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關以後，政治思想，可以說是消沉的時期。這（一）因異族壓制，不敢開口。（二）則宋明的學風，流行數百年，方向有些改變了。學者對於（A）國家、（B）社會、（C）個人修養的問題，都有些厭倦，而盡力於事實的考據。考據是比較缺乏思想的——固然，考據家亦自有其思想，但容易限於局部，而不能通觀全體。而且清朝人所講的考據，其材料是偏於古代的，所以對於當時的問題，比較不感興趣——如此，政治思想，自然要消沉了。
靜止的物體，不加之以外力，固然不會動，但是苟加之以外力，外力而苟然達到相當的程度，也沒有終於不動的。西力東侵，是中國未曾有的大變局。受了這種刺激，自然是不會不動的。所以近代政治思想的發皇，實在我們感覺著外力壓迫之後。
感覺到外力壓迫之後，我們的政治思想，應該怎樣呢？照現在的人想起來，自然很為簡單，只要捨己之短，效人之長就是了。但是天下事沒有如此簡單。須知西力東侵，是從古未有的變局，既然是從古未有的變局，我們感覺他，瞭解他，自然要相當的時間。須知凡事內因更重於外緣。同一外力，加於兩個不同的物體，其所起的反應就不同，這就顯得內在的力量，更較外來的為重要。所以我們在近代，遭遇了一個從古未有的變局，而使我們發生種種反應。當這種情形之下，為什麼發生如此樣子的反應呢？這一個問題，我們是要將內在的情形，詳加探討，然後才能作答。我們內在的情形，卻是怎樣呢？
第一，中國因（A）地大，（B）人多，（C）交通不便，（D）各地方風氣不同，（E）社會的情形也很複雜，中央政府控制的力量有限；而行政是依賴官僚，官僚是無人監督就要作弊的；與其率作興事，多給他以舞弊的機會，還不如將所辦的事，減至最小限度的好。這是事實如此，不能不承認的。所以當中國的政治，在理論上，是隻能行放任主義的；而在事實上，卻亦以放任主義為常，干涉主義為變。——變態就是病態，人害了病，總是覺得蹙然不安，要想回復到健康狀態的，雖然其所謂健康狀態的，或者實在是病態。但是彼既認為健康狀態，覺得居之而安，就雖有治病之方，轉將以為厲己了。從來行干涉主義的，每為社會所厭苦，務求破壞之，回覆到舊狀以為快，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中國是隻能行放任主義的，但在人們的思想上，則大不其然。
中國思想的中心，是儒家的經典，所稱頌的，是封建制度完整時代。此時代的特色，是（甲）大同時代社會良好的規制，尚未盡破壞，（乙）而君主的權力也較大。人民受儒家經典的暗示，總覺得社會應該有一個相生相養、各得其宜、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的黃金時代，而此種時代，又可借政治之力以達之，所以無形之中，所責望於政府者甚深。以上所述，是老死牖下，和實際政治無甚接觸，而觀察力也不甚銳敏的讀書人。若其不然，則其人又容易受法家的暗示。法家所取的途徑，雖和儒家不同，但其所責望於君主者也大，所以有實際經驗，或觀察力極銳敏的政治家，對於政府的責望，也總超過其實際所能的限度。
第二，在實際上，君主專制，是行之數千年了，但在理論上，則從來沒有承認君主可以專制。其在古代，本來是臣有效忠於君的義務，而民沒有的。反之，如儒家所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理論，則君反有效忠於民的義務。此等思想，雖然因被治階級之無能力，而無法使之實現，但在理論上，是從來沒有被破壞過的。試看從來的治者階級，實際雖行著虐民的事，然在口頭，從來不敢承認虐民，不但不敢承認虐民，還要裝出一個愛民的幌子，便可知道。立君所以為民，這種思想，既極普遍，然則為民而苟以不立君為宜，君主制度，自然可以廢除。這只是理論上當然的結論。從前所以不敢說廢除君主，只是狃於舊習，以為國不可一日無君，無君便要大亂；因為國不可一日無治，既要有政治，即非建立君主不可。——現在既然看見人家沒有君主，也可以致治，而且其政治還較我們為良好，那麼，廢除君主的思想，自然要勃然而興了。兩間之物，越是被人看得無關緊要的，越沒有危險。越是被人看得重要的，其危險性越大。中國的君主，在事實上是負不了什麼責任的，然在理論上，則被視為最能負責任，最該負責任的人，一切事情不妥，都要歸咎於他。這樣的一個東西，當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時，其危險性自然很大。
第三，中國人是向來沒有國家觀念的。中國人對所謂國家和天下，並無明確的分別。中國人最大的目的是平天下。這固然從來沒有能做到，然而從來也沒有能將國家和天下，定出一個明確的界限來，說我先把國家治好了，然後進而平天下。質而言之，則中國人看治國和平天下，並不是一件極大極難的事，要在長期間逐步努力進行，先達到一件，然後徐圖其他的——若以為難，則治國之難，亦和平天下相去無幾。總而言之，沒有認為平天下比治國更難的觀念。因為國就是天下，所以治國的責任，幾於要到天下平而後可以算終了。這種觀念，也是很普遍的。世界上有哪一種人，哪一塊地方，可以排斥於我們的國家以外，（A）我們對於他，可以不負責任，（B）我們要消滅他們以為快，這種思想，中國人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總願意與天下之人，同進於大道，同臻於樂利。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天下的人，同進於大道，同臻於樂利，中國人總欣然接受。
第四，確實，在從前也沒有一個真正可稱為國家的團體，和中國對立。但是和中國對立的團體，就真個沒有了嗎？這個自然也不是的。這個對立的團體，卻是什麼呢？那與其說是國家，無寧說是民族。本來國家是一個自衛的團體。我們為什麼不和他們合一，而要分張角立，各結一團體，以謀自衛呢？這個自然也有其原因。原因最大的是什麼？自然要說是文化，文化就是民族的成因了。中國所謂平天下，就是要把各個不同的民族同化之，使之俱進於大道。——因為中國人認自己的文化是最優的——所以和別個民族，紛爭角立，是中國人所沒有的思想。但在事實上，（A）他們肯和我們同化，自然是最好的。（B）如其不能，而彼此各率其性，各過各的安穩日子，那也不必說他。（C）他要來侵犯我們，那就有些不可恕了。（D）他竟要征服我們，那就更其不可恕了。理論上，中國人雖願與天下各民族，共進於大道，但在事實上則未能。不但未能，而且還屢受異民族的迫害，甚而至於被其所征服。這自然也有激起我們反抗思想的可能，雖然如此，中國人卻也沒有因異民族的迫害，而放棄其世界大同的思想。中國人和人家紛爭角立，只是以人家欲加迫害於我時為限。如其不然，中國人仍願與世界上人，共進於大道，共臻於樂利；壓服他人，羧削他人，甚而至於消滅他人的思想，中國人是迄今沒有的。
由第一，所以有開明專制的思想，這是變法維新的根源。由第二，所以民主的思想，易於灌輸。由第三，所以中國人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由第四，所以民族主義，漸次發生。
這是近代政治思想的背景。
摘自《呂思勉史學經典·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
閱讀更多 挖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