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杉晉作
(1839.9.17-1867.5.17)，日本幕末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長州尊王討幕派領袖之一，奇兵隊的創建人。幕府末期尊攘、倒幕運動的志士。長州藩士，通稱晉作、東一、和助。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化名谷梅之助、谷潛藏等。
早年生平與奮起 1839年9月17日，高杉晉作出生在山口藩秋城下菊屋橫町，為山口藩士高杉春樹之子。晉作諱(實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西海一狂生，楠樹和谷梅之助等。晉作青少年時期受過良好教育，幼年就進入吉松淳藏家塾。
1852年，他始就讀於藩校明倫館，並十分喜歡和精通劍術。1857年（安政4年），他拜松下村塾的吉田松陰為師。吉田松陰的頑強探索精神和對幕府腐朽政治的猛烈攻擊，以及學以致用的主張和教育平等的思想，對晉作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經吉田松陰介紹與佐久間象山知交。1859年，吉田松陰死於“安政大獄”，這件事更加深了他對幕府政治的痛恨。
1858年，晉作到江戶幕府學校昌平潢去深造。他在寫給長州藩家老益田彈正的信中闡述了富國強兵的主張，指出“富國之本在於節儉”，“富國之末在於國產”，“強兵之本在於統一人心”，“強兵之末在於使兩州（周防和長門）之人學習洋術”。松陰對次讚歎到：“嗚呼，次誠我國之文章。”1860年，晉作與山口町奉行井上平右衛門的次女雅子結了婚，並進入軍艦教授所學習航海術。不久，他又到東北地方去遊學，先後會見了會澤安，加藤有鄰，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在旅行中，他開闊了眼界，特別是欣賞佐久間象山批判幕府、倡導開國的主張，並吸收了橫井小楠鼓吹開國，富國強兵的思想。他開始批判舊學（儒學與國學），提倡實學，熱情地學習和傳播洋學，開始邁上了向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學習的道路。從東北地方遊學回藩後，晉作擔任了明倫館都講（學官）。1861年，藩世子提升他為江戶藩邸的小姓役（侍從）。
1861年，藩主允許晉作到海外視察，並於次年派往中國。2月，當幕府為前往上海進行貿易而派出“千歲丸”時，他便同薩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賀藩的中牟倉之助一起隨船前往。當船路過長崎時，他考慮“長崎互市之策”，認為“如能與美、法、英諸夷對話，則將大有裨益”。6月初，“千歲丸”駛抵上海，當時太平天國革命正處於高潮中。晉作在上海逗留的兩個月裡，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觀察中國形勢。在他收集的有關太平天國的情報中，也記載過太平軍守信義，但他更多接觸到的是從江南各地躲避戰亂而逃到上海來的地主士紳和地方官員，聽到他們對太平軍的誣衊，因此對太平軍產生了反感。如中國士紳顏麈告訴晉作說：“弟自舊冬避長毛賊至此。今春三月，家屋已被焚燬，家中書籍金石圖書一併而空，慘難言狀。”高杉晉作表示：“聞之使人潸然淚下。”在高杉晉作的眼裡，中國的風貌已蕩然無存：津港裡面外國商船穿梭競逐，市街上外國商館鱗次櫛比，一隊隊水兵從軍艦上下來執行任務，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只對外國人免費開放……他指出：“上海之勢可謂大英屬國矣”，“次決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證我國不遭此事態？險矣哉！”
逗留期間，五代友厚對晉作說：“儘管太平軍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數英法軍隊面前遭到慘敗，今後是新式大炮和軍艦的時代。”晉作深以為是，並邀友厚一起去觀看新式大炮。他認為：清政府之所以衰敗，乃在於其不識防禦外夷於外海之道。即不造能闖過萬里波濤之軍艦，也不造能防禦敵人於數十里之外的大炮，並使彼國志士所譯之《海國圖志》絕版。因循苟且，空渡歲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說。
該年8月，晉作一回到長崎，就自作主張匆忙代表本藩與荷蘭商人草簽了購買軍艦的協定，這不僅為藩裡拒絕，還被傳為一時笑柄。9月，他在京都向正為斡旋公武和體而進京的藩主敘述了中國的形勢，然後就前往江戶，在勤學院中就任御用掛（負責官員）。不久高杉晉作參加了席捲全國的攘夷運動，目的是迫使本藩不再斡旋於公武合體之間，把力量放到防長兩藩國的富國強兵上來，即實現割據。1863年1月，晉作在神奈川的下田屋與久坂玄瑞等11人歃血盟誓，策劃暗殺外國人。1月31日，他親率13人火燒正在江戶品川御殿山施工的英國公使館。對於高杉晉作來說，襲擊公使館雖在形式上是攘夷，但他的目的是要求實行割據，得到藩政府的同意後，便效仿西行法師故事，自號東行，剃髮隱居於萩市。
高杉被起用，創建奇兵隊 時局的變化沒有使晉作隱居多久。1863年，在長州藩等尊攘派推動下，孝明天皇發出攘夷赦紙，將軍被迫向朝廷保證“攘夷之事確定以6月25日（陰曆5月10日）為期。”6月25日，長州藩首先點起了攘夷的火焰。以久坂玄瑞為中心，以光明寺為大本營的尊攘派志士——所謂的光明寺黨，斷然開炮襲擊了通過下關海峽駛往長崎的美國商船“彭布羅克號”。7月8日炮擊了法國通訊船“建昌號”，11日，炮擊了荷蘭軍艦“梅迪薩號”。16日，美國軍艦“懷俄明號”對長州藩炮臺和軍艦進行了報復性的猛烈攻擊，擊沉三艘長州軍艦，並封鎖了下關海峽，沿岸的武士家屬以及部分百姓紛紛逃往山中，海峽地區出現冷落的情景。法國東洋艦隊也派出旗艦“塞米拉米斯號”和“唐克雷德號” 進行報復，於21日來到下關和長門之間的前田炮臺前面發動攻擊，約有250名陸戰隊員登陸，佔領了前田、壇浦等處炮臺，並燒燬了沿途村莊。長州藩志士們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實力相差懸殊，列強們的堅船利炮使他們受到嚴重損失。
18日，長州藩起用高杉晉作，命其防守下關。19日，高杉晉作組織了奇兵隊。奇兵隊名稱的含義，是與藩裡的正兵（正規軍）相對而言的非正規軍。晉作的方針是要組織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他認為，上層藩士沒有用處，只知錦衣玉食，既無體力又無智力。所以他在組織奇兵隊時，無論身份高低而起用人才，招募自願參加的一般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但主要是藩內最下層的武士。從1864年的559名奇兵隊員的身份看，武士佔48.7%,農民佔42.3%,商人市民佔4.5%,神官僧侶佔4.5%。奇兵隊所有的服裝、武器操練均效仿西歐各國，這是日本第一支的新式軍隊。年僅24歲的高杉晉作親自擔任了奇兵隊的總督，不久於10月份去職。繼奇兵隊成立後，一些士庶混雜的民眾武裝紛紛出現。這些武裝的名目繁多，如“農民隊”、“力士隊”、“先鋒隊”、“八幡隊”、“集義隊”、“義勇隊”、“荻野隊”和“游擊隊”等，不下幾十種之多，少則三五十人，多則三五百人。以後由高杉晉作統一指揮，泛稱為“諸隊”。這種新式軍隊逐漸成為倒幕維新運動中可靠的武裝力量。
尊攘派看到孝明天皇叫幕府發佈定期攘夷佈告等赦令的威力，竟使幕府出現動搖不穩的狀態，便大膽起來。尊攘派領導人之一真木和泉策劃天皇行幸大和（今奈良縣一帶），親征外夷。屆時，對隨行的將軍突然下令，迫使他立刻採取攘夷行動，如其不接受敕令，就通令各藩起來舉兵倒幕。這時攘夷已變為推翻幕府政治的手段了。孝明天皇雖然要求攘夷，但卻一貫主張公武和體，十分信賴為公武和體而奔走的薩摩藩和力圖挽救宗主德川家危機的會津藩。7月5日，突然發生了暗殺尊攘派公卿姉小路公知的事件。14日，尊攘派指名薩摩藩士田中新兵衛是兇手，並勸說朝廷解除了薩摩藩守衛乾門的職位。但是，天皇卻寫信給青蓮院宮，說此乃“偽敕所下之令”。8月9日，尊攘派為把監視尊攘派活動的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趕出京都，又說服朝廷向容保發出敕令，命其視察關東形勢。13日，天皇卻寫信給容保，說明此“並非實敕”。於是會津、薩摩兩藩協商策劃舉行軍事政變，並得到青蓮院宮的支持。9月25日（陰曆8月18日），會津、薩摩兩藩聯合以兵力固守宮廷九門，尊攘派藩士和公卿被迫逃往長州藩，史稱“八·一八政變”。這時，長州藩成了尊攘派勢力會聚的據點。
長州的奇兵隊到1864年時已達四千多人，有了一定的實力，並得到豪農豪商的支持。於是，尊攘派志士們鬥志昂揚，但也有些人產生了急躁情緒。真木和泉和久坂玄瑞就要率兵進京，以恢復尊攘派過去在京都的勢力。高杉晉作認為力量尚不足，時機也不成熟，應該繼續積蓄力量，待機而動。於是他便來到軍隊駐地三田尻勸阻真木和泉等人。但和泉等人一意堅持己見，反而嘲笑晉作是懦夫。不久，真木和泉和久坂玄瑞因“池田屋事件”的發生而急速率兵來到京都。晉作因為勸阻無效，遂放棄了向藩主報告的義務而奔向京都，後因脫藩罪被關在萩市監獄。
1864年7月，京都守護職指揮下的新選組，襲擊並消滅了聚集在京都池田屋的尊攘派地下組織（池田屋事件）。被這次行動激怒的長州（藩）兵和浪士隊，於8月19日夜開始攻擊京都皇宮的蛤御門，與守門的會津兵展開激戰，不料被側面的薩摩伏兵突然襲擊而失敗，真木和泉和久坂玄瑞等尊攘派領導人大多都被殺或自殺死去，這就是“禁門之變”。
馬關舉兵割據倒幕 恰在同時，長州藩遭到了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的報復性攻擊。聯合艦隊由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庫巴指揮，共有17艘軍艦，配備有288門大炮和5019名士兵，還有3艘聯絡船。9月5日，艦隊開始攻擊下關，猛轟了三天，摧毀了全部炮臺。長州軍隊雖然頑強戰鬥，但終因實力懸殊而失敗。這一事件，是“長州政策上的，甚至日本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9日，長州藩主派高杉晉作化名宋戶刑馬家老充任講和使者，前往聯合艦隊與庫巴簽定了放棄攘夷的“下關條約”。
8月24日，幕府為了追究長州兵在“禁門之變”中進攻京都皇宮的責任，取得討伐長州藩的敕令，便通知各藩出兵。討伐軍由御三家之一尾張藩主德川慶勝率領，共計6藩15萬兵力準備討伐長州。然而各藩苦於財政困難，對幕府恢復參覲交代制懷抱反感，因而並無戰意，軍隊行動遲緩。討伐軍參謀、薩摩藩士西鄉隆盛提出了假長州人之手處分長州激進派這種妥協方案作為解決辦法。12月9日，長州藩保守派將三名攘夷派家老斬首以示“恭順投降”。第一次徵長戰役就這樣結束了。
長州藩在內外攻擊下屈服於幕府，保守派掌握了藩政，並下令解散諸隊和懲處尊攘派志士，使長州藩剛剛形成的尊攘勢力受到嚴重打擊。晉作為躲避迫害，遂化名谷梅之助從家裡潛行至九州筑前藩的維新女士野村望東尼的平尾山莊隱蔽。長州藩倒幕勢力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僅沒有解散，反而團結內部，加強軍事訓練，準備同幕府進行最後的決戰。
正當長州藩倒幕勢力力量處於困難之機，亡命於筑前的高杉晉作決心以武力奪取藩政權，並與幕府鬥爭到底。於是，他潛回下關，秘密聯絡諸隊佈置起兵。1865年1月14日，晉作在下關功山寺舉兵。他列舉藩內保守派奸吏的罪惡，呼籲人民群眾為國誠心協力，挽救國難。下關舉兵受到豪農豪商的熱烈支持，他們組織了“莊屋同盟”，發誓要組織農民起義，並給予大量財力物力上的幫助。1月28日，晉作動員伊藤博文的力士隊迅速攻佔了下關伊崎會所，奪取了大量軍費和武器彈藥。2月1日，晉作發表“討奸檄”，率部與保守派軍隊決戰於繪堂，一舉奪取了藩政權。
倒幕派掌權後，晉作曾準備出國考察西方富國強兵的經驗，但長崎的英國軍火商古拉伯勸他此時不宜出國，應該留下倡導開港，那樣長州藩就可以從英國獲得大量新式武器，晉作深以為是。高杉晉作指出，應該在不辱國體的條件下開下關港，只有這樣才能割據富國。否則，就不僅趕不上幕府和薩摩藩的實力，還會最終陷入外夷妖術。於是，他便留在藩內處理軍國大事。從10月到12月，他先後擔任了藩內的“用所役國政方”（政務機關的長官），“海軍興隆用掛”（負責海軍建設的官職），下關“越荷方頭人座” （對北陸道所屬7個藩國運來的貨物進行收購的機構的官員）和下關“伊崎新地都合役”（行政官職）。1867年7月,他又擔任過海軍提督（司令）。晉作等人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開港貿易”的近代化方針指導下，實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改革。如破除封建門閥和身份制度，不拘一格選拔人材；改革軍事制度，實行軍備近代化；大搞開港貿易，發展工業等等，使長州藩作為“割據倒幕”基地而日益鞏固和發展。
1866年夏，在幕府發動的第二次徵長戰役中，晉作身為全藩軍事統帥，冒著槍林彈雨乘軍艦“丙辰丸”親自指揮並參加了大島和小倉反擊戰，使長州藩方面取得徹底勝利。在戰場上，這位英雄曾吟詩一首：“赫赫東藩八萬兵，襲來屯在浪華城，我曹快死果何日，笑待四鄰聞炮聲。”從詩裡可以想象出他當年指揮自若的情景。
當明治維新的勝利曙光依稀在望之時，高杉晉作因肺結核於1867年5月17日逝世於下關新地，遺命葬在奇兵隊駐地吉田，時年不足28歲。 有人認為，“為何如此啊？異常的世間！只因他騎馬，反覺馬瞼圓”這首歌是戲弄高杉的。硬將其容貌和他的歷史作用聯繫在一起，的確耐人尋味。
後人評價
有人用"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來評價他.因為高杉晉作愛酒愛美人,也有人評價他為"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伊藤博文
（伊藤 博文, いとう ひろぶみ，1841年9月2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明治維新元老。
日本天保十一年出生於長州藩（今日本國山口縣）山村的貧農家庭。其父被下級武士伊藤家收為養子，並被選為繼承人，遂繼姓伊藤。幼名俊輔，號春畝。
早年曾入吉田松陰創辦的松下村塾學習，並與井上馨一起被秘密帶往英國學習現代海軍技術。
在英期間，瞭解到英國戰艦炮轟薩摩藩，於是回到日本，回國後發現長州藩也被炮轟了，即加入長州藩軍隊，反對幕府統治，主張“開國進取”。
明治維新成功後，在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和細田道一的領導下負責處理外交事務。歷任外國事務局交涉員、判事，兵庫縣知事，會計官權判事，大藏少輔兼民部少輔，工部大輔等職。
伊藤博文1885年12月根據他的建議廢除太政官制，實行內閣制，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並開始起草憲法的任務。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
1894年，伊藤博文參與策劃了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和中日甲午海戰，戰後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
紀念陸奧宗光與伊藤博文的銅像設立於下關：兩人代表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1898年，戊戌變法時前往北京訪問，面見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提供改革方針。政變後，參與救援被捕的黃遵憲，並協助康有為和梁啟超逃往日本。 1900年創立政友會，自任總裁，開日本兩黨政治的先河。
1905年，日本在日本海海戰(對馬海峽海戰)獲勝後，伊藤博文被任命為第一任韓國統監，並於1907年迫使朝鮮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將朝鮮變為日本的保護國。但是伊藤博文本人是反對日韓合邦的，在1909年的閣議中他便公開表達反對立場，表示“合併是長期的問題”，這與許多參與日本對朝鮮政策參與者的想法並不同。
1909年10月，為解決日俄爭端，伊藤博文到中國東北與俄國財政總長談判，當他乘坐的花車在10月26日9時抵達哈爾濱車站時，被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殺身亡。反對日韓合邦的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導致主張日韓合併的一派成為日本對朝鮮政策的主導者。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鮮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同年10月1日，日本統監府改為總督府，開始了對朝鮮長達36年的全面殖民統治。
伊藤博文是使日本邁進現代化國家、成為近代世界列強之一的功臣，但由於其一貫奉行對外擴張政策，在日本國內外都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而伊藤博文的性好漁色也是許多人都知道的。“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
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 （Yamagata Aritomo，1838～1922）日本政治家。 幼名辰之助，後改名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改名有朋，號含雪。出生於長州藩下層武士家庭。早年參加“尊王攘夷”活動。1867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率軍戡平北方幕府餘黨作亂。歷任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1878年發表《告誡軍人書》，強調勇敢、忠誠和服從天皇的舊有美德，反對民主和自由主義傾向。曾赴歐洲考察軍事，1889～1891年成為新建立的議會政體下的第一位首相。對內設法鞏固天皇專制制度，頒佈《帝國教育敕令》；對外，於1890年拋出“利益線”的理論，推行侵略擴張政策，主張出兵侵略中國和朝鮮。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任第一軍司令，率軍入侵朝鮮。1896年，作為特使前往莫斯科，與俄國達成妥協，共同瓜分朝鮮半島。1898年11月～1900年10月重任首相，派兵加入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對內，他竭力鎮壓剛出現的社會勞工運動。他發佈政府章程，規定只有現役軍官才能擔任陸軍和海軍大臣，從而事實上使軍隊擺脫了文官的控制。日俄戰爭爆發後，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督，是戰爭的總謀劃者和指揮者之一。1909年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後，成為日本事實上的獨裁者。被稱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軍閥王國的始祖”。
打破身份制度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曾有傳說，他小時候，有一次在大雨中和一個地位高的上士相向而行，不慎把泥水濺到上士和服的裙裾上，結果被強迫趴在泥濘中道歉。無論怎麼說，低賤的出身導致了山縣有朋產生打倒德川時代身份制度的念頭，這一點是肯定的。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時任兵部大輔的大村益次郎想建立新式軍隊，遭到士族反對，1869年遇襲負重傷身亡。他的後任前原一誠當了不到一年兵部大輔就辭職了。山縣於1871年擔任兵部大輔（1872年官司制改革，改稱陸軍大輔）。之後他一路飛黃騰達，晉升為陸軍中將、近衛都督，成為締造日本新式陸軍的關鍵人物。
1872年，發生了懷疑陸軍省御用商人山城屋從山縣有朋處接受陸軍省公費違法融資事件，山城屋自殺，山縣被迫辭職。但兩個月之後山縣便復官為陸軍卿，這是因為當時的薩長藩閥政府認為如果沒有山縣有朋，日本創建新式陸軍的腳步就會放緩。政府首先確立了前所未有的徵兵制度。根據山縣有朋在奇兵隊的經驗和考察歐洲各國徵兵制的基礎上，日本政府於1872年頒佈徵兵詔書。詔書及同時頒佈的太政官告諭批判舊武士階層“抗顏坐食”，指出打破武士身份特權將實現上下平等，人權齊一，這樣才是兵農合一的基礎。這種觀點代表了出身於下級武士的維新功臣們的共同想法。
軍人對政治的干預 雖然山縣被描繪成“民眾之公敵”，但如果不怕引起誤解地說，山縣熱愛民眾，可是附有條件，山縣熱愛那些揮汗如雨勞作的農民、工人，以及在戰爭中勇於獻身的戰士們，他對傭人們十分和藹可親。所以說山縣熱愛的是那些為了國家和政府盡心盡力的民眾。與之相反，他不能容忍民眾對抗、批評政府。明治初期，山縣把自由民權運動家們視為敵人，指責自由民權運動“盯著民權、誹謗政事、中傷官吏、暴論誹議，無所不為”，認為如任其蔓延必將禍害天下。
1878年發生了竹橋騷亂事件。事件是由於參加過西南戰爭的近衛炮兵隊對政府論功行賞行動遲緩及削減薪俸而引起的。山縣認為其中有民權論滲透到了炮兵隊的背景，於是炮製了一份“軍人敕諭”，其中有一節規定道：“保衛國家，維護國權，全憑軍力，軍力消長關乎國運盛衰。不為輿論所迷惑，不為政治所約束，恪守忠節本分乃軍人之唯一正道。應牢記義重於泰山，死輕於鴻毛。”
山縣強烈反對軍事幹預政治及政治干預軍事。他做到了後者，卻自己踐踏了前者。為了防止政治干預軍事，山縣於1887年建立了參謀本部。這個機構與以前太政官管轄下的參謀局所不同之處在於，只有作為輔佐天皇處理軍務的最高機關首腦—陸軍卿才可以擔任本部長，而且獨立於政府（太政官）之外。山縣有朋親自擔任了首任參謀本部長。舊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政府、甚至議會都無權干預，從而確立了軍令權的獨立地位。
陸軍中分成以山縣有朋、大山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準、三浦梧樓、堀江芳介、鳥尾小彌太等人的反主流派。主流派推崇普魯士式二元主義軍事理論，在軍事教育、軍隊制度方面排除原來的法國模式，引入普魯士模式。反主流派與之對抗，堅持法國模式。此前，陸軍中將鳥尾、三浦、谷干城和少將曾我四位將軍在1881年提出建議書，對政府提出批評，要求重新審議北海道出售官有產業事件。他們的作法觸犯了軍人不得干預政治的訓誡。同年底，政府廢除了陸海軍刑律，代之以陸軍刑法和海軍刑法，根據新法中對“軍人干預政治、上書議政、講演或以文書形式作宣傳者”的處罰規定，他們被處以禁閉。此外，長岡外史等人以研究軍事為名於1881年組織成立“月曜會”，反對陸軍進行普魯士式改革，成為與陸軍當局對立的集團。結果該會核心人物鳥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編入預備役。1889年“月曜會”被解散。
陸軍中的反主流派被嚴厲禁止過問政治，但提出這一主張的主要人物山縣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縣在1882年擔任參事院議長，佔據行政要職。1883年擔任內務卿，1885年擔任內相，1889年擔任首相，1892年擔任法相，1893年擔任樞密院議長，1898年再次擔任首相，1905年擔任樞密院議長，歷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職，晚年作為元老仍對政治掌握強大權力。在此期間，他還作為現役軍人佔據軍部要職。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西鄉、大久保、木戶、伊藤等活躍在明治維新期間、創立了明治國家的元勳們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對文官與武官的職權作嚴格區分，因此伊藤也對軍事進行了相當的干預。他們造就了一個封閉的精英社會，用極端的話講，他們享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山縣以軍人身份佔據文官要職的作法被桂太郎繼承，從此軍人政治家層出不窮。
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之後成為第三代首相。確立地方自治制度是山縣內閣第一大課題。評論家上杉慎吉評論道：“山縣公將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作為國家之根本，併為此作出了努力。應該說，與赫赫戰功相比，他在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上的功勞更大。”當時的地方自治制度與現在完全不同。山縣的目標是在1890年開設國會之前防止政黨勢力發展到各個地方政府，町村不被捲入中央政界的波瀾，避免中央的波動波及市町村，妨阻國家運營，並將地方政權建設成為市、町、村民的精神涵養講習所。為了讓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擔任地方議會議員以防止自由民權思想和運動滲透到地方政界，山縣將世界上罕見的等級選舉制度引入地方選舉。
根據政府規定，有選舉權的人限定在滿二十五歲男子、在當地居住兩年以上並交付了兩日元以上直接國稅者。如果只是這種選舉限制還不足大驚小怪，山縣主導制定的選舉制度是在市級行政單位中實行所謂“三級選舉法”，在町村中實行“二級選舉法”。即把直接國稅交納總額三等分，然後將納稅人按交稅額多少排序，當納稅累計額達到總額三分之一時劃一檔，處於這一檔內的人為第一級選舉人；下一個三分之一總額再劃一檔，這一檔內的納稅人為第二級選舉人；剩下的人為第三級選舉人。第一級選舉人是極少數，從這些人中選出市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第二級選舉人略多一些，第三級選舉人佔大多數，也分別選出三分之一市議員。在町村級行政單位選舉中則分為兩級。更有甚者，一個郡中三分之二議員由各町村會間接選舉選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大地主（擁有價值一萬日元以上土地的人）間互助選舉產生。
山縣想通過這種方法把“老成踏實”之人安插到地方政界，他認為這些人重視社會秩序，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可以消除高唱“架空中央”論調和空談國家大事的弊端。
山縣派的形成 山縣沒有大的戰功，卻能成為軍隊最高領袖，這是因為大村益次郎被暗殺；前原一誠在1870年辭去兵部大輔之職，並因1876年的荻之亂遭處刑；西鄉隆盛因鼓吹徵韓論而失勢；桐野利秋、筱原國幹相繼下野；1877年西鄉等人在西南戰爭中失敗，從此從政壇消失。這樣，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縣勝任軍隊的領袖了。如上所述，1881年以鳥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將軍為首的反山縣勢力被從要職上排擠下來，從此陸軍中形成了山縣派這樣一個大派閥。山縣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界、官界和學術界，形成除軍部外還囊括樞密院、貴族院、司法省在內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閥。後來的吉田茂、田中角榮、竹下登等人的派閥都遠遠不及山縣派的規模。
政治評論家入江貫一認為，山縣之所以能夠建立起這麼龐大的派閥得益於他善於用人。他在用人時先派給他們各種任務以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如何，之後適才適用，根據能力委以相應工作，磨鍊其才能後再委以重用。他對部下從不棄之不顧，而是想辦法幫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縣的部下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將，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論功行賞，出人頭地，所以他們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對山縣宣誓效忠，結成派閥，逐漸壯大。山縣派閥中有陸軍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政界中有白根專一、平田東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內正毅、清浦奎吾、田中義一日後都成為了首相。
山縣雖自稱“一介武夫”，實際上心懷深謀遠慮。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擁戴，但伊藤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別人，對沒有能力的人棄之不顧，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閥。很多人都承認伊藤是精英，但極少人成為其心腹。山縣佔據權力中心時，那些想利用山縣的人更加趨之若鶩 。《時事新報》在山縣去逝時評論到：“山縣派不過是一些想利用山縣的人們的集團而已。”比如星亨，他為了發展壯大自由黨勢力而利用山縣和伊藤，山縣、伊藤也默認自由黨的利用。原敬一方面試圖通過廢除郡制和分裂貴族院打擊山縣派，一方面又嘗試接近山縣，終於建立了最為山縣所厭惡的政黨內閣。原敬之所以要接近山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山縣的首肯誰也無法掌握政權。第一屆帝國議會 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縣內閣成立。山縣首先要面對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屆總選舉。山縣想讓有一定資產的“老成誠實之士”佔據議會多數。在當時的民黨（反政府的政黨、政治派系）勢力中，舊自由黨分裂為大同俱樂部、自由黨、愛國公黨三派，立憲改進黨與舊自由黨派勢力對立，但他們都主張與西方列強締結平等條約；節約政府經費，休養民力，減輕地租；要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並在打倒藩閥政權問題上立場一致。
選舉結果民黨勢力在300個議席中獲得174席（大同俱樂部54席，立憲改進黨43席，愛國公黨36席，九州聯合同志會24席，自由黨17席）的多數席位。從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始，民黨就圍繞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與政府發生對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預算案的經常項目為7217萬1181日元，臨時項目為846萬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計）。以大江卓為委員長的預算委員會提出歲出應削減一成，即888萬日元，委員會全體同意。山縣在提出預算案時，一再強調政府當前存在制定制度、發展產業、增強軍備等緊迫課題，但預算案的審議仍不順利。山縣曾一度考慮解散議會，但又擔心這樣做會使外國認為日本實行立憲製為時尚早，最終以削減631萬日元預算為代價說服了自由黨中的土佐派，預算案才得以在議會通過。
在對外關係方面，山縣有朋留下“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名言。所謂主權線即指日本必須守衛的國境線，同時也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與主權線有很大關聯，如果利益線受到外國侵犯，則主權線也面臨危險。當時的朝鮮被認為就是這種利益線。日本通過戰爭進行領土擴張，主權線和利益線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縣厭倦了國會對預算案進行審議，在第一屆議會閉會後馬上就辭職了。山縣第二次組閣是在將近8年之後的1898年月11月。在這8年之中，發生了日清戰爭，民眾的戰爭觀、政治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富國強兵政策得到認同。在經濟方面，日清戰爭後日本進入資本積累期，各種政策的實施必須依靠健全的財政制度做保證。為增收地租和將產業家們的意見反映到議會中，修改選舉法成為一大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就必須在議會得到多數支持，因此山縣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超然主義，與舊自由黨派系的憲政黨展開合作。合作的條件有三條，包括放棄超然主義、採用憲政黨綱領、與憲政黨結成休慼相關的一個整體。第二次山縣內閣在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實力派資本家支持下，實現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選舉法這兩個在當時“最不受歡迎”的課題。憲政黨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政府高層主張的“商工立國論”，在黨內實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選舉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後得以通過。
在第十四屆國會召開之前，山縣內閣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還在1900年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制，規定軍部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此外，山縣為對付日清戰爭後爆發的工人、農民運動，於1900年3月頒佈警察法。同年10月，山縣辭去首相職務，但仍對政界、官界、軍界保持著隱性影響力。
第一屆帝國議會 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縣內閣成立。山縣首先要面對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屆總選舉。山縣想讓有一定資產的“老成誠實之士”佔據議會多數。在當時的民黨（反政府的政黨、政治派系）勢力中，舊自由黨分裂為大同俱樂部、自由黨、愛國公黨三派，立憲改進黨與舊自由黨派勢力對立，但他們都主張與西方列強締結平等條約；節約政府經費，休養民力，減輕地租；要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並在打倒藩閥政權問題上立場一致。
選舉結果民黨勢力在300個議席中獲得174席（大同俱樂部54席，立憲改進黨43席，愛國公黨36席，九州聯合同志會24席，自由黨17席）的多數席位。從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始，民黨就圍繞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與政府發生對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預算案的經常項目為7217萬1181日元，臨時項目為846萬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計）。以大江卓為委員長的預算委員會提出歲出應削減一成，即888萬日元，委員會全體同意。山縣在提出預算案時，一再強調政府當前存在制定制度、發展產業、增強軍備等緊迫課題，但預算案的審議仍不順利。山縣曾一度考慮解散議會，但又擔心這樣做會使外國認為日本實行立憲製為時尚早，最終以削減631萬日元預算為代價說服了自由黨中的土佐派，預算案才得以在議會通過。
在對外關係方面，山縣有朋留下“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名言。所謂主權線即指日本必須守衛的國境線，同時也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與主權線有很大關聯，如果利益線受到外國侵犯，則主權線也面臨危險。當時的朝鮮被認為就是這種利益線。日本通過戰爭進行領土擴張，主權線和利益線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縣厭倦了國會對預算案進行審議，在第一屆議會閉會後馬上就辭職了。山縣第二次組閣是在將近8年之後的1898年月11月。在這8年之中，發生了日清戰爭，民眾的戰爭觀、政治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富國強兵政策得到認同。在經濟方面，日清戰爭後日本進入資本積累期，各種政策的實施必須依靠健全的財政制度做保證。為增收地租和將產業家們的意見反映到議會中，修改選舉法成為一大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就必須在議會得到多數支持，因此山縣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超然主義，與舊自由黨派系的憲政黨展開合作。合作的條件有三條，包括放棄超然主義、採用憲政黨綱領、與憲政黨結成休慼相關的一個整體。第二次山縣內閣在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實力派資本家支持下，實現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選舉法這兩個在當時“最不受歡迎”的課題。憲政黨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政府高層主張的“商工立國論”，在黨內實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選舉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後得以通過。
在第十四屆國會召開之前，山縣內閣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還在1900年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制，規定軍部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此外，山縣為對付日清戰爭後爆發的工人、農民運動，於1900年3月頒佈警察法。同年10月，山縣辭去首相職務，但仍對政界、官界、軍界保持著隱性影響力。
黑田清隆
（くろだ きよたか，1840年11月9日 - 1900年8月23日）日本第二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元老。薩摩藩人。積極投身倒幕運動，參與建立薩長聯合。戊辰戰爭時任監軍、參謀。後任明治政府兵部大丞、開拓使次官、長官及參議等職。致力於開發北海道，聘請美國人開普倫（Capron，H）為顧問，推進開拓使十年計劃。
黑田清隆1840年生於鹿兒島，其父是一個僅有四石俸祿的貧窮武士。1863年，黑田清隆參加了英薩戰爭，1868年參加鳥羽·伏見之戰，擔任手槍隊長，之後擔任北越征討軍參謀，1869年五陵郭之戰時擔任主任參謀。此後，他的仕途一路風順。
黑田在征討北越、五陵郭之戰以及之後開拓北海道中表現出他人性中優秀的一面。征討北越時，黑田想方設法要救出敵方名將河井繼之助，但河井自陷絕境，負傷而亡。河井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人材。在後來的箱館戰爭中，黑田成功挽救了敵將榎本武揚。當時政府軍內有人認為榎本是不忠之臣，要求定其死罪的呼聲很高。黑田四處奔走，救了他一命。後來黑田從事開拓北海道事業時，榎本不惜一切為之效命。
1869年，日本政府設置北海道開拓使，一方面負責開發北海道，另一方面負責防備俄國。首任開拓使是佐賀藩主鍋島直正，一個月後就由皇族東久世通禧取而代之。1870年，黑田擔任專門負責開發樺太（薩哈林島）的開拓使次官，1871年升任開拓長官代理。值得一提的是，武將出身的黑田反對日本出兵樺太，並在1874反對出兵攻打臺灣。黑田與時代風潮背道而馳，主張放棄樺太，致力於對俄友好工作。在榎本等人的努力下，1876年日俄締結了樺太·千島交換條約。1874年，黑田晉升為陸軍中將、參議、北海道開拓使。1876年，他創辦札幌農業學校，為開發北海道培養人材。1877年，西南戰爭爆發，他擔任西南戰爭征討參軍並立下戰功，被授與勳一等旭日大綬章。由於西南戰爭討伐的對象是素有“薩摩英雄”之稱的西鄉隆盛，所以黑田和大久保利通一樣再也不敢回故鄉薩摩了。黑田最為尊敬的西鄉南州亦死於西南戰爭之中，這使本來酒量很大的黑田添了借酒撒瘋的毛病。有傳聞說他在1878年曾向病中的妻子進行懺悔。
另一個為黑田所敬重的人是上文提到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在西南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即1878年在東京紀尾井町被暗殺。暗殺者是石川縣士族島田一郎，他在留下的“斬奸狀”中稱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巖倉具視是“奸魁”，大隈重信、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川路利良為不可饒恕的“巨魁”。當時報道這個事件的《東京日日新聞》有這樣的評論：“且看維新功臣今尚存幾人，江藤、前原、西鄉（隆盛）三公反叛身死；大村、廣澤二公遇刺身亡；木戶公因病而逝；板垣、後藤、副島諸公名成身退；現閣中復古之元勳除三條、巖倉之外唯餘大久保公及黑田、山縣二公。如今（大久保）公遭刺客暗殺，僅十一年間，當初（指明治維新時期）之功臣損失大半矣”。能夠作為薩摩藩代表的人中就只剩下黑田和松方正義了。雖然還有寺島宗則、西鄉從道、大山嚴、川村純義等人，但在不知不覺之中黑田已經成為第一元老了。
與在中央政府任職時所發揮的作用相比，黑田對開拓北海道事業更加盡心盡力。1881年發生了開拓使出售官產事件。黑田為了開拓北海道招聘僱用了一些外國人，對農業、畜牧、漁業、工業、通訊等方面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另外，他還為貧困士族設立屯兵制。開發北海道需要大量資金，這對政府是一個莫大的負擔。1881年，政府十年開拓計劃到期，至此政府已在北海道投入了1400多萬日元。北海道地方政府乘機把政府官產作價39萬日元，並以30年無息償還的優厚條件出售給五代友厚、中野梧一、安田定則等人開辦的關西貿易商會，從而引發社會各界對藩閥與政商相互勾結的強烈批判。批判者中不僅有民權派，就連曾在立憲和設立國會問題上與伊藤博文意見相左的大隈重信也表示反對。中止出售官產問題和趕大隈下臺糾纏在一起，引發了明治14年政變。黑田認為委託民間企業開發北海道是件好事，所以是出售官產的推進派。最終因為這個問題他被從開拓長官的位子上拉下來，可他仍為實現士族授產而繼續努力。
1885年，第一次伊藤博文內閣成立。1886年至1887年，黑田周遊世界，回國時正值外相井上馨因與列強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不利受到政府內外尖銳批判而辭職，首相為強化內閣權力暫時兼任外相。之後大隈重信出任外相，原農商相土方久元擔任宮內大臣，黑田擔任了副首相級的農商相。憲法草案在這屆伊藤內閣任期內完成，為使該草案在樞密院能順利審議通過，伊藤於1888年辭去首相職務轉任樞密院議長，把首相位子讓給黑田。
1888年4月30日黑田內閣成立，內閣成員包括出身於薩摩藩的松方正義藏相、大山嚴陸軍相、西鄉從道海軍相、森有禮文相；長州藩出身的山縣有朋內務相、山田顯義法務相、井上馨農商相；肥前藩出身的大隈重信外相；舊幕府家臣出身的榎本武揚郵遞相。1889年3月，一直和政府對抗的大同團結運動領導人後藤象二郎表示願意與政府合作，被任命為郵遞相，榎本則接替遇刺身亡的森有禮擔任文相。這屆內閣中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的元勳，所以又被人們稱為“網羅元勳內閣”。由於黑田在地方官會議上發表了“超然主義”的主張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惡名。關於這一點黑田是這樣論述的：“憲法不得不包容所有臣民的意見。但對於如何施政，人們主張各異，有相同主張的人結成所謂的政黨也是社會現狀不能避免的。作為政府，則應超然於政黨之外，堅持至公至正之道。各位閣員應以此為意，持不偏不黨之心以對國民，奉行上命，為國家繁榮昌盛而努力。”
評論家大津淳一郎對黑田的“超然主義”進行了尖刻地批判：“在黑田內閣中，雖然沒有出現任何政黨的名字，但事實上不過是以薩（摩）長（州）藩為中心的藩閥黨而已。由於他以舊藩閥為堡壘，無一定主義和政綱，只好用超然主義來粉飾罷了。”這種評價非常準確。西鄉、大久保死後，黑田被推上元老的位置，這才是他能夠成為首相的真正原因。
短命的黑田內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是大隈外相主持下進行的修改不平等條約。關於修改安政不平等條約，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於廢除治外法權和實現關稅自主這兩點上。前外相井上馨經過8年努力，甚至不惜營造“鹿鳴館時代”以期實現修改條約，但以失敗告終。大隈外相沒有繼承井上路線，而是推翻了井上與列強在共同會議上制定的方案，改為與各國進行個別談判。大隈外相提出的修改方案內容主要包括：上調協議進口關稅（部分由日本自由課稅）；條約實施5年後完全廢除外國人居留地的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應附加條件；條約有效期12年，之後締結新條約；日本承諾開放內地；以12年為期，大審院判士（法官）中保留4名歐美人士，遇有外國人被告時由外國人判事佔多數進行合議審判；修改刑法、治罪法、民法、商法、訴訟法。1889年，日本分別與美國、德國、俄國簽署新條約。但新條約內容經《倫敦時報》披露後立刻招來反對，日本的報紙對此的評論也是譭譽參半。黑田首相決心與大隈外相一起實現修改條約。但大隈遭到玄洋社成員來島恆喜的炸彈襲而失去一條腿，修改條約的談判被迫中斷。黑田內閣隨即總辭職。
大隈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條約方案的確有屈辱的一面，但案文中包含了條約實施5年後廢除外國人居留地治外法權、12年後恢復關稅自主的內容。如果按此案實施，前者可以在1894年實現，後者可在1901年實現。由於反對派要求籤署完全平等條約，結果直到1899年才廢除了治外法權，1911年才最終實現關稅自主。是應該先暫時忍耐還是應該從一開始就要求實現完全平等條約呢？很難評價這兩種選擇哪個正確。
黑田內閣在毫無建樹的情況下落下帷幕。1900年黑田去逝，開拓北海道的夢想也隨他而去。
大村益次郎
1825～1869），明治時代官吏，1824—1869年在世。
（政治家、軍事學家。名永敏，原名村田良庵（後名藏六）。周防人。曾向蘭醫梅田幽齋學習醫學，後去大坂問緒方洪庵學習蘭學。回鄉後行醫，但不順利。
大村因受父親的影響，從小就開始學習醫學和蘭學。後來又到大坂跟緒方洪用學蘭學，因成績優秀，受到老師的器重，成為適適齋塾的塾頭(班長)。1850年回鄉，一面行醫一面學習外國兵法，翻譯了不少荷蘭兵法書，掌握了一些近代兵法知識。
1853年（嘉永6年），因其西學知識受到器重而接受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的聘請，翻譯兵法書，教授西方兵法，同時還設計建造炮臺和戰船。大村在宇和島藩任職的七年內，曾兩次去長崎遊學，學了不少軍事知識和製造武器的技術。
1856年在宇和島的江戶藩邸值勤時，在江戶開設“塢居堂”，教授荷蘭語、軍事學和醫學，學生有數十人。1857年在幕府的講武所供職，教授軍事學和翻譯兵書。 歷任幕府蕃書調所的教授助手、講武所教授等職。
1865年初，倒幕派取得長州藩的政權後，大村立即被任命為軍制總督，著手軍制改革。首先廢除了舊藩兵的“八組制度”，即解散以八家最高家族為統帥的八個部隊，同時把大家族的家兵從其主人(包括藩主)手中調出來，把他們編成一支新式軍隊。大村還從外國購進許多新式武器，更新軍隊裝備，加強訓練，大大提高了長州藩軍的戰鬥力，使長州藩軍在其後武力討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在慶應時期的軍政改革中顯示了領導才能，力主對農民、商人進行軍事訓練。第二次征伐長州和戊辰戰爭中領導軍事，指揮卓絕。
1869年8月政府設立兵部省，大村被任命為兵部大輔(相當於副部長)。其後積極創建日本近代軍制，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在軍制建設方面，主張全國軍隊要實行統一軍制，即實現軍制近代化，採用法國軍制。在培養人才方面，主張培養具有科學技術的軍事人才，建立軍事學校，以適應軍隊近代化的需要。在製造武器方面，建議擴大兵工廠。大村的改革方案大部分校實施，如在京都河東建立了法式操練所，在東京築地和大阪分別建立了海軍操練所和兵學寮，在大膠建立了兵工廠，在宇治建立了火藥製造廠等。大村為日本軍制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後世人稱為“軍制之父”。
大村益次郎積極改革兵制，努力建設一支近代化的軍隊，遭到反動士族的反對。特別是他的徵兵論，取消武士在軍事上享有的種種特權，實行近代徵兵制，建立一支包括一般平民的國民軍。這就強烈刺激了對明治政府歐化政策懷著不安的武士。他們把被剝奪特權的怨恨集中在大村益次郎一人身上，一部分士族過激派計劃暗殺他。
明治二年(1869)7月下旬，大村為視察京阪地方的軍事設施，離開東京。為防備士族過激派突然襲擊，他不走東海道，繞道木曾路，這樣總算平安抵達京都。在京都。他住在木屋叮二條下的長州藩備用住宅。連日來視察京都、大膠的軍事設施，忙個不停。但大村沒有麻痺大意，放鬆警惕。即使如此，他還不能逃避土族過激派的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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