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裡有兩位主要人物，一為潘金蓮、另一為西門慶。書中對眼花繚亂的服飾的描寫，也正是從這二人開始的。
“頭上戴著纓子帽兒，金鈴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裡搖著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金瓶梅詞話/第二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沒有特別指出的，均出自這個版本）
頭上戴著黑油油頭髮髢髻，一逕裡踅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著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釦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褲。”
第一段寫的是西門慶的服飾，第二段寫的是潘金蓮的服飾。在《金瓶梅》一書裡，作者不僅深諳當時的社會、世俗和人情，而且對服飾、服飾制度及服飾的變化也相當的熟稔。
重要的是，《金瓶梅》寫服飾還有更重要的關節，那就是對舊制度的挑戰。《禮記/玉藻》專講服飾制度，並在《禮記/深衣》指出：“古者深衣，蓋有制度”：君臣有別、尊卑有別、老幼有別、男女有別、士庶有別。從《後漢書》至《清史稿》，闢有（與車並列）的專志“輿服志”。服飾與制度密切相關，《金瓶梅》卻開闢了服飾的另外寫作。《金瓶梅》裡的服飾，展示出了燦爛中華文明的另一種風采。
《金瓶梅》裡的女性服飾
月娘的：穿著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
吳月娘
金蓮的：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著白綾襖兒；李瓶兒：貂鼠皮襖……
這還只是妻妾冬裝一部份。平日子的則更講究。月娘有時穿“大紅路綢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著貂鼠臥兔兒”，有時又穿“頭戴銀絲髻，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著藕絲衣裳，下著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著三個翠面花兒”等。
我們知道吳月娘是西門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門與眾妻妾在正月十六喝“閤家歡樂”酒。作者寫道：“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同坐，都穿著錦繡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吳月娘穿著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著百花裙”。此處，因服飾制度，妻妾的等級是相當清楚的。不過，《金瓶梅》的傑出在於：這種服飾的制度，以及在服飾制度上的等級，並沒有妨礙《金瓶梅》充分顯示市民社會興起時的平等訴求。
服飾於《金瓶梅》，當然具有小說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僅展現出一部傑出的市民小說斷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時又建構了文本自身。
春梅先是大房吳月娘的丫鬟，後成了寵妾潘金蓮的丫鬟，接著又成了西門慶的“情人”，再以後又成陳經濟的“情人”，最後，則成了周守備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飾前後有極大的變化。
作丫鬟時，大約是“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見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備夫人時，春梅的服飾是“打扮的粉妝玉琢，頭上戴著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妝花襖，下著翠蘭縷金寬襽裙子，帶著丁當禁步，比昔不同許多”（見第八十九回）。
春梅服飾的流變，可見服飾制度的投射。宋惠蓮，本是西門慶僕人來旺的媳婦，成為西門慶寵愛的“地下情人”之後，“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著頭，額角上貼著飛金並面花兒，金燈籠墜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颳起，裡邊露見大潞紅褲兒，扎著髒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事實上，《金瓶梅》寫惠蓮服飾，寫得這般光彩和這般的性感，從某種意義上看，則是為惠蓮“命薄”籲不平。
服飾於此，我們可以管窺到作者的趣味和價值取向。不僅惠蓮的服飾與西門府上眾妻妾的服飾相近，而且像愛月兒、吳銀兒這樣屬於娼門的女性，在服飾上也被“一視同仁”。如吳銀兒的服飾“頭上戴著白縐紗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妝花眉子，下著紗綠潞綢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緞鞋兒”；愛月兒的服飾“新妝打扮出來，上著煙裡火回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妝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兔兒”。
清 佚名《金瓶梅》圖為見嬌娘敬濟銷魂
等級、性別、尊卑裡的人，都追求服飾的華麗，在《金瓶梅》裡確實是一種眾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輿服五》指出“士庶之間、車服之制至於喪葬，各有等差。近年以來，頗有逾僭”；“詔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繫伶人，只許服皂、白認、鐵、角帶，不得服紫”；“倡優之賤，不得與貴者並麗”等；《明史/輿服三》對士庶妻妾服飾也有明確規定“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等。無論按宋季服飾制度還是明季服飾制度，《金瓶梅》於服飾制度上的僭越與叛逆，僅服飾而言，這部小說反禮教的價值取向非常鮮明。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婦林太太的服飾，則又有另一層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飾是：“婦人頭上戴著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綢襖兒，沉香色遍地金妝花緞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鞋兒”。這一套服飾，是西門慶眾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門女子所沒有的。
崇禎版繡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圖，獨林氏服飾唯一。其他女性服飾都沒有花紋，林氏的服飾描有花紋（即妝花緞子鶴氅）；其他女性沒有頭飾，即便有，也只是束帶與簡單的釵簪，獨林氏頭上有冠。這表明林氏的“命婦”（祖上是所謂的“太原節度邠陽郡王”）身份，同時敘述了林氏久寡的慾望與西門慶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層女子（“命婦”）的“業績”（對此，清人張竹坡曾給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醜招宣”）。可見《金瓶梅》裡的服飾描寫與敘事，不僅在於作者對於服飾的展示，同時也是對人物性格與命運的一種敘事。
《金瓶梅》裡的男性服飾
女性服飾在《金瓶梅》裡是服飾敘事的重頭戲，但男性服飾的描寫與敘事，同樣是其整個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西門慶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個“兒化”的詞來寫西門慶服飾。此形象即土豪標準像。到了西門慶賄賂做上了“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一職後，西門慶的服飾，有了重大的變化。西門慶官職剛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縫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攢造衣服”；迎請朝廷大員著“青衣冠帶”；去京都拜見位極人臣的蔡太師“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蓋衣服”。此時的西門慶，畢恭畢敬，不再是陽穀縣尋花問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樣的官員。
《西諦藏書善本圖錄》中收錄的《金瓶梅》，明末刻本
全書雖寫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場景都發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慶萬曆年間，即公元16世紀中期），服飾於此，既給我們留下（近）古代服飾的樣式和（近）古代服飾的制度的真實記錄，又留下了許多想象空間。
西門慶本是陽穀縣的地痞土豪，即使當了“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宋並無此官職；《明史/官職》記有“金吾”等十九衛，“副千戶”一職，從五品），他更多的時間，仍是在陽穀縣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門平素最喜的服飾是“五彩飛魚氅衣，白綾襖子”，尤其是“白綾”。“白綾”在《金瓶梅》裡，並非吉物，相反，是西門慶與他的女人們的凶兆和死亡的轉喻。
清 佚名《金瓶梅》
西門慶的女人，大都喜歡穿紅色的服飾。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宋惠蓮等，包括一身豪裝的林太太在西門慶面前也穿的是“大紅裙”。一白一紅，極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時也見證了色彩於服飾是服飾制度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像《金瓶梅》這樣用於人性的善惡、用於人物的性格、用於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中國文學裡是罕見的。
《金瓶梅》裡的服飾旨在尋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錦的描寫與敘事，《金瓶梅》還不止於在服飾的制度，更在於打破制度以尋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義和趣味。《金瓶梅》裡的服飾，還涉及到服飾織造的規模與服飾的商品價位（這對於明代經濟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說規模。第四十回有專門寫西門慶府上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節。一段是：
“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緞尺頭來。每人做件妝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妝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
一段是：
“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妝花錦雞緞子袍兒，兩套妝花羅緞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月娘則有“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妝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妝花補子遍地錦羅祆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
在此，西門慶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詞話本”為此專為西門府上做衣服的趙裁縫提寫了一首六言長排（“繡像本”無此詩）。起首便稱“我做裁縫姓趙，月月主顧來叫。針線緊緊隨身，剪尺常掖靴靿”。從裁縫的繁忙到服飾的呈現，其規模和數量，幾乎難以估計。
西門慶從開藥鋪和坑蒙拐騙發家，到後來開段（緞）鋪（西門慶黑吃了別人的錢所開）。這表明：一、服裝生意也許比藥鋪更賺錢，二、當時對服裝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門慶立段鋪開張”，開張貨物“共裝二十大車”，開張喜宴“十五桌”。西門慶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還有官場中人夏提刑的禮物，其場面之鋪陳和熱鬧，可見當時服裝業的繁榮——這哪裡是沈從文先生所說的“素樸”？
清 佚名《金瓶梅》圖為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再說服裝的價位。李瓶兒一件皮襖六十兩、祭李瓶兒孝絹二十兩，西門慶為梳籠粉頭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兩銀（為李討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趙裁縫為西門府上做衣服工錢五兩等。可見，服裝動輒以兩、幾十兩計。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看《金瓶梅》裡其他地方涉及到銀兩價位的話題。第七十回裡有一張皇帝嘉獎眾大臣的錢物清單，皇帝獎賞最高者五十兩，最低者五兩。與西門府上妻妾的服飾價位比，皇帝嘉獎的最高價位，不值李瓶兒一件皮襖，皇帝賞給某大臣的五兩，只是趙裁縫為西門府上眾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錢。
再看，西門府上的丫鬟買出賣進，大約一個值四兩至七兩（見第三十回，李瓶兒買一丫頭，講價從七兩五錢講到七兩成交；第三十七回，四兩一個）；西門慶縱慾身亡後，西門府上作“鳥獸散”，曾是西門慶小妾的孫雪娥只賣了八兩（見第九十回）……據一明小品所載，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約一兩五，戚繼光的士兵軍餉月銀一兩。明中期一兩白銀兌換銅錢十錢（一千文）。那麼一錢可以做什麼呢？第六十八回，西門慶請娼門四女獻唱，打發的錢是：四妓女每人三錢、廚子五錢、倒茶小兒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三錢。可見一兩銀子是可以做許多事的。這般看來，西門府上的服飾，大都是“天價”。
《金瓶梅》中奢華服飾與明代商業發展
凡涉明史，我們知道，“本朝之制，敦尚節儉”（明·劉侗等《帝京景物論/方逢年/序一》），但我們在《金瓶梅》裡看到的卻是如此奢華的服飾。明自萬曆進入它的後期，明後期有兩大社會現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萬曆十六年後便基本不上朝，須知萬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其經濟與文化非常繁華。
正是這一“快速增長”與“繁榮”，為《金瓶梅》裡錦繡燦爛的服飾（儘管有些是小說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臺。“節儉”於此，因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多元，便“銷聲匿跡”。
我們知道，《金瓶梅》事件發生的地點在一個叫陽穀縣的地方。陽穀縣，在《水滸傳》裡明確指定為在山東（小說中有山東方言）。如果通過《金瓶梅》的小說文本來看，再通過小說中描寫的西門府上的亭臺樓閣來看，很顯然，它們與江南的園林近似。崇禎繡像本《金瓶梅》的插圖（200幅沒有畫工的署名，僅幾圖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陳洪綬等明末著名畫家之手，而陳老蓮的出生地和謀生地，正是明後期中國出版業最為盛行的閩浙地區。如果從“繡像本”的200幅插圖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說裡的事件、人物，特別是生活細節，很有可能發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場景（小說中曾提及漂亮的綢緞來自“南邊”）。
《金瓶梅》崇禎繡像本
明後期江南地區的商業繁榮，帶來了文化的繁榮和多元，由此推動了戲曲和小說的發達，於是《金瓶梅》應運而生，書裡對服飾的描寫和敘事所達到的萬千氣象也應運而生。
說《金瓶梅》裡的服飾為中國古代服飾的集大成者毫不為過，服飾是如此的豐富與繁華，顯現出中華文化的悠久與燦爛。就服飾而言，無論是服飾的制度、服飾的多樣、服飾的生產、服飾的價位，還是服飾與人物的關係，以及通過服飾來傳達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種種小說的美學意義與歷史取向，在中國的古典小說裡，沒有任何一部可以與之相頡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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