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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記得安陽殷墟考古的最重大事件，是甲骨文的發現。1899年，清末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在北京偶然發現中藥鋪有“龍骨”，上刻文字，遂開啟了浩瀚甲骨學史的新曆程。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相繼投身其間，著作魚貫而出。故爾，“安陽殷墟”——“甲骨文”是一個關聯度極高的定式，它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字發展的第一段歷史。但是請注意，它的始發點是在北京：先有北京的王懿榮，才會有以後殷墟的甲骨文殘片考察與著述。
大型牛骨刻辭
殷王武丁貞問婦婡患疾刻辭卜甲
但安陽殷墟中不僅僅是甲骨片和古文字學，還有一個領域，即是中國剛剛開始的“考古學”。在民眾看來，甲骨文發現與考古學似乎是一回事，其實它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李濟
與中國曆來的古董古玩、碑帖之學和傳統金石學不同，“考古”概念卻是一個西洋舶來品。中國古代學術有文獻考證，但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就今天的學術方法論而言：考證是傳統“文史”；而考古卻是西洋“科學”。前者是古已有之而今人只是應用；而後者則是西洋傳來的新立場，目的、方法都具有獨特的形態。比如，王懿榮在北京發現甲骨文，當然是改變歷史的重大發現，但它卻不是考古的。羅振玉（以及後來的甲骨學家）想去安陽搜尋更多的甲骨，即使他到了殷墟田野的現場，看到了一丘一磚，刨地挖土，但也還是不屬於考古。近代史上有“甲骨四堂”即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但論中國近代考古學先驅，則是李濟先生，他並不在“四堂”序列。亦即是說，即使在同一個地點如殷墟，或許還有同一個人物比如董作賓（他也參與殷墟發掘），但只要沒有對甲骨文發掘按一套科學的規則方法來實踐展開，那就不屬於考古的行為。
安特生
最早的考古，竟發源於地質調查。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進行發現與發掘，被認為是中國近代科學考古之始。而這位安特生先生，即受聘於中國地質調查所。故爾當時的考古學家，大都是在國外學人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以此為契機，從美國學成歸國的李濟、梁思永、再後的蘇秉琦等，最初在山西夏縣、後來在安陽殷墟和後岡、及陝西寶雞等地陸續開始了考古的大項目，並逐漸形成了中國式的“地層學”和“類型學”的考古學兩大支柱。如果說羅王之學是先聲，尤其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即他1926年發表於《國學月報》的名篇《古史新證》有云：“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這裡提到的“地下新材料”，當然是密切相關於考古的。但檢討當時的王國維時代直至其去世的1927年為止，尚未有真正成熟意義上的科學考古，而多是金石學視角上的出土文物，我想他的本意，是重在以出土古物成果去證經補史，核實已有文獻記載的得失；那麼李濟、梁思永等人的努力，卻是在以科學方式去構畫上古時代的早期文明形態，它的著力點，不僅僅是文史；更是發現、強調文明產生和成長過程中的各種節點。即使沒有任何文獻史藉隻言片語的記載憑據，科學考古仍然能夠勾畫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直到龍山文化仰韶文化時期（亦即夏、商、周之前）的基本文明形態與樣式。
王國維《古史新證》
中國考古學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內容、不同於傳統金石學的內容有哪一些？
首先，是關於考古目標和方法的確立，一是類型與樣式之學，二是文化文明模型分析歸類之學，而在其中，斷代即“年代學”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比如時間編年分類和地域空間分佈之分類、還有功能的分類等等。
其次是考古對象的空間設定：如土地、圍溝、窠穴、線狀土丘、農地遺址、石壘、釆礦釆石遺址、城廓遺址等等。
再次，是遺物的技術考察：如打製石器的製作過程、磨製玉器石器、金屬加工、土器和燒陶技術等，再伸延向石斧石刀、燒窯、馬具、車駕、農耕伐木等等較複雜的文明工具內容；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大學考古專業課程中的“古器物學”。
與傳統金石學與古玩古董之類的最大區別是在於：前者是重在“物”的本身文史價值和收藏價值，而近代考古學則是通過“物”還有各種遺址的類型，去追究它的文明形態和社會生活方式。比如從近代考古學可以引向“文化人類學”，又可以上探“上古史”如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即史料記載以前的遙遠古史，它是現代科學和學術的歸屬；而傳統金石學則無法有此伸延。
《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中的教員合影，前排從左到右：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適足以瞭解當時這種新學舊學的認知障礙的例子，是李濟先生在1934年發表於《東方雜誌》上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十年前（1924）我在一箇中學當歷史教員，那時地質調查所在河南、奉天一帶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址才公佈出來，我在講堂中於是摒棄三皇五帝不談，開始只講石器時代文化、銅器時代文化，我總覺得學生應該對於我的這種‘認真’的精神，鼓舞些興趣起來。不料全體學生都以為我在講壇上講笑話，而報之以大笑，笑得我簡直不能繼續講下去”。
1929年，李濟在安陽殷墟第三次發掘現場獲得唯一一片彩陶片
後來李濟先生就辭去中學教職，專門做考古和上古史研究了。而我讀了這一段文字後感覺到的，是當時新興考古學與舊史學在觀念上的格格不入。連術語概念都相去千里，比如從《史記》等歷史文獻而來的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的“朝代”意識，和從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再到冶鐵時代的材料文明作為依據的考古斷代概念，其間的對立，的確是一個學術文明意識的巨大差別。而且李濟先生還有一個極有預見性的、語重心長的告誡：“（考古學家）他們應該有一種人格的訓練，最少限度，他們應該能拒絕從‘考古家’變成一個‘收藏家’的這個魔鬼似的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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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發現，其功在收藏家王懿榮，但最著名的《大龜四版》的發掘者，卻是以考古學家李濟、董作賓為代表的中研院史語所殷墟考古發堀隊。192912月12日，考古發掘隊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北地殷墟遺址中心地大連坑南段的長方坑中，在離地面5.6公尺之土層，發現了一套完整的龜殼四塊，面積很大但不太完整的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稱為《大龜四版》。在它的下層，還有許多殷商時代遺物。
1929年，安陽，李濟和董作賓在壓道車上
大塊殷墟龜甲文字，極其少見。此套甲骨文一經發現，立即獲得最妥善的處理，公佈及時，研究迅即展開。董作賓先生作為領隊，馬上開始《大龜四版》的文字考釋。並引出他對中國上古時代“曆法”的研究興趣。其後，在中央研究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週年生日之際，董作賓撰寫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這一原創性的重要論文，其後在抗戰中，又撰述了不朽的《殷歷譜》。考古發掘之大收穫引來大著作，解決了多少年都搞不明白的上古重大課題，改寫歷史，重新定位，皆是從這《大龜四版》中萌生激發而成，考古學的強調科學性，於此可見一斑！
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陽小屯考古時合影
其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精心組織殷墟考古發掘團第三次發掘開始之時，河南省教育界人士聽信傳謠，認為安陽地下藏古物是河南省本土的財產，錯以為中央研究院的考古發掘，是如盜墓賊一樣的古董販子，只是貪取河南寶物而已；於是由省政府下令停止發掘。細想想，在當時中原西北盜墓風氣橫行之時，這樣的誤解是十分正常的。而在中研院史語所長傅斯年的親赴開封與教育界人士溝通洽談、又以中央研究院院長轉陳國民政府說明之下，經過多方努力斡旋，終於重開發掘。據說在前述被叫停的最後時刻，才偶然發現這套《大龜四版》；它已經成為傅斯年先生為殷墟考古的必要性奔走呼籲、說服朝野的最有力的事實證據。
在當時，考古文物發掘，首先是被認為等同於“盜墓賊”，其次則是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其時的知識界看文物古器，則如勞榦先生所指的“懸金以求，募賊以竊”，都是牟利之徒的形象，注重商業目的遠大於學術價值。故爾地下一出古文物，首先讓人懷疑的是考古發掘隊得到“寶貝”佔了大便宜可賣大價錢的印象，連當時一般鄉紳士族也都是這樣認為的。這樣的傳統式的定位於“古董商”“金石家”的認知承傳，與近代西方引進的考古與科學研究的含義，可稱是相去千里。
而李濟先生年輕時赴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之際，中國歷史考古尚未萌起和走上軌道。待他學成歸來，先入南開大學，繼在1925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導師而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齊名，尤以近代科學考古田野考古第一人著稱於時。從民國十八年1929開始至1937年的八年之間，以安陽殷墟為中心，共進行了十五次發掘，奠定了中國科學考古的基礎。李濟自己對考古隊員有嚴格規定：反對私藏，無論發掘買賣，涓滴歸公。他自家客廳臥室，沒有一件古物陳設，這種職業化的規範品行，使他的近代科學考古與學術，與附庸風雅耽玩金石的“古董客”劃清了界線。而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初殷墟考古發掘中，學術界的最初期望也僅僅在於此舉可以多發現一些甲骨文以證古史。在當時學者心中，只有“金石學”而並沒有考古學；只有考經證史而沒有科學目標。連當時的國學大師如章太炎，甚至還認為甲骨文是偽造。但正是因為李濟的十五次考古發堀，才有了考古學上的遺址、小屯宮殿、侯家莊的墓葬，乃至陶、骨、石、蚌、玉、青銅器，還有已經腐朽的木、漆器、水銀、錫、編織物等生活材料，更有綠松石鑲嵌、海貝貨幣、銅鑄用泥範；以及象牙、鹿角、牛骨、龜甲還有鯨骨、象骨、水牛骨、扭角羚骨等等。僅就陶器一類，有陶片二十五萬片、復原有1700件之巨。
殷墟考古如上所述，而李濟先生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還在山東歷城、滕縣、諸城、日照；又在河南輝縣、浚縣；四川巖墓、西北古文化考古發堀方面貢獻卓著。而據目前資料記載，他最早的考古發掘第一步、也是以中國考古學家身份的第一場科學考古，是遠在殷墟考古三年之前的1926年，地點是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古蹟遺址，李濟正是在此間發現了蠶繭，證明在上古新石器時代，先民已有養蠶的事實。這些成果，對於中國早期文明史的構建，都堪稱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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