激烈。批评他出尔反尔，还不是枕边风让皇上迷糊？神宗依旧用骂腔说：“王如坚这厮，逞臆图报，巧词疑君，惑乱祖法，好生可恶，正是奸臣。”于是跟朱维京一样被发配充军。
然而首辅王锡爵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建议神宗收回“三王并封”，此事朱翊钧再也不好意思为难他，对他颇有难堪地说：“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认错，置朕于何地？”
然而经过两天后，极端刚愎的神宗朱翊钧不得不宣布撤消“三王并封”的旨意。
巨大的挫败感让他恼羞成怒，愈来愈逆反朝政群臣。他这个时候脾气极其暴躁，每次奏疏一上，势必大怒，一个“怒”字占据了万历二十年之后的所有光景。对待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似乎这点他与太祖朱元璋比较相像的轻视儒生文官：“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从此这个皇帝越来越骄纵任性，用“静”制汹涌的文臣集团，用“无为“对抗朝政纷繁。
不可否认，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由于长期酗酒，精力日衰，眩晕症日益严重，性情愈发古怪暴戾。正如御史冯从吾痛心地说：“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这种近乎发疯式的过度饮酒和宣泄，无疑加剧损害了万历的个人修养和形象。最后冯从吾总结他如此不理朝政都是酒色引起，与雒于仁结论一致。神宗对此毫不理会，把这些直言进谏的御史形容是“沽名卖直”。
万历皇后
他常对臣下说：“近日以来，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与此同时他的阁臣能力愈来愈差，大家死气沉沉，不敢随便进言，免得被打得家破人亡。神宗也亲自承认脾气不好，他曾跟王锡爵说：“朕也要与先生每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由于君臣互相对抗，他看见诸大臣难免生气，大动肝火又不好发作，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
朝中有能力的人不断辞职，终期一朝，辞职位置最高、人数最多，也成了万历一大特色。
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终于不得以，在半夜发布重大决定，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这种罕见动作，可见做出来的时候极其艰难。与此同时他还不忘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前任首付申时行、王锡爵，毕竟他们二人为此付出太多，可以想见，他们君臣的拉锯终于以此告终。
然而明代政治生命由此进入快速滑坡阶段，距离灭亡时间越来越近。君臣互斗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重如泰山的朝政和历史责任。万历三十年的一天，神宗忽然招来沈一贯：“沈先生来，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佳儿佳妇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鉴正他，讲学勤政。”
末了还凄伤地说：“朕见生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只不过这次只是一个虚惊一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神宗早已形同死去，剩下一个空荡荡无人负责的漂泊大船。
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二十八年不上朝。
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
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 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
第一，不郊。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 第三，不朝。不上朝。
第四，不见。不接见大臣。
第五，不批。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
第六，不讲。不参加经筵讲席。
万历三大征
许多人认为朱翊钧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朱翊钧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然而，看似有着政治手腕的“幕后操控”其实并不能真正影响明代政治发展大局，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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