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裡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餘年曆史。大同裡的住戶中，有幾家在上海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大同裡舊事》的作者邵光遠經過對王季堃家族、童潤夫家族、岑培遠家庭、周銘謙家族、袁永定家族、顧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陳子幀家族後人的採訪，築成了大同裡的一段風雲往事，也體現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別樣風采。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發大同裡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讀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舊事。
大同裡8號
大同裡8號是一幢建築面積約250平方米的西式三層小樓，其庭院面積約200平方米，儘管和6號相連，但整個建築的外立面風格和內部佈局與4號、6號這兩棟兄弟樓有著很大的差別。此建築約建於上世紀30年代，原主人是廣東人，上海聯義山莊的老闆林家駒。
1957年，大同裡8號由林家轉讓給周銘謙家族，之後由於周銘謙、胡惜之夫婦與海上文化人的淵源頗深，所以當時有許多文化人都到大同裡8號來聚集，講學交流。國學大師朱季海、民國十大名女子之一的郁達夫前夫人王映霞等都是大同裡8號的常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家的人被分別趕到一樓和三樓居住，二樓被上海的造反司令陳阿大（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的弟弟陳阿二佔據。
周銘謙家族在大同裡8號居住了40多年，直到2002年將房產轉讓給一位遠親。
受訪者：周健臨、周惠臨
採訪者：邵光遠
採訪者：周健臨先生，請介紹一下你們是何時搬入大同裡8號的？以前你們祖上和父母是從事什麼行業的？
周健臨：我祖父解放前是做房地產的，叫周渭石。經營周耕記經租賬房，在上海房產界排名前十之內，在北京路一帶有三百多棟房屋。我出生在黃陂路附近，武勝路379號（原馬化路）。祖父分家後就把馬化路的房子賣掉了。祖父共有五個兒子，我父親排行第四。大房（大伯）和二房（二伯）都分出去了。後來，房子買到了愚園路市西中學對面的愚園坊。之後又分了家，三房（三伯）搬出去了。四房（我父親）、五房（叔叔）就和我祖母在一起，於1957年左右搬遷到陝西北路大同裡8號，當時整棟樓都是我們家的。原先的主人叫林家駒，是個廣東人，聯義山莊的老闆。所以我家門口有兩個石獅子，底下有龍形圖案。
周銘謙父親周渭石。
周銘謙母親歸青。
採訪者：你祖父在解放後不久就去世了嗎？你父母是否繼承了你祖父的產業？
周健臨：解放後公私合營，祖父一直不開心，覺得一輩子經營的產業都沒有了。我父親算是文化人，不會做生意。原先在蘇州開過花園飯店，後來因經營不善虧本。辦過“行餘書畫社”，也虧了很多錢。還開過“一知書店”，這個書店屬於小型出版社，當時是專門出連環畫和文藝類的小叢書的。我父母是光華大學同學。我父親因為開過“一知書店”，所以公私合營後就進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擔任美術編輯。我母親進入上海教育學院擔任教師，後來上海教育學院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她就一直在華東師範大學當教師，直到退休。父母所結交的一些朋友大多是文人。我祖父在前清擔任過道臺的官職，還是蘇州同鄉會的理事長。我家祖籍原來一開始是在杭州，碰上太平天國戰亂，太祖父從杭州逃到蘇州，把身上的一件皮袍子賣掉，換了錢去做生意，才慢慢起的家。到我祖父這一代，家境已經不錯了。一開始，我祖父是在洋行裡上班的，他英語很好，能和外國人打交道。
周銘謙父親周渭石於上世紀40年代位於馬化路（今武勝路）的別墅。
周銘謙家族（前排左起為周銘謙侄子周錚臨、長子周冠臨、母親歸青及母親懷中所抱的次子周健臨、三嫂方芝芸、侄女周森、侄子周錡臨，後排左起為周銘謙侄女周文、妻子胡惜之、周銘謙本人、三哥周潤軒）於上世紀40年代末攝於馬化路（今武勝路）的別墅。
採訪者：你還記得小時候父母是怎樣培養你們的嗎？
周健臨：小時候，父母讓我們三個小孩背唐詩。我們那個時候也不知道詩句裡面講的是什麼意思，就照著字面上的字死記硬背“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因為是用上海話背誦的，上海方言中“何須”和“鬍鬚”的發音相同，所以每次背到這詩句的時候，我的頭腦裡就會顯現出一位老人家的鬍鬚。因為老人家的長鬍須和楊柳一樣都是飄飄然的。父親說背得好的有獎勵。父親還喜歡把小人書（連環畫）給我們看。因為父親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編輯，所以經常帶一些還沒有裝訂好的或者是殘次品毛書給我們看，這樣既增加了我們的知識又增添了我們的樂趣。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六十冊一套的《三國演義》連環畫。因為《三國演義》是父母親的老師呂思勉[注：與錢穆、陳垣、陳寅恪並稱為民國時期“史學四大家”，1951年光華、大夏大學合併，成立華東師範大學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著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秦漢史》《呂思勉讀史札記》等。]專門有研究的，他還寫了一本通俗專著《三國史話》，據說百家講壇易中天的《品三國》裡面有許多都是借鑑了《三國史話》的。小時候父親還教我們寫書法，我不太喜歡寫，我喜歡下圍棋。
周銘謙
周銘謙妻子胡惜之
採訪者：你哥哥也很有出息，後來接受了什麼教育？你和你弟弟接受過什麼教育？
周健臨：我哥哥名叫周冠臨，是復旦大學68屆英美文學系畢業生，也算在復旦正規地學習了兩年多。畢業後被派到常州一家國企工作。現在退休後，和他的兩個孩子定居香港。我本人恢復高考後，考入了上海財經大學工業經濟系，現在是國際工商學院。本科畢業後留校當了老師。1990年被評為副教授，之後又轉到立信會計學院下屬的出版社做副編審。我弟弟周惠臨是六八屆高中生，畢業後投親插隊到母親的家鄉，浙江省金華縣。因為我外公當年在鄉下也屬於開明地主，當地人很尊敬他，所以我弟弟後來下鄉務農的時候還去聯繫了我外公。由於我弟弟會拉小提琴，下鄉不久就進入金華縣文工團，並且幫助金華縣培養學生學習小提琴。之後又被調到安徽淮北文工團，按照級別來說也相當於專業琴師了，還做了樂隊的隊長。我弟弟膽子很大，在金華的時候去畫毛澤東像，他是先打好格子再畫的。因為原先在上海他就有一些搞油畫的朋友，他自己也學過，有一些畫畫基礎，但主要是膽子大不怕出醜。後來，他從安徽淮北文工團調入中國煤礦文工團。1988年出國去了挪威。現在在卑爾根地方交響樂團任小提琴師。
採訪者：周健臨先生，能說說你父母當時與一些國學大師和文化名人交往的故事嗎？
周健臨：我父母親都是光華大學畢業的，他們的老師有呂思勉、金松岑[注：清末民初國學大師。他的學生中有許多已成長為各界傑出英才，如柳亞子、王佩諍、王大隆、潘光旦、金國寶、嚴寶禮、費孝通、王紹鏊、蔣吟秋、範煙橋等。]、蔣竹莊[注：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養生家。1902年，南菁書院改為江蘇高等學堂。蔣維喬受該校理化教師鍾觀光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影響，決心致力教育改革。]。這些老師在當時中國的學術界都是大師級人物。另外，我父母還和國學大師朱季海[注：當代國學大師、學者。16歲時師從章太炎，精通英、德、日、法語和訓詁考證之學，章太炎稱其為“千里駒”。]有非常深的交往。朱季海是國學大師章太炎最得意的關門弟子，具有過目不忘的超強記憶力，國學功底非常深厚。魯迅先生是他的同門師兄。我父親經常和我們講，朱季海是國寶，但卻是一個性格非常孤傲的人。他一生中沒有正經上過幾年班。50年代時，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想聘朱季海到南京大學做教授，朱季海提出了三項條件：一、我上課時間安排在二十到三十分鐘，不多講，多講是廢話。上課的題目由我自己決定。二、工資我不多拿，也不少拿，由我來定。三、我只負責教學，不參加任何政治學習。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只能作罷。但朱季海由於沒有正式收入，生活相對拮据。有時，一些上海的文化單位和高校會請他來講課。每次來上海，他幾乎都住在我家。有時，我父母親也邀請一些文化界的好友到我家，請朱季海為他們講課。我還記得我們家的保姆對朱季海頗有意見，因為他不太懂人情世故，一心專注於學問和知識。所以家裡的保姆一聽見他要來，往往會不太樂意。
1941年，呂思勉先生離開上海日偽淪陷區回常州故里時與送別的好友合影。前排右二：蔣竹莊；右三：金松岑；右四：呂思勉。
周健臨與同學在大同裡8號下圍棋，攝於上世紀60年代。
採訪者：那當時朱季海到你們家上課，你還記得有哪些人來聽課嗎？都上了些什麼內容？
周健臨：來聽課的有楊友仁（我父親在光華大學時的同學，父親開辦“一知書店”時，曾聘請楊友仁為總經理）、辛品蓮（辛棄疾的後裔，五四中學語文教師，曾做過我的老師）、厲國香（著名畫家張大千的女弟子，現在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書畫家）、陳中豪夫婦（陳中豪是一位中學英語教師）。朱季海上課題目是不確定的，在我家主要是講古文字學和《說文解詞》《楚辭》等。聽我父母說他還指出郭沫若有許多對甲骨文的解釋是錯誤的。
採訪者：你父母還和許多海上文化名人有交往，請你也做一些介紹吧！
周健臨：我父親大學畢業後開辦了“行餘書畫社”、“一知書店”。在書畫社任教師和畫師的有張大壯（章太炎的外甥），他主要教授花鳥課程。張大壯認為他的繪畫功底不輸於張大千。他之所以給自己起名大壯，有兩層意思：一是他從小體弱多病，希望自己身體強壯；二是他認為大壯和大千齊名。孔小瑜[注：擅長花卉博古，其博古畫與張善孖的虎、熊松泉的獅並稱。其出眾的表現力人稱任佰年後第一人，為“海上畫派”代表之一。]和張石園[注：著名書畫家、鑑賞家，上海中國畫院首批畫師。他仿王石谷山水，海上首屈一指。]教授山水。這些海上名家作品都是目前收藏界比較熱門的收藏品。俞劍華[注：著名的中國繪畫史論家、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教授畫論，據說俞劍華先生的學生也已經是當今這一領域的權威了。篆刻家陳巨來[注：傑出的篆刻家，著名書畫家、詩人，其篆刻被人譽為“三百年來第一人”。]曾經為我父母親刻過多枚私章。名畫家馮超然[注：一生賣畫為生。曾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在上海畫壇有“三吳一馮”之稱。]和我父親關係非常密切（馮超然做過陸儼少的老師）。王映霞（郁達夫前妻）是我母親的好友，她也經常來大同裡看望我母親。
陳巨來為周銘謙所刻私章“周銘謙藏”。
陳巨來為周銘謙所刻私章“周銘謙藏書”。
採訪者：王映霞被譽為民國時期杭州第一美女，我從照片中看來她確實是這樣的。你覺得呢？
周健臨：我覺得從容貌而言，王映霞對這樣的評價是當之無愧的。不過大家可能會覺得杭州的美女長得應該比較嬌小玲瓏的，不過事實上王映霞長得卻略顯高挑一點。我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大同裡8號同我太太結婚的。我母親和王映霞平時經常聊天，每當這個時候，我太太也會參與其中。她曾經跟我說起過這樣一件事，就是有次聊天的時候，王映霞說對於自己的子輩和孫輩的生活等各方面，她都不會多加干預，因為“兒孫自有兒孫福”。王映霞對兒孫的這一理念，對我太太沖擊是挺大的。因為當時大家對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孫輩都是寵都來不及的，哪可能不管不顧呢！其實，王映霞的這一理念可能與她好強的性格有關，她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像她一樣自強獨立，而且在今天看來，其實王映霞的這一理念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映霞的詩作及留下的墨跡。
採訪者：請周先生回憶一下你的長輩在抗戰時期的愛國舉動吧！
周健臨：抗戰時期，由於祖父在上海工商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所以日本人千方百計地威逼利誘，想讓祖父出來擔任汪偽政權裡面的商會負責人，因為祖父曾經擔任過蘇州同鄉會理事長，但祖父想方設法堅決推脫，絕不就範。儘管這樣做，他在經濟上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但他還是堅決不上敵人的賊船，保持了一箇中國人的氣節。
我叔叔叫周鴻謙，在大學裡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當時著名的指揮家黃怡鈞介紹他入黨的。他們都是文化領域的地下黨成員，而且是同一個黨小組的。後來，我叔叔像其他進步青年一樣去了延安。在延安整風時期，由於他是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的，所以許多人都提出疑問，覺得像他這樣的出身也會來參加革命！我嬸嬸和我叔叔的結合是由粟裕大將做的媒。解放後，叔叔為了表達自己對革命的堅定信念，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紅謙。叔叔後來在人民日報社擔任編輯。因為他是共產黨的緣故，所以在分家時我父親、叔叔和祖母就一起擁有了大同裡8號的產權，但叔叔名字不能在房產證上體現出來。所以，我叔叔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他去世後骨灰葬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中。
我父親大學畢業後開了“一知書店”，由於思想比較激進，對當時國民政府的政治黑暗有看法，所以也儘自己的努力積極幫助左翼作家發表文章，稿費一般是事先支付給他們的。
採訪者：請周惠臨先生談談小時候父母是怎麼樣培養你們的？
周惠臨：我父母對我們三個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他們因為認識很多有名的國學大師和文化人，所以會請他們做我們三兄弟的老師。其中，我父母親光華大學的同學楊友仁教我們國文等多門學科。國學大師朱季海教我們的時候，沒有固定科目，想到什麼就教我們什麼，但每節課都是非常有深度和內涵的。沈劍英教我們《孟子》。陳中豪（中學英語老師）教我們英語。湯定宇教我們外國文學和英文，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師從大師朱自清、陳寅恪、錢穆。50年代，他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後受錢穆之邀到香港樹仁學院任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90年代，我專程到香港拜訪過他。1997年我在回國探親時，還專程到蘇州去拜訪過朱季海先生。
1997年周惠臨回國探訪朱季海，並與其合影。
周惠臨拉小提琴，攝於上世紀60年代。
採訪者：聽說周先生在五四中學求學時和葛文耀[注：曾任上海家化（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班同學，請你介紹一下。
周健臨：我和葛文耀是五四中學66屆高中的同班同學。五四中學在五六十年代是靜安區有名的重點中學之一，葛文耀是學生會的積極分子兼團支書，而且我們還是校籃球隊的隊友。葛文耀在中學時學習成績就很優秀，同時也具備政治家的氣質。如果不是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葛文耀已經被學校內定為派送到法國留學的人選。“文革”前我們還一起相約報名到新疆去，但因種種原因最後沒有成行。由於我家離五四中學很近，葛文耀放學後有時會來我家竄門和複習功課。
採訪者：但聽說“文革”發生後，你們學校也發展成左中右多種派別，同學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派性鬥爭，現在情況如何？
周健臨：“文革”時，我們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對政治實際上並不瞭解，憑著一股政治熱情和一時的衝動也會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我記得有一個女生被“打倒”並且送到其他省去了。當年校長作為走資派被批鬥，葛文耀感到很為難，因為他和校長私交很好。但為了表示革命和體現造反精神，他只能去區教育局貼大字報。我因為本身出身不好，加之並不想捲入這些政治漩渦中，所以成了一箇中間派和逍遙派。我記得當時各派之間爭鬥得非常激烈，但過了幾十年後，當我們老同學再聚首的時候，大家都是相見一笑泯恩仇。葛文耀那時已經成了上海家化集團的老總，所以前幾年老同學聚會都是由他做東來召集的。
採訪者：據我所知，在“文革”中有一位造反派頭目的弟弟曾經搶佔了8號的住房，住了一段時間。請周先生介紹一下這件事情。
周健臨：“文革”中我們家受到衝擊，全家人都被趕到三樓，祖母被趕到底樓，二樓被造反派頭目陳阿大的弟弟陳阿二搶佔了。當時“文革”初期，陳阿大[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搶起家的幫派分子，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和“五虎將”之一。]和上海一批造反派頭目經常來大同裡8號，或是開會或是聚會，其中包括陳阿大的造反兄弟王洪文。當然，隨著王洪文的不斷升遷，他來的次數也逐漸減少。過了幾年，由於陳阿大躥升到了市革命委員會，陳阿二也搬到別處去了。8號二樓由他們的一位馬姓造反小兄弟居住。當然，“文革”結束後落實政策，8號又重新屬於我們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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