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胡適應蔣介石要求再度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尋求所謂的“精神與道義之聲援”，雖然遠隔重洋，但大洋彼岸的胡適依然關注著國內的一切，特別是教育界、文化界同行的訊息。5月22日，他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提及了許多故交、同事的情況，對好友周鯁生的情況更是關切：“武漢大學怎樣了？鯁生怎樣了？”
胡適信中所提的周鯁生為國際知名法學家和教育家，歷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和武漢大學政治系教授和系主任。周與胡適1920年代即有交誼，抗戰初期，胡適應蔣介石之邀赴歐美解釋中國的抗日政策，周鯁生也隨行前往。周於1939年赴美講學，並先後出任出席太平洋學會年會中國代表和舊金山聯合國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等職，1945年回國後任武漢大學校長。居美期間周鯁生與胡適過從密切，其蹤跡屢見於胡適此間的日記，胡適稱其“淡於名利，又有見解”，對他讚譽有加。
周鯁生早年先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獲政治學碩士及法學博士學位，與胡適同屬受歐美觀念浸染甚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念頗為相似。胡適曾多次提出教育獨立應受到足夠的尊重和保護，應禁止無知疆吏以其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周鯁生對此深表贊同和支持。1946年1月，他在給胡適的信中回憶了當年北京大學的自由空氣：“我們在北大的時候，儘管在軍閥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學校內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獨立的，自由的；大學有學府的尊嚴，學術有不可以物質標準計度之價值，教授先生們在社會有不可侵犯之無形的權威，更有自尊心。”基於這種“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教育理念，周鯁生在武大校長任內廣攬賢才，克服重重困難，恢復農學院，增設醫學院，使武大成為一所擁有文、法、理、工、農、醫等學科的著名綜合大學。
本文作者王凱在美麗的武漢大學校園
1947年夏天，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建議用10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把幾所重點大學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像英國的劍橋、牛津那樣，胡適提到的首先要辦好的幾所大學就包括周鯁生任校長的武漢大學。第二年初秋，周鯁生邀請胡適、李濟等學者到武大講學，李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當時武大沒有考古專業，大多數同學對其比較陌生。當胡適、李濟兩人同時出現在講壇上時，周鯁生校長站在講臺正中，以其慣有的幽默風格講道：“我們今天請來了兩位貴賓，一位是北大校長鬍適先生，姓胡名適、字適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姓李名濟字濟之。他們兩位的名和字是不謀而合啊！胡適校長昨天給我開玩笑說我把他們兩人‘押上山（珞珈山）’來了！大家知道，我對考古學是一竅不通，好在胡適校長是無所不通，現在就請他代勞給大家介紹一下李濟之教授，好不好？”全場師生對周的開場白報以熱烈的掌聲，胡適站起來說道:“你們的周校長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謙虛，要我來‘跳加官’，其實，我和大家一樣，今天是來聽李濟之先生的講座。”接著，他簡要地介紹了李先生的情況，隨即李濟也寒暄了幾句才言歸正傳講了起來。周鯁生安排這兩位著名學者“出場亮相”進退得體，被學界傳為美談。
胡適在美國
1949年後周鯁生繼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併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一直惦念周鯁生的胡適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說：“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幾百個新‘官’，其中有‘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員七一人，‘周鯁生，武漢大學教授’是七一人之一。”國內的周鯁生也沒有忘記胡適這位老友，1956年9月，正在國外訪問的周鯁生委託胡適的好友陳源（陳西瀅）致函胡適，勸他回大陸看一看。陳源在信中說：“我說起大陸上許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適評判’。他說有一時期自我批判甚為風行，現在已過去了。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我說你如回去看看，還能出來嗎？他說‘絕對沒有問題’。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他說應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實在情形，不要將眼光拘於一地。”胡適收到信後，提筆在“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一句下面重重地畫了一條線，並無奈地作一批註：“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胡適在美國
1950年，周鯁生離開武大擔任外交部顧問，據著名法學家李浩培回憶，毛主席和周總理對周鯁生都很重視，重要的外交文件，不經周先生提意見，周總理是不批發的。後來周鯁生和另一位法學家錢端升一起被聘為憲法起草小組顧問，周與錢同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以法學成為院士的共有四位，其中王世傑與王寵惠去了臺灣。1955年，中科院選出了233名與當年院士相對應的學部委員，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法學耆宿周鯁生和錢端升雙雙落選。
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在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鯁生塑像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大樓門前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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