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研究先秦諸子的人，大都偏重於其哲學方面。這個實在是錯誤的。先秦諸子的學術，有兩個來源：
其（一）從古代的宗教哲學中，蛻化而出。
其（二）從各個專門的官守中，孕育而成。
前者偏重玄學方面，後者偏重政治社會方面。《漢書·藝文志》說諸子之學，其原皆出於王官。《淮南要略》說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
一個說其因，一個說其緣，都不及古代的哲學。尤可見先秦諸子之學，實以政治社會方面為重，玄學方面為輕。此意，近人中能見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
先秦諸子，關於政治社會方面的意見，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舊。依我看來：
（一）農家之所本最舊，這是隆古時代農業部族的思想。
（二）道家次之，是遊牧好侵略的社會的反動。
（三）墨家又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
（四）儒家及陰陽家又次之，這是綜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經驗所發生的思想。
（五）法家最新，是按切東周時的政治形勢所發生的思想。
以上五家，代表整個的時代變化，其關係最大。其餘如名家，專講高深玄遠的理論。縱橫家，兵家等，只效一節之用。其關係較輕。
01
怎說農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這隻要看許行的話，便可明白。
許行之說有二：
（一）君臣並耕，政府毫無威權。
（二）物價論量不論質。如非根據於最古最簡陋的社會的習俗，決不能有此思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02
怎說道家所代表的，是遊牧好侵略的社會的逆反思想呢？
漢人率以黃老並稱。今《列子》雖系偽書，然亦有其所本。此凡偽書皆然，不獨《列子》。故偽書既知其偽之後，在相當條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
此書《天瑞篇》有《黃帝書》兩條，其一同《老子》。又有黃帝之言一條。《力命篇》有《黃帝書》一條。與《老子》亦極相類。
（一）多系三四言韻語。
（二）所用名詞，極為特別。如有雌雄牝牡而無男女字。
（三）又全書之義，女權皆優於男權。
足徵其時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傳之說，老子著之竹帛的，決非老子所自作。黃帝是個武功彪炳的人，該是一個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長。侵略民族，大抵以過剛而折。如夷羿、殷紂等，都是其適例。
所以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要教之以守柔。《老子》書又主張無為。無為兩字的意義每為後人所誤解。為訓化。《禮記·雜記》：子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此係就農業立說。言弛而不張，雖文武亦不能使種子變化而成穀物。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奸錢日多，五穀不為”，今本作“五穀不為多”，多字系後人妄增。正是此義。野蠻部族往往好慕效文明，而其慕效文明，往往犧牲了多數人的幸福。
（一）因社會的組織，隨之變遷。
（二）因在上的人，務於淫侈，因此而刻剝其下。
所以有一種反動的思想，勸在上的人，不要領導著在下的人變化。在下的人，“化而欲作”，還該“鎮之以無名之樸”。這正和現今人因噎廢食，拒絕物質文明一樣。
03
怎樣說墨家所代表的，是夏代的文化呢？
《漢書·藝文志》說墨家之學，“茅屋採椽，是以貴儉。古人的禮，往往在文明既進步之後，仍保存簡陋的樣子，以資紀念。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漢武帝時，公玉帶上明堂圖，其上猶以茅蓋，見《史記·封禪書》。
可見《漢志》此說之確。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三老五更，乃他人的父兄。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平民由此進用。參看第七章。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人死曰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命有前定之義。順四時而行，即《月令》所載的政令。
據《月令》說：政令有誤，如孟春行夏令等，即有災異。此乃天降之罰。然則天是有意志，隨時監視著人的行動，而加以賞罰的。此為墨子天志之說所由來。他家之所謂命，多含前定之義，則近於機械論了。以孝視天下，視同示。是以上同。”都顯見得是明堂中的職守。所以《漢志》說他出於清廟之官。參看第十五章。
《呂覽·當染篇》說：“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此為墨學出於清廟之官的確證。清廟中能保存較古之學說，於理是可有的。
墨家最講究實用，而《經》、《經說》、《大小取》等篇，講高深的哲學，為名家所自出的，反在墨家書中，即由於此。但此非墨子所重。墨子的宗旨，主於兼愛。因為兼愛，所以要非攻。
又墨子是取法乎夏的，夏時代較早，又值水災之後，其生活較之殷、周，自然要簡樸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於貴儉。因為貴儉，所以要節用，要節葬，要非樂。又夏時代較早，迷信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說。要講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
墨家所行的，是凶荒札喪的變禮。參看第五章。其所教導的，是淪落的武士。參看第四章。其實行的精神，最為豐富。
04
怎樣說儒家、陰陽家是西周時代所產生的思想呢？
荀子說：“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三代雖亡，治法猶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榮辱篇》。國雖亡而治法猶存，這是極可能的事。然亦必其時代較近，而後所能保存的才多。又必其時的文化，較為發達，然後足為後人所取法。如此，其足供參考的，自然是夏、殷、週三代。所以儒家有通三統之說。
封本朝以前兩代之後以大國，使之保存其治法，以便與本朝之治，三者輪流更換。《史記·高祖本紀》贊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即是此義。這正和陰陽家所謂五德終始一樣。
五德終始有兩說：舊說以所克者相代。如秦以周為火德，自己是水德；漢又自以為土德是。前漢末年，改取相生之說。以周為木德，說秦朝是閏位，不承五行之運，而自以為是火德。後來魏朝又自以為是土德。
《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說，說“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可見五德終始，乃系用五種治法，更迭交換。
鄒衍之學，所以要本所已知的歷史，推論未知；本所已見的地理，推所未見；正是要博觀眾事，以求其公例。治法隨時變換，不拘一格，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此非在西周以後，前代的治法，保存的已多，不能發生。
陰陽家之說，缺佚已甚，其最高的蘄向如何，已無可考。儒家的理想，頗為高遠。看第五章所述大同小康之說可見。
《春秋》三世之義，據亂而作，進於昇平，更進於大平，明是要將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傳的，多是小康之義。大同世之規模，從昇平世進至大平世的方法，其詳已不可得聞。
幾千年來，崇信儒家之學的，只認封建完整時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為最高之境，實堪惋惜。但儒家學術的規模，是大體尚可考見的。他有一種最高的理想，企圖見之於人事。這種理想，是有其哲學上的立足點的。如何次第實行，亦定有一大體的方案。
儒家之道，具於六經。六經之中，《詩》、《書》、《禮》、《樂》，乃古代大學的舊教科，說已見第十五章。《易》、《春秋》則為孔門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體的方法，兩者互相表裡，所以說“《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儒家此等高義，既已隱晦。其盛行於世，而大有裨益於中國社會的，乃在個人修養部分。
（一）在理智方面，其說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審察環境的情形，隨時隨地定一至當不易的辦法。此項至當不易的辦法，是隨時隨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貴擇之精而守之堅。
（二）人之感情，與理智不能無衝突。放縱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禍，抑壓感情，也終於要潰決的，所以又有禮樂，以陶冶其感情。
（三）無可如何之事，則勸人以安命。在這一點，儒家亦頗有宗教家的精神。
（四）其待人之道，則為絜矩。兩字見《大學》。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們該怎樣待人，只要想一想，我們希望他怎樣待我即得，這是何等簡而該。怎樣糊塗的人，對這話也可以懂得，而聖人行之，亦終身有所不能盡，這真是一個妙諦。
（五）性善之說;
（六）義利之辨;
（七）知言養氣之功，則孟子發揮，最為透徹，亦於修養之功，有極大關係。
儒家之遺害於後世的，在於大同之義不傳，所得的多是小康之義。小康之世的社會組織，較後世為專制。後人不知此為一時的組織，而認為天經地義，無可改變，欲強已進步的社會以就之，這等於以杞柳為杯棬，等於削足以適屨，所以引起糾紛，而儒學盛行，遂成為功罪不相掩之局。
這隻可說是後來的儒家不克負荷，怪不得創始的人。但亦不能一定怪後來的任何人。因儒學是在這種社會之中，逐漸發達的。凡學術，固有變化社會之功，同時亦必受社會的影響，而其本身自起變化。這亦是無可如何的事。
05
怎樣說法家之學，是按切東周時代的情形立說的呢？
這時候，最要緊的，是
（一）裁抑貴族，以剷除封建勢力。
（二）富國強兵，以統一天下。
這兩個條件，秦國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當時，畢竟是最能實行的，所以卒並天下。致秦國於富強的，前有商鞅，後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學的。法家之學的法字，是個大名。
細別起來，則治民者謂之法，裁抑貴族者謂之術，見《韓非子·定法篇》。其富國強兵之策，則最重要的，是一民於農戰。《商君書》發揮此理最透，而《管》、《韓》兩子中，亦有其理論。法家是最主張審察現實，以定應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張變法而反對守舊。這確是法家的特色。其學說之能最新，大約即得力於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諸子中和中國的學術思想及整個的文化最有關係的。雖亦有其高遠的哲學，然其所想解決的，都是人事問題。而人事問題，則以改良社會的組織為其基本。
粗讀諸子之書，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問題。然古代的政治問題，不像後世單以維持秩序為主，而整個的社會問題，亦包括在內。所以古人說政治，亦就是說社會。
諸家之學，並起爭鳴，經過一個相當時期之後，總是要歸於統一的。統一的路線有兩條：
（一）淘汰其無用，而存留其有用的。
（二）將諸家之說，融合為一。
在戰國時，諸家之說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說，秦用之以並天下，已可說是切於時務的興，而不切於時務的亡了。但時異勢殊，則學問的切於實用與否，亦隨之而變。天下統一，則需要與民休息，民生安定，則需要興起教化。這兩者，是大家都會感覺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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