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詩經·小雅·鹿鳴》中的這一典故，十足的中國文化標誌，被日本人用來命名一座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設計的歐式建築。
這裡是日本歐化的前沿陣地。每天晚上，這裡都可以看見佩戴著羽毛裝璜，束細腰，手拿西式小飾物的日本“貴婦”，合著西洋音樂，踏著斯拉夫舞步，與自己的西洋男伴調笑歡愉，因此有人揶揄道：“日本國的婦女都成了洋人的妾”。
出入這裡的日本男士們也是類似打扮，頭戴普魯士帽，腳登法蘭西鞋，衣袖英國海軍式，褲衩美國陸軍式，混搭得頗為怪異。就好像班裡成績最差的那個同學，有一天突然開始模仿班級前十名的學習習慣，學第一名如何做筆記，學第二名如何整理錯題集，卻總是找不到自己。
若有人覺得明治時代，日本上流社會的男人和女人們如此放得下身段，來結與國之歡心，那就錯了。事實是，他們的身段比這要低得多。
一八八七年某天，美、英、法、德等國的駐日使節都接到請柬，邀請他們晚上出席在鹿鳴館舉辦的一項活動，要求著正裝。到了約定時間，各國公使準時來到鹿鳴館，發現警察廳廳長三島通庸身穿鎧甲，腰挎戰刀，澀澤榮一裝扮如古代魔鬼，又跑又跳，法制局局長吹著笛子，裝扮成大唐來的取經人，內大臣三條實美的女兒，打扮如歐洲的賣花姑娘。最神奇的還是伊藤博文，他打扮成了日本村姑。
一群外國紳士，牽著日本交際花，西裝筆挺地看著日本政治家們公開表演他們的歐化學習之成果，其狀如幼稚園孩童，是怎樣的一番奇景。這幅畫面充分展示了鹿鳴館這座有著中文名字的洋館裡，日本軍政商界內心的歐化焦慮，這些領導者們如此渴望儘快成為列強大家庭中的一員。
首先，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公約矯正”，就要懂得如何與洋人們溝通，要懂得如何溝通，就必須輸入西洋文化，這“是日本現代化的特效藥，在鹿鳴館的殿堂裡舉辦西洋式的社交宴會和舞會，就可以和西洋人一樣享用同等水準的文明生存。將日本人的生存西洋化，日本就可能從不對等的桎梏中擺脫。”
但從一八七一年，巖倉具視率使團踏上歐美十二國的土地，到一八八七年，伊藤博文等人扮村姑以博一笑，修約並不順利。所謂上流社會的公子哥兒們，依舊是一副不倫不類的打扮，姑娘小姐們則依舊是“洋人的妾”。但誰能想到，這一系列努力的副產品，是使日本國內的女權主義思潮萌芽，成長。
隨著明治時代而來的，是浪漫的大正時代。打響大正時代女權第一槍的，恰好是隨巖倉具視訪問歐美的幾位女性，其中一位津田梅子，當時只有七歲，後留美十一年，回國後創辦了女子大學津田英學塾，推動女性教育，大搞女權運動。
也是在巖倉具視代表團出訪這年，明治政府要求武士們放棄過去的雉發，改為西式髮型，有些姑娘也專門成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都要留短髮，以清新爽潔的形象示人，結果馬上被予以取締，還特別頒佈法令，要求女性不許留短髮，頭髮裡有蝨子等需要理短髮的，要向政府申請。雖然姑娘們失敗了，但畢竟鬆動了鉚合的齒輪，涓流匯海，大正時代來了。
在大正時代開始的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在歐洲的沙龍里，以穿藍色長筒襪來象徵覺醒的平冢雷鳥，回國後與保持研子、中野初子、木內錠子、物集和子贊助人長谷川時雨、岡田八千代、與謝野晶子、小寺菊子、小金井喜美子、瀨沼夏葉、國木田治子、小慄籌子、田村俊及其他社員十八名，共同創辦了主張女性主義的青鞜社，發行了《青鞜》雜誌，青鞜即藍色長筒襪，青鞜社即以女性解放為根本之出發點。
在該雜誌的第一期上，平冢雷鳥發表了名為《元始女性是太陽》的文字，提出女性本應是太陽，是被圍繞的中心，現下反而成了月亮，女性們應該重新找回自己太陽的光輝云云。我很懷疑如今渡邊淳一和村上龍等人“男人是消耗品”，“女性從任何角度看都比男性進化完全”的觀念，實則是來源自平冢雷鳥。
坪內逍遙的“新女性”論，北村透谷的戀愛至上論，也紛紛登上言論的自由舞臺，開始了各自的表演，隨著新思潮的席捲而來，職業女性登上了歷史舞臺。大正時代之前，日本並沒有職業婦女的提法，大正時代之後，護士、小學教員、電話接線員、百貨公司服務員、女記者、女招待、打字員、公司事務員、電梯服務員、公共汽車服務員、時裝模特兒、繪畫模特兒等，已經司空見慣了。
在《元始女性是太陽》之外，平冢雷鳥還有一篇妙文，題為《我是新女性》，大大撼動了世道人心。之後，《青鞜》新年號和二月號又連續刊載同人以及各派著名人物對“新女性”的感想文。雖然坪內逍遙也寫作了有關新女性的文字，但新女性成為不少姑娘的內在認同，則是從平冢雷鳥開始的。
自此，新女性們乘坐著電車出外上學、工作，曼妙的倩影出現在高等學校、咖啡館、電影院、劇團等各處，梳著學自大正三年首演的“寶冢少女歌舞劇”的燙髮，或是大正九年資生堂美容講習所教授的短髮式，看電影，泡咖啡館，讀《婦女公論》、《婦女之友》，這樣的場景宣告往日卑微到塵埃裡的女性形象，已經逐漸淡薄了。
但向上的力量有多強，向下撕扯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強。平冢雷鳥的“新女性”一文，引來了針對她住所的“石頭雨”，她的評論總集《來自圓窗》也遭禁售，理由是破壞家族制度及敗壞風俗。當時的日本，思維還停留在江戶時代的男人們，總是忍不住對女性懷抱猥瑣的思想。當時有位新劇女演員兼劇場文藝社員的人，與女性朋友一起租房住，左鄰右舍竟紛紛議論她們的住處是不良場所，這類事件比比皆是。
但最大的打擊來自於民族主義的整體轉向。大正開花期之後的昭和軍國主義時代，鼓吹女性奉獻，崇尚賢妻良母主義，家本位道德觀再度抬頭，什麼自由戀愛，什麼新女性，什麼職業婦女，又統統回到了家庭。平冢雷鳥那篇《新女性》，從易卜生《玩偶之家》得到靈感，提出了娜拉之問，卻不曾想時代如此回答了她。
如今，“職業婦女”和“新女性”已成為廢詞，但日本的男女不平等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在職場上的全職收入只相當於同等職位男性的39%，全日本的女警察加在一起，不足警察總數的10%。和大正時代相比，平成時代的日本姑娘們，真的更開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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