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代社會學家所研究：人類男女之間，本來是沒有什麼禁例的。其後社會漸有組織，依年齡的長幼，分別輩行。當此之時，同輩行之男女，可以為婚，異輩行則否。更進，乃於親族之間，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後來漸次擴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準為婚，就成所謂氏族了。此時異氏族之間，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為此一群之男之妻；絕無所謂個別的夫婦。其後禁例愈繁，不許相婚之人愈多。於是一個男子，有一個正妻；一個女子，有一個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許與其他的男女發生關係。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關係尚極疏鬆。更進，則夫妻必須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關係更為永久，遂漸成後世的家庭了。所以人類的婚姻，是以全無禁例始，逐漸發生加繁其禁例，即縮小其通婚的範圍，而成為今日的形態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為元始的男女關係，實屬錯誤。
現代的家庭，與其說是原於人的本性，倒不如說是原於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觀念，根於習慣；習慣原於生活。據社會學家所考究：在先史時期，遊獵的階級極為普遍。遊獵之民，都是喜歡掠奪的，而其時可供掠奪之物極少，女子遂成為掠奪的目的。其後慮遭報復；往往掠奪之後，遺留物件，以為交換。此時的掠奪，實已漸成為貿易。女子亦為交換品之一。是為掠奪的變相，亦開賣買的遠源。掠奪來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奪她的人的奴隸，須負擔一切勞役。此既足以鼓勵男子，使之從事於掠奪，又婚姻之禁例漸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漸少，亦益迫令男子從事於向外掠奪。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於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則是立在兩性分工的經濟原因上的。與滿足性慾，實無多大關係。原始人除專屬於他的女子以外，滿足性慾的機會，正多著呢。遊獵之民，漸進而為畜牧，其人之好戰鬥，喜掠奪，亦與遊獵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獵。而其力且加強。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營養佳良，體格強壯之故。牧群須人照管，其重勞力愈甚，而掠奪之風亦益烈。只有農業是源於蒐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級的農業，亦率由女子任其責。其後逐漸發達，成為生活所必資。此時經濟的主權，操於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農具等，率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願女子出嫁；女子勢亦無從出嫁；男子與女子結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為附屬品。此時女子有組織，男子則無，或雖有之而不關重要。所以社會上有許多公務，其權皆操於女子之手。如參與部族會議，選舉酋長等。此時之女子，亦未嘗不從事於後世家務一類的事務，然其性質，亦為公務，與後世之家務，迥乎不同。實為女子的黃金時代。所謂服務婚的制度，即出現於此時。因為結婚不能徒手，而此時的男子，甚為貧乏，除勞力之外，實無可以為聘禮之物之故。其後農業更形重要，男子從事於此者益多。導致以男子為之主，而女子為之輔。於是經濟的主權，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財產漸有贏餘，職業日形分化。如工商等業，亦皆為男子之事。個人私產漸興，有財富者即有權力，不樂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財物償其部族的損失，而娶女以歸。於是服務婚漸變為買賣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婚禮中的聘禮，即系賣買婚的遺蹟，古禮稱為“納徵”。《禮記·內則》說：“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曲禮》說：“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則買妾是真給身價的，聘妻雖具禮物，不過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於利益了。
禮經所說的婚禮，是家族制度全盛時的風俗，所以其立意，全是為家族打算的。《禮記·內則》說：“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可見家長權力之大。《昏義》說：“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也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尤可見娶婦全為家族打算的情形。《曾子問》說：“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這是我們容易瞭解的。又說：“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意我們就不易瞭解了。原來現代的人，把結婚看作個人的事情，認為是結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歡樂的意思。古人則把結婚看做為家族而舉行的事情。兒子到長大能娶妻，父母就近於凋謝了，所以反有感傷的意思。《曲禮》說：“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也是這個道理。此亦可見當時家族主義的昌盛，個人價值全被埋沒的一斑。
當這時代，女子遂成為家族的奴隸，奴隸是需要忠實的，所以貞操就漸漸的被看重。“貞婦”二字，昉見於《禮記·喪服四制》。春秋時，魯君的女兒，有一個嫁給宋國的，稱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國失火，伯姬說：“婦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從。必待傅姆，是不獨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燒而死。《春秋》特書之，以示獎勵。其後又把士大夫之家，“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見《禮記·內則》推廣到民間去。再嫁未必能有什麼禁令，不過宣佈其是倍死不貞，以示恥辱，正和獎勵貞節，用意相同。寄豭是因姦通而寄居於女子之家的，殺之無罪；妻為逃嫁，則子不得母；其制裁卻可謂嚴厲極了。壓迫階級所組織的國家，其政令，自然總是助壓迫階級張目的。
後世男子的權利，愈行伸張，則其壓迫女子愈甚。此可於其重視為女時的貞操，及其賤視再醮婦見之。女子的守貞，實為對於其夫之一種義務。以契約論，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後、持續時為有效，以事實論，亦只須如此。所以野蠻社會的風俗，無不是如此的，而所謂文明社會，卻有超過這限度的要求。此無他，不過男權社會的要求，更進一步而已。女子的離婚，在後世本較古代為難，因為古代的財產帶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當然都有享受之分。所以除所謂有所受無所歸者外，離婚的女子，都不怕窮無所歸。後世的財產，漸益視為個人所有，對於已嫁大歸之女，大都不願加以扶養；而世俗又賤視再醮之婦，肯娶者少；棄婦的境遇，就更覺悽慘可憐了。法律上對於女子亦未嘗加以保護。如《清律》：“凡妻無應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杖八十。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似乎是為無所歸的女子特設的保護條文。然追還完聚之後，當如何設法保障，使其不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則絕無辦法。
古書中所載的禮，大抵是父系家庭時代的習慣風俗。後世社會組織，迄未改變，所以奉其說為天經地義。而因此等說法被視為天經地義之故，亦有助於此制度之維持。天下事原總是互為因果的。但古書中的事實，足以表示家族主義形成前的制度的亦不少，此亦不可不注意。當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之世，結婚的年齡，和每年中結婚的季節，都是有一定的。婚年：儒家的主張，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內則》等篇，都是如此。《大戴禮記·本命篇》說，這是中古之禮。太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墨子》《節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則說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結婚的年齡，當然不能斟若畫一。王肅說：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結婚；所謂三十、二十等，乃係為之極限，使不可過。又所謂男三十，女二十，不過大致如此，並非必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其說自通。說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男女性交和結婚，並非一事。當其少年時，男女之間，早已發生性的關係，然常是過著浪漫的生活，並不專於一人。倒是年事較長，性慾較淡，彼此皆欲安居時，才擇定配偶，相與同居。案人類的性質，本是多婚的。男女同居，乃為兩性間的分工互助，實與性慾無甚關係。巴洛洛人的制度，實在是較為合理的。社會制度，往往早期的較後期的為合理。這是因已往的文化，多有病態，時期愈晚，病態愈深之故。中國太古之世，婚年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鑑而明瞭。人類性慾的開始，實在二七二八之年。自此以往，更閱數年，遂臻極盛。此係中國古說，見《素問·上古天真論》。《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孔子家語》等說皆同。根於生理的慾念，宜宣洩不宜抑壓。抑壓之，往往為精神病的根源。然後世將經濟上的自立，責之於既結婚的夫婦，則非十餘齡的男女所及；又教養子女之責，專由父母任之，亦非十餘齡的男女所能；遂不得不將結婚的年齡展緩。在近代，並有因生計艱難，而抱獨身主義的。性慾受抑壓而橫溢，個人及社會兩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結果。這亦是社會制度與人性不能調和的一端。儻使將經濟及兒童教養的問題，和兩性問題分開，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辦法在以節育及兒童公育，以救濟遲婚及獨身問題。結婚的季節，《春秋繁露》說：“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肅說：自九月至正月。見《詩·綢繆疏》。其說良是。古人冬則居邑，春則居野，參看第六第十四章結婚的月分，實在是和其聚居的時期相應的。仲春則婚時已過，至此而猶不克婚，則其貧不能備禮可知，所以奔者不禁了。
多妻之原，起於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實，兩性的數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無禁例，或雖有禁例而不嚴密則已，若既限定對於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許發生性的關係，而又有若干人欲多佔異性為己有，則有多佔的人，即有無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婦之制的社會，必皆以一夫一妻為原則。但亦總有若干例外。古代貴族，妻以外發生性的關係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妻家帶來的，謂之媵。一種是自己家裡所固有的，謂之妾。後世媵之實消滅，故其名稱亦消滅，但以妾為配偶以外發生性的關係之人之總稱。媵之義為送，即妻家送女的人，並不限於女子，如伊尹為有莘氏媵臣是。與婿家跟著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媵御的原始，實猶今日結婚時之男女儐相，本無可發生性的關係的理由。後來有特權的男子，不止娶於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無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義。
人類的性質，本來是多婚的。男女皆然。雖由社會的勢力加以壓迫，終不能改變其本性。所以壓迫之力一弛，本性隨即呈露。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最普遍而易見的，是為通姦與賣淫。通姦，因其為秘密之事，無從統計其多少。然就現社會和歷史記載上觀察，實可信其極為普遍。賣淫亦然。社會學家說：“凡是法律和習慣限制男女性交之處，即有賣淫之事，隨之出現。”史家推原賣淫之始，多以為起於宗教賣淫。王書奴著《中國倡伎史》，生活書店本。亦力主此說。然原始宗教界中淫亂的現象，實未可稱為賣淫。因為男女的交際，其初本極自由。後來強橫的男子，雖把一部分女子佔為己有，然只限於平時。至於眾人集會之時，則仍須回覆其故態。
統觀兩性關係，自氏族時代以後，即已漸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產育上，所負的責任較男子為多。因而其鬥爭的力量，較男子為弱。不論在人類憑恃武力相鬥爭，或憑恃財力相鬥爭的時代，女子均漸淪於被保護的地位，失其獨立而附屬於男子。社會的組織，宜於寬平坦蕩，個個人與總體直接，若多設等級，使這一部分人，隸屬於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漸發生，積久而其弊愈深了。近代女權的漸漸伸張，實因工業革命以來，女子漸加入社會的機構，非如昔日蟄居家庭之中，專做輔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產育上多盡了責任，男子就該在別一方面多盡些義務，這是公道。乘此機會壓迫女子，多佔權利，是很不正當的。而欲實行公道，則必自剷除等級始。所以有人說：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敵。然則“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號，當然只有開倒車的人，才會去高呼了。人家都說現在的女學生壞了，不如從前舊式的女子，因其對於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煩。殊不知這正是現代女子進步之徵兆。因為對於家政生疏，對於參與社會的工作，卻熟練了。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組織，將逐漸破壞；大的、公平的、博愛的制度，將逐漸形成的徵兆。賢母良妻，只是賢奴良隸。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國家去提倡。我們該教一切男女以天下為公的志願，廣大無邊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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