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历史书，很多人都会抵触。因为在大部分人眼中，历史书通常是晦涩难懂的，让人读了想睡觉。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应该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那么有没有一些没那么枯燥乏味的历史书让我们这些历史小白们学习呢？
在这里我推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历史书以一种纪传体的形式铺叙，叙述了当时的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将领戚继光以及名士李贽六个人物命运于国运下的跌宕起伏，从他们的惨谈收场的结局中窥探大帝国走向衰败的症结。
书籍封面
作者黄仁宇是个会讲故事的历史家，以万历年间的小事件或人物为切入点向读者揭露了问题的根本——以道德代替法制。在最后，作者以大历史观的角度探讨了世界发展的规律，也从侧面验证了古老大帝国衰败的必然性。
接下来我就结合书中涉及的人和事与大家来分享得出的3个点。
一、活着的权威
在我们看来，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享受着万人之上的荣华富贵，很多人都为之疯狂，然而风光荣华的背后可能是挣不脱的牢笼。
表面上，万历皇帝掌握着朝政乃至整个大帝国的最高权力，而实际上，他只是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而存在。整个王朝的真正主人实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解释权，并用道德来规范皇帝的一言一行，其实，说是监控也不为过。
万历皇帝9岁登基，从小熟知各种礼仪，即使礼仪的苦闷与单调令其痛苦不堪，他也必须遵从，丝毫怠慢不得。因为所谓的德行规范大都体现在礼仪之中。
他更是个孝顺的儿子，可是对生母慈圣皇太后的这份亲情只能在道德规范下生冷地表达。因为他是全国臣民的表率，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无数双眼睛的关注。
尤其是母亲慈圣皇太后的丧礼，与其说是哀悼逝者，不如说又是一次表率的形式。
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号哭，号哭十五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犹如交响曲。
这种合乎道德标准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臣民对皇权的绝对忠诚。丧礼之后，“孝敬”二字渲染上了权威的意义，社会风俗也更为淳厚。
甚至对立储之事万历皇帝也没有决定的权力。他无法立自己最心爱的儿子为皇储，因为立幼为皇储，在绝大部分文官们看来，是以幼凌长，不合伦理道德，有失威信。
皇帝是活着的标杆，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监控中，全部要符合道德的规范。 但是大家都忘了皇帝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残忍地将道德伦理禁锢在这个人身上，成为稳固政治力量的工具，着实是悲剧。
二、分析复杂环境下的人物
“我们是所处环境的产物。”
我们的为人处世受到成长经历、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今天的结果是昨天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脱离环境因素就任意判断人或事，就显得过于浅显片面了。
万历皇帝以昏庸无道而著称，尤其是他后来的“无为之治”更是受人诟病。但他在治国初期，也曾怀有宏图壮志，心系朝政天下，甚至还为了黎明百姓不辞艰辛地步行祈雨。
可喜又可悲的是，他是一个看得透彻的皇帝。在遭到自己敬仰的老师张居正的欺骗后；在明白即使张居正死后遭清算自己也无法真正掌权后；在接受自己不过是文官集团任意摆布的权力人偶后，他绝望了，决心浑浑噩噩地度过此生。前后的转变让人又唏嘘又无奈。
从这个因素思考，也就能理解后期万历皇帝“无为之治”的行为了。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时，应该站在大的历史跨度上，结合时代背景从多个角度剖析成因，这样才能得出理性全面的结果。
三、认知的误差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在以道德为法制的管理中，文官集团追求的是使人民不为饥荒所困扰，安于现状，不求创新与发展的舒适生活。
在财政经济方面，财政制度死板不受控制，税收政策混乱不堪，全国贫富差异巨大。文官集团为了维持制度的统一与协调，在深知制度缺陷的情况下，依旧决绝推陈出新。
在军事方面，文官们掌握调度攻防的权利，甚至主持军方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事宜。
书中提到了正统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事件，这起事件暴露了当时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但是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更别提改革创新了。在文官们看来，这算不上是体制上的失误，因为一切没有触犯道德的标准，也没有危及其自身的利益。
这其实是认知失调的体现。认知失调是指，当我们在面对足以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造成挑战的证据时，我们更倾向于篡改这些证据，而不是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们会去寻求新的借口、辩解和解释，甚至干脆忽视这些证据。
认知上的错误加上利益的驱使，让文官们只求在舒适区内安然无恙地度过自己的任职期，将其他有关危及其利益的任何举措都束之高阁。
在司法方面，司法制度只是行政的一种工具，其保障的从来就不是百姓。百姓大多处于贫困边缘没有受过教育，在百姓眼中文官们是万能的，没有文官们不能解决的案件，如果有，也是案件不寻常。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
文官们善于运用道德的力量来向百姓们灌输权威即真理的错误认知，以此稳固自身的权利。
权威者位高权重，受人敬仰，卑下者不敢对权威提出质疑，而权威者在高处坐久了也不愿接受自己的错误。再加上权威的决策决定着对权利的掌控，因此任何有可能危险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被掩去。所以，法制的理论很少得到更正，想要从中取得法制上的进步就更是妄想了。
以道德代替法律、技术来治国，使帝国的运行缺乏合理性与调节性。文官集团深谙各种缺陷，但只会通过渲染精神力量来掩盖体制的不足。接二连三的紧急情况在牺牲敬业官员的背景下来振奋民心，只求在自己的任职期舒适地谋取最大利益。这种体制上、思想上的劣根性逐渐地摧垮了我们的古老大帝国。
而与此同时，欧洲正在积蓄力量。 欧洲列强在公元16世纪前对我们中国而言还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在短短350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帝国，远远超越了我们。
欧洲的崛起包含很多的因素，如重视科学、利益的趋势、征服的野心等，但在这里我只指出我们的王朝在思维上与它们的差异。
在思想上，欧洲承认无知，重视科学。它们借由科学理论来探索未知领域，从而得以创新、突破、发展。而我们的王朝，一味地视“四书”和道德伦理为思想行为的圭臬，拒绝创新甚至禁止质疑。
从世界变动发展的潮流规律来看，我们“关闭着的大帝国”从根儿上就已经输了，在世界的发展中逐渐衰败。
《万历十五年》以独特的视角——“大历史观”——来向读者缓缓叙述一代王朝走向衰败的症结。相对于其他较晦涩的历史书而言，这本书很适合历史小白来阅读，相信会有收获。
一朝一夕或单个因素无法决定一个大帝国的走向。当我们古老的帝国还沉浸在舒适区时，其他帝国正在飞速崛起。我们不应该只指责失败的历史，而应该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强化自身，不让悲剧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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