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旭東
青春，是生命的一段過往，青澀是她的底色，春天是她的標籤。青春無所謂長短，等到秋風起，秋葉落成堆，隨青春一起枯萎不後悔。埋進歲月裡的是青春的根，留在記憶裡的是青春的魂……
—— 題記
1979年深秋，剛過完17歲生日的我穿上軍裝，從湘西小鎮入伍來到山城重慶。
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重慶的大街小巷，處處可見穿花襯衫、喇叭褲，燙爆炸頭，戴蛤蟆鏡，跳迪士科的青年男女。
每次和戰友上街，走在路上，總能遇見一些新潮的女孩，一邊扛著臺式錄放機，隨著音樂扭動著腰肢，一邊用戲謔的口吻衝我們喊：“兵哥哥，過來耍個朋友噻！”嚇得我們臉一紅，落荒而逃。
不過，與花襯衫、喇叭褲相比，我們還是覺得自己這身軍裝帥氣。“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軍裝一穿，整個人便顯得陽剛英武。所以，心裡一直有個強烈的願望，一定要穿著軍裝照張像，寄回家去，讓父母在廠裡工友面前顯擺顯擺。
上世紀80年代初青年男女的服裝髮型
我所在的連隊是個通信連，駐在沙坪壩區歇臺子附近一家奶牛場後面，背倚青山，滿目蒼翠。
重慶這個地方，氣候潮溼，土地肥沃，說句誇張的話，隨便插根竹筷都能發芽。
本來，連隊種的幾畝空心菜，割了又長，長了又割，除了供人吃外，餵豬也足夠了。但為了培養官兵勤儉節約和勞動的好習慣，連裡還是鼓勵我們週末去營區四周打豬草，餵養連隊炊事班的十幾頭豬。
記得那是1980年3月的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們幾個新兵上山打豬草時突發奇想：入伍都快半年了，還沒照過穿軍裝的照片，父母來信催了好幾次。何不趁這個機會，借連隊幹部的手槍出去照張相，早點寄回去以解父母的相思之苦。
回到連隊，正好遇到副指導員嶽民（平時老兵都戲稱他“嶽副”）。聽我們一說，嶽副指導員想都沒想，很爽快地答應了。他不僅取下掛在床頭的手槍，還找出一個不知是誰的海鷗牌相機，陪著我們幾個臭小子，來到了連隊附近的一片竹林裡。
本來，我是連隊無線電臺的報務員，天天跟電鍵、耳機打交道。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裡男主角李俠的那身裝束，我最熟悉。但在荒郊野外，這些道具派不上用場。所以，嶽副指導員受電影《偵察兵》劇照的啟發，讓我裝模作樣地擺出偵察兵造型，拍下了入伍後的第一張照片。
入伍後第一次穿軍裝照相
從上一幅照片中，細心的朋友可能會注意到，我左手腕上戴著一塊亮晶晶的手錶。那是父親當年去上海出差時，給母親買的一塊上海牌手錶。在我入伍之前，母親又將這塊心愛的手錶送給了我。
因為一幅照片，讓我永遠記住了“嶽副”，也記住了無以言表的濃濃的母愛。遺憾的是，“嶽副”當年就轉業了，我們再未見過面……
有了這次照相的經歷，我對攝影產生了濃厚興趣。但在當時，即使買一臺普通的海鷗相機，也要好幾百元。作為一名新兵，我每月津貼才7塊錢，買相機的事連想都不敢想。後來，我和同年兵老鄉、有線通信排的田百偉無師自通，迷上了沖洗照片。
與戰友田百偉合影
印在郵票背面的照片
與買相機相比，這項技術投資要少得多，買點相紙、顯影粉、定影粉即可。
六月的重慶像個大蒸籠。一到晚上，我們抱著個臉盆，躲進一間堆雜物的庫房裡，關門閉窗，任汗流如柱，仍全神貫注地衝膠捲、洗照片、晾照片，忙得不亦樂乎。沒多久，我們不僅能夠熟練地用相紙洗印照片，還學會了將照片巧妙地印在郵票背面。
當然，也有失敗的教訓。我當了4年報務員，只照過唯一的一張工作照，結果沖洗臍卷時不慎跑光，使照片的一角成了“白板”。好在照片輪廓沒受太大影響，讓我今天還能欣賞到這“殘缺美”。
因膠捲曝光遭“毀容”的工作照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4年報務員的經歷，讓我對那“滴滴噠噠”的電波聲異常敏感。從那以後，每次看電影電視，一看到我地下黨或國民黨特務，在那裡裝模作樣發報的樣子，我都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切！這也太假了吧！
但過後想想，我這人也著實有點矯情。人家影視藝術跟玩魔術一樣，本來就是蒙外行的，跟你逗個樂。如果觀眾個個都是內行，人人都能看出破綻，那人家導演還怎麼導？演員還怎麼演？總不能一部戲拍下來，全都用替身吧？
1981年春節重慶紅巖村留影
轉眼間，當兵兩年了。這天傍晚，連隊通信員突然找到我，說我父親來了。得知消息，我又驚又喜。驚的是父親來得太突然，事先沒有任何預兆；喜的是分別兩年，父子倆竟然在山城相聚了。
見面時，父親手裡正攥著個皺巴巴的信封，我一眼認出來了，那是我之前寫給家裡的信。父親告訴我，這次是與廠裡同事向叔叔到四川宜賓出差，順道來重慶看望我。
那個年代，打個長途電話都不容易，更別說往部隊打電話了。所以，父親和向叔叔全憑信封上的地址，一路打聽才找到了我。
清楚地記得，那次父親上身著藍灰色的中山裝，下身穿了一條嶄新的咔嘰布褲，這是他臨出差之前，母親特意去均坪趕場扯了幾尺布，請本地手藝最好的裁縫趕製的。
想不到，這次出差途中，父親遭遇了小偷，褲子後兜被小偷開了“天窗”，身上所帶的現金、糧票均被洗劫一空，頗為狼狽。不過，父子倆在他鄉重聚，父親心中所有的沮喪和不快，很快煙消雲散。
父親腳上的那雙皮鞋，從我記事起就很熟悉，小時候曾偷偷穿著它在小夥伴面前顯擺過。不過，它模樣長得像塊磚頭，皮子硬得像鐵片，皺皺巴巴的，且變形嚴重，實在算不上好看。聽父親說，這是他1953年剛參加工作不久，在縣城請一位老鞋匠做的。也難怪，算起來，這雙鞋父親已穿了近30年。
那時官兵關係融洽，連隊領導聽說戰士親屬來隊了，都要專程登門看望。因為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連長、指導員來招待所看望父親的時候，特意提醒我陪父親去附近幾個景點轉轉，多照幾張照片。
遺憾的是，因時間倉促，我找了一大圈，也沒找到相機。第二天，我們來到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參觀，見門口有照相的小販，就請人給我們照了一張合影。這張照片直到10天后才收到。
與父親（右）向叔叔在“中美合作所”留影
當天晚上，連首長專門叮囑炊事班加了幾個菜，端到連部。連長、指導員讓我把父親和向叔叔請過去，一起陪著吃頓便飯，算是接風。
連隊條件簡陋，一張辦公桌挪到會議室邊上，擺上幾副碗筷、幾個軍用搪瓷杯，就算成席。父親和向叔叔都不會喝酒，兩口燒酒下肚，很快面紅耳赤，醉眼朦朧。
平時不善言談的父親，話也漸漸多了起來。當時具體說了些什麼，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大概就是鼓勵我在部隊好好幹、長出息之類的話。
連隊駐地離重慶火車站相距十幾裡地。父親走的那天，連長、指導員趕到招待所送行，並提前讓通信班派了一輛三輪摩托車，給他們送站。
父親感動不已，悄悄把我拉到一邊，叮囑道：“煥兒，我看出來了，你們連長、指導員都是做大事的，好好跟著首長幹，以後讓我們伍家祖墳也冒冒青煙。等你哪天立了功，戴上了大紅花，照張照片寄回來，讓我和你媽也高興高興。”
入伍之初自制的相冊扉頁
父親的預言很準。若干年後，當時的連長、指導員，肩上都扛上了金燦燦的將星，一個當了中將，一個當了少將。但每每談到這個話題，我都心生愧疚，因為我不僅沒能如父親所期望的那樣，讓祖墳“冒青煙”，甚至連張戴大紅花的照片都沒能看到。
實際上，直到入伍的第18個年頭，我在機關當了副處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才第一次立功。但那時，早已不時興戴紅花照“光榮照”了。
自重慶一別，父親再未提過照相的事，似乎早就被他淡忘了。其實，我在部隊的每一點進步，父親都看在眼裡，令他欣喜，無論這進步是大是小。
我知道，在父親看來，只要兒子努力了，就是優秀的！
1983年春天第一次探家時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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