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是一門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學問，信訪史的研究正是信訪理論研究的起點和基礎。在我國古代社會，雖然沒有“信訪”這個詞語，但是卻存在與當前信訪制度相類似的糾錯制度，即使歷朝歷代存在的形式各異，但是其本質並無大的不同。在信訪問題日益凸顯的今天，探討信訪淵源、瞭解信訪發展有助於我們理解和把握信訪的歷史背景和存在價值，顯得十分必要。基於此，小編收集整理了我國古代信訪相關情況，以時間順序為脈絡，以連續刊載做形式，對信訪史做一簡要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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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訪史
第二集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較長的分裂動盪期，上書赴訴制度經受了考驗，延續了秦漢時期形成的以公車司馬府受理、內朝近臣呈奏為主要形式的吏民上書制度。
1.曹魏王朝時期
延康元年秋七月庚辰，魏文帝曹丕下令：“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縉紳們行使進言的基本方式應該是上書，“吾將兼覽”說明皇帝是上書的目的地，有點類似信訪。魏明帝即位後，“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這是魏王朝存在吏民士庶上書制度的一個明確記載。景元元年十一月，曾發佈施行了如下規定：“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這意味著吏民上書是允許的，只是不得觸王諱而已。
2.兩晉時期
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馬炎下詔“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馬炎置四曹，其中民曹主管“吏民上書事”。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麴路擊登聞鼓進言，言多妖謗，有關部門奏請斬棄於市，而晉武帝卻說：“朕之過也”，將他放了不予追究。東晉元帝司馬睿太興元年（公元318年）六月，司馬睿“初置諫鼓謗木”。此外，他還建立了上封事制度。如果說設立登聞鼓、諫鼓、謗木等是幾條公開的類似信訪渠道，那麼上封事就是一條秘密的通道，它們之間互為補充。
3.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建立了多種上書赴訴制度。
一是檢舉揭發和控告申訴制度。北魏明元帝頒詔，令民至宮闕告言守宰之不法行為。北魏太武帝即位後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可見，公車府負責撾登聞鼓申冤者的表奏。公元437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建立起了檢舉揭發制度，以整肅貪贓枉法之徒。太延三年，高祖“詔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遣使下訪是有效突破地方官僚阻隔的一種機制。北魏高宗太安元年夏六月，帝遣尚書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使者巡行州郡，接受申訴，負責檢治；如果使者腐敗，可到公車府申訴。這樣就把遣使巡行、找使者鳴冤及申訴公車府三者溝通起來。其中還包含了誣告反坐、對下訪使者的監督制度等。
二是直言極諫制度。北魏王朝的上書直言極諫建言機制包括上書直言——有關部門上奏——皇帝親自閱覽——與三事大夫討論其可否採用——裁而用之幾個環節。北魏馮太后多次以孝文帝名義下詔，令官吏及民庶直言極諫；凡利於庶民，益於治理之言，無論是否有損現行體制或風俗，勿有所隱，皆將盡心聽聞。黎民百姓也可以直言極諫，顯示開明形象。
三是密封通奏制度。北魏孝明帝於神龜二年二月“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
四是皇帝定點理訴納言。北魏孝明帝曾詔令“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內外，鹹使聞知。”這是北魏王朝採取定時間、定地點、定主題，由皇帝親自接待進言直諫者的一種機制，從而使人們（“士”、“夫”等義士，並無具體的身份限制）有了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機會。其特點是預先確定時間與地點並予以公開，由皇帝親自接見處理。
五是皇帝親理申訴案件。北魏孝莊帝武泰元年五月，頒佈詔令：“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懷忠守素，擁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說。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其中列舉了種種接見對象及有關事項，有些應該是司法範圍之外的；先行程序是曾經過公車府並對公車府的解釋不滿意。
4.蕭梁王朝
梁武帝蕭衍在繼承前朝舊制基礎上又有一些創新。
一是在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梁武帝天監元年頒佈詔令說：“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此一詔書說明：謗木函用於“橫議”，肺石函用於申訴；梁武帝蕭衍即位之前的南朝王朝就存在公車府；公車府原來就置有謗木肺石；梁武帝創新之處在於另外置函，主要是考慮到了保密問題，為無處可訴、窮途末路、“九重莫達”的申訴人提供方便之門。天監五年詔令“陳肺石于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如有枉滯，以時奏聞”。其中，“陳肺石于都街”也是為了方便普通百姓到京師申訴。
二是特殊進言渠道，包括御駕親往聽奏；地方官員轉奏陳言。前者是指賢明之人確有話要說，又不願讓分遣四方的侍臣轉達，侍臣也應提供名單，梁武帝將乘輕車前往，親自聽奏。後者是指四方士民，若有“益國利民”之言欲陳言者，因山川阻隔，路途遙遠，不能親自來京師陳言，可以將陳言詳細寫在布條上，將之交刺史或二千石官；刺史、兩千石必須認真審查，有可採納者，無論大小，“皆應奏聞於帝”。
三是上封事。梁武帝於普通三年詔令：“班下四方，民所疾苦，鹹即以聞，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5.北周王朝
北周武成元年天降大雨霖，明帝宇文毓“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天降大雨霖成為下詔求言的直接動因。北周武帝宇文扈於保定三年“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他還於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四月，“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值得注意的是，北周的上封事包含十分廣泛的主體，直至黎民百姓。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政權處於割據狀態，但統治者由於面臨內外競爭壓力，反而往往關注民情，重視上書赴訴活動，不管是漢族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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