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世代相傳，家學一脈在其中影響深遠。學術界的世家就像一所名校，在濃厚的科學與文化氣氛中，人才輩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了一代又一代優秀人才。武漢大學所在的珞珈山，誕生過很多這樣的學術世家，國立武大第三任校長周鯁生（1889-1971）和他的女兒周如松、女婿陳華癸是其中傑出代表。
1934年，武大春季運動會，周鯁生、周如松父女倆在大操場
1950年，周鯁生奉調北京，出任新中國外交部顧問。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陳華癸調到華中農學院，1979—1984年間曾出任院長，1980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周如松則一直留在武大物理系任教授。
抗戰勝利後，武大師生回到珞珈山。右一右二是校長周鯁生女兒周如松和外孫陳一週，左一和右三是葉雅各教授的兩個兒子葉紹智、葉紹俞
陳一週先生1943年出生於樂山時期的武大，抗戰勝利後隨父親陳華癸和母親周如松回遷珞珈山。這些年，陳一週先生多次帶著楚天都市報記者參觀尋訪其外公周鯁生在武大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採訪了武大的許多老先生。
抗戰勝利後，周如松和兩個兒子在十八棟
2019年3月31日，是周鯁生先生誕辰130週年。屆時，由武漢大學和中國國際法學會主辦，外交部、教育部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作為支持單位主辦的周鯁生先生紀念座談會將在武大櫻頂的校史館舉行。楚天都市報作為特邀媒體，提前鉤沉出周鯁生先生的朋友圈，以饗包括武大校友在內的廣大讀者。
1963年，周鯁生伉儷在北戴河
▶▶與胡適、蔡元培、李四光
武大法學院門口的周鯁生校長雕塑
現今90後00後的武大學生，每天都能在法學院門口瞻仰到周鯁生校長的風采。這尊塑像是根據《紐約時報》記者1944年為周鯁生拍攝的一幀標準照雕塑的。
《紐約時報》1944年為周鯁生先生拍攝的標準照
陳一週先生送給楚天都市報記者一本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的周鯁生著作《國際法大綱》——1929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初版這部《國際法大綱》，奠定了周鯁生先生中國著名國際法專家的地位。
1939年，周鯁生赴美講學，其間出任太平洋學會中國代表、聯合國成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並應胡適邀請在中國駐美大使館為盟國最後打敗德日法西斯的宣傳效力。1944年，周鯁生在大使館用英文寫作了《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贏得太平洋的和平》)一書，在紐約出版，受到中美學界和政界的關注。《紐約時報》在採訪他時拍攝了這幀照片。
商務印書館2017年最新再版的周鯁生《國際法大綱》
後來成為大學教材的《國際法》，是周鯁生在北京根據當時外交部領導的指示，為外交部工作人員撰寫的一套培訓講義，1963年內部出版，改革開放後成為高等院校法律系的教材。
如果將周鯁生先生的這兩部著作相比較，那麼《國際法》代表中國當代國際法，而《國際法大綱》則代表了中國近代國際法。
關於周鯁生早年與武大的淵源，是皮公亮先生向楚天都市報記者介紹的。皮先生1925年出生於北大，後隨父親皮宗石經南京輾轉來到武大，見證了武大近九十年的發展。老人家退休前系長江日報資深記者，曾長期擔任武大武漢校友會負責人。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王世傑（前排左二）、周鯁生（前排左一）、皮宗石（二排左二）、楊端六（二排左一）等中國留學生在法國巴黎的合影
皮老介紹說：1928年，武昌中山大學改組為國立武漢大學，李四光被委任為武大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校長則由當時的湖北省教育廳廳長暫時代理。“1929年2月，王世傑出任國立武大第一任校長。國立武漢大學一開始只有三個學院：理工學院、文學院、法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工學院第一任院長是王星拱，後來出任武大第二任校長。周鯁生是國立武大第三任校長。文學院第一任院長是聞一多，羅家山改名珞珈山系聞一多先生妙手偶得。但武大還沒有搬到珞珈山呢，聞一多就離開了武大。文學院第二任院長是陳西瀅。皮宗石是法學院第一任院長，後來出任校教務長（舊時大學不設副校長，教務長相當於現在的常務副校長）。”
周鯁生（後右二）皮宗石（前中）和楊端六（前左）在英國
據皮老介紹，他父親皮宗石早在去日本留學前後即與同為長沙籍的周鯁生、楊端六相識，並先後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楊端六系武大法學院第二任院長，後亦出任過校教務長——三人在民國成立初年受黃興之託在漢口法租界創辦《民國日報》，反對袁世凱稱帝，後被查封，三人同遭通緝。1913年，黃興設法將三人送到英國留學。在歐洲，他們遍訪師友，結識了李四光、王世傑、陳西瀅……“巴黎和會在中國問題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五四運動因此爆發。周鯁生、皮宗石和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與眾多留學生和華工一起包圍了出席巴黎和會的北洋政府代表公寓，使他們不能出門簽字……他們首先是民主革命家，然後才進入學界，成為教育家——李四光、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陳西瀅回國後都被蔡元培先生聘為了北大教授。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創辦兩所學校，一所是黃埔軍校，一所是廣州大學，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大學。中山先生在北大延請蔣夢麟、胡適等一批知名教授到廣東參與籌建，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也在其中。”
李四光（後右）與皮宗石（後左）等在英國
▶▶與皮宗石、楊端六、陳西瀅
1927年，蔡元培離開北大是到南京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大學院院長兼司法部部長數職。周鯁生、皮宗石等也追隨蔡元培到了南京，都受聘於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當教授。1928年，因與南京當局政見不合，蔡元培辭去大學院院長兼司法部部長之職，離開南京到上海一心一意當中研院院長。臨行前囑咐周鯁生、皮宗石等人來武昌，以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幷包”之辦學宗旨改組和管理新武大——國立武大的建立本來就是蔡元培推行大學區建設的計劃之一，他認為在武漢建立一所國立大學有助於中部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但因為周鯁生、皮宗石都是湖南人，所以出任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的是湖北人王世傑。
老武大的校園在閱馬場的東廠口，也就是後來湖北教育學院所在地。“當時的大東門之東，只有一所博文中學（今15中），小東門之外，只有一所希理達女中（今25中）。其它地方，包括水果湖，還是廣闊的田野。”皮公亮告訴楚天都市報記者，“我們幾家分別租住在文華書院（今湖北中醫藥大學）和曇華林。我現在還記得周鯁生、陳西瀅兩位教授在我們家借住時的情形。我們的父輩是珞珈山的拓荒者。我們這群小夥伴是看著腳手架在羅家山荒地上搭起來，看著羅家山出落成珞珈山的。”
上世紀30年代初，葉雅各長子葉紹智（左一）、次子葉紹俞（右一）、長女葉寶寧（左二）與皮公亮（右二）等小夥伴在珞珈山建設工地
“珞珈山第一期竣工是什麼時候？包括哪些工程？”
“第一期竣工是1932年3月，工程包括一區的十八棟別墅，這是教授住宅，有獨棟別墅，也有聯體別墅，可以住30多家；二區還有個教工宿舍。男生宿舍是老齋舍，女生宿舍在湖濱。老齋舍山頂右邊是文學院、理學院，左邊是法學院，正中間是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櫻頂校史館。現在新圖書館所在地還有個合作社，為家屬供給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再有就是附設小學，在十八棟山腳下，專門為我們這些子弟設置的。”老人家興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了一張1933年元旦武大附小懇親會的合影，“這張照片是法學院第三任院長劉秉麟教授之女劉保熙收藏的，前些年委託我捐給了武大檔案館。照片背景就是十八棟。瞧，當年的珞珈山，還光禿禿的，樹還沒有成林呢。這張照片我剛拿給查全性（中科院院士）看時，他一個都不認識。查全性也是我們小學同班同學，我指著幾個人提示他，這是誰？這是誰？他認出來了，他自己站在正中間，他父親查謙（武大理學院第二任院長，華中工學院首任院長）站在左手第一位，他們一家人都在上面呢。”
後排中間戴禮帽者，左五是周鯁生，左二是陳西瀅，左八是武大第二任校長王星拱
▶▶與葉雅各、袁昌英、蘇雪林
“珞珈三女傑，袁昌英、凌叔華、蘇雪林，當年也住十八棟？”記者問皮公亮先生。
“凌叔華和袁昌英住十八棟。袁昌英就是楊端六夫人，我叫她楊伯母。凌叔華是陳西瀅夫人，我叫她陳嬸嬸，他們的女兒陳小瀅每次回漢省親也要找我這個皮大哥呢。蘇雪林，我叫她蘇先生，她當時還是講師，不住十八棟，住二區。十八棟的小夥伴出了兩位院士，查全性和楊弘遠。楊弘遠是楊端六和袁昌英的兒子，他在十八棟出生，比我們年輕上十歲呢，可惜啊，已經去世了。”
上世紀30年代初，葉雅各（左一）與查謙（左二）、皮宗石（左三）、周鯁生（右二），陳源（西瀅）（右一）等武大同仁在珞珈山
據皮公亮先生介紹，1929年，袁昌英攜女兒楊靜遠來到武昌，成為參與創建國立武大的第一批教授。楊端六此時還在上海中研院工作，一年後才到武大。他和袁昌英也因此成為武大第一對教授夫婦。
皮公亮、楊靜遠在曇華林
在珞珈三女傑中，袁昌英年齡最長（比蘇雪林大3歲，比凌叔華大7歲），學歷最高，資歷也最深。凌叔華雖然主持創辦了武漢日報副刊《現代文藝》週刊，撰稿者大多是當年著名的作家，如冰心、胡適等，但在武大十多年，凌叔華的身份一直只是“文學院院長陳西瀅夫人”。
1930年代，周鯁生（前戴禮帽者）跋涉在武大的環山路上（今珞珈山莊處）。可以看出當年的珞珈山依然是濯濯童山
關於蘇雪林任教武大的緣起，按照袁昌英外孫女（楊靜遠之女）嚴崇提供的資料，是1930年，武大在京滬招生，校長王世傑邀人閱卷，袁昌英推薦蘇雪林批閱國文及三民主義考卷。蘇雪林閱卷速度特別快，一同閱卷的周鯁生等武大元老頗感驚異，袁昌英又極力為她宣傳，於是1931年蘇雪林也到了武大。
蘇雪林來武大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將兩根金條（重51兩多，是她的嫁奩加多年薪俸）全部捐獻給了國家。袁昌英和蘇雪林都有“女中丈夫的豪氣”，抗戰爆發後，袁昌英也將私蓄全部交給武大的學生捐給了國家。
十八棟的晚輩們分析三位女前輩的友誼，似乎袁昌英蘇雪林更像男人之間的友誼，是“哥們”。袁昌英凌叔華則有點像當下意義的“閨密”。
凌叔華與陳西瀅
葉禧寧是皮公亮在十八棟看著長大的“小妹妹”，她父親葉雅各教授不僅是武大選址珞珈山的功臣，而且，珞珈山上最早的50多萬棵樹，都是葉雅各作為農學院院長率領學生和工人規劃種植的。在採訪中葉禧寧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武大的櫻花不是我爸爸種的。”她回憶說，“抗戰剛剛勝利，我爸爸即到重慶與周鯁生校長匯合，一起坐飛機回武漢。他們到武漢時，放下武器的日本人還在被監視掃大街呢。我們兄妹隨母親回珞珈山已經是1946年的端午前後，農學院的桃樹果實累累，但整個珞珈山已經被日本人糟蹋得不像個大學，教室不像教室，宿舍不像宿舍。十八棟教授樓的客廳也變成了榻榻米，到處是臭蟲。周鯁生校長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和教授們白天忙得看不見人影，晚上吃飯後才能開個碰頭會。我爸爸早期忙著和城裡的營造社聯繫，復原教室和宿舍。後期農學院成立森林系，他就忙著到磨山開闢新的植物園了。”
抗戰勝利後，葉雅各教授和夫人與長子葉紹智（後）、女兒葉康寧（左一）、葉禧寧（左二）在武大。小朋友系周鯁生外孫陳一週
葉雅各長子葉紹智與周鯁生外孫陳一週抗戰後在珞珈山。這條狗是趙師梅家的。趙師梅教授早年參加過辛亥首義，並在共進會領導人劉公的指示下參與制作了辛亥首義十八星旗。他從美國學成歸來即在武大任教，是抗戰勝利後武大回遷珞珈山的三位先遣人員之一。帶著這條狼狗巡山，是趙師梅教授每天早晚的功課。武大的教學工作正常化以後，他把這條狗送給了葉紹智
▶▶與韓德培、張培剛、吳於廑
眾所周知，韓德培先生系一代法學宗師，生前被譽為珞珈山的鎮山之寶。楚天都市報記者當年採訪老先生時，老先生強調，周鯁生校長才是中國國際法學界無可爭議的泰斗，當年韓先生還在哈佛求學時，就是因為“景仰周鯁生校長是真正的學者而不是政客，才和武大定了終身”。
1946年，中研院院士評議會全體委員合影。其中第二排右三是周鯁生，周鯁生前面是胡適
1948年9月，於南京北極閣舉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前排右四是胡適，第二排左一是周鯁生
1945年，周鯁生回國出任武大第三任校長，把廣攬人才看做重建武大的頭等大事。他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國僅81位），是45位（教育部）部聘教授之一（武大一共3位）。以他的聲望，完全可以邀請一些故舊知交到武大工作。但他高瞻遠矚，著眼於在各個學術領域有發展前途的年輕人，特別是負笈海外名校多年的佼佼者，當年僅從哈佛就邀請到了韓德培、張培剛、吳於廑三位博士。韓德培、張培剛、吳於廑後來被譽為珞珈山的“哈佛三劍客”。
韓德培先生在哈佛
韓德培先生初到武大珞珈山
當了武大校長，周鯁生先生也沒有一天放鬆專業的研究與學習。有老武大學生在回憶錄中寫到，抗戰勝利後，他剛從樂山回珞珈山時，每天清晨都聽到有人在樓上大聲讀外語，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是周鯁生校長數十年不斷的功課。據陳一週介紹，老人家精通六國外語，60歲後為外交工作的需要還攻下了俄語呢……
▶▶周鯁生與他的兒女們
周鯁生伉儷和兒女們在一起
“您外公和父親陳華癸教授是翁婿兩代院士，應該是一大佳話。”看到周鯁生先生的全家福，記者和陳一週先生交流。
“我小姨周小松也成長於武大珞珈山，後來是文化部對外文委的高級編譯。她丈夫周鏡也是院士，周家是翁婿兩代三院士。”陳一週說，“我父母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時正值中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兩人毅然同船回國為多災多難的祖國服務。我小姨和姨夫是留美的，他們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同船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的。我外公還有兩個兒子，周元松和周幼松。他們上世紀40年代就讀於上海交大，一個學機械，一個學造船，畢業後到剛剛光復的臺灣找工作，後來在臺灣也各有建樹。他們的後代都在美國，都很優秀。”
1930年，武大女生排球隊攝於湖濱宿舍臺階（前一週如松）
“母親呢？我聽說您母親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物理學界僅有的幾位海歸女博士之一。”
周如松（左一）在武大湖濱一舍
陳一週把記者帶到物理學院徐約黃教授的家，“徐教授是我母親的學生，她1954年大學畢業後擔任我母親的助教，和其他幾位老師一起協助我母親創建了金屬物理專業。她們一直稱我母親為周先生。”
周鯁生和女兒周如松在抗戰前的十八棟舊居門前
徐教授告訴楚天都市報記者：“周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金屬物理學家，她待我們既是嚴師，又是慈母。她甘當人梯，總是把機會讓給我們年輕人。”當年的小助教如今已是80歲高齡，但一談到“周先生”，竟然瞬間有了小女兒之態，“金屬物理專業籌建之初，周先生除了負責撰寫講義，還要教年輕講師講課，教我和另外一個助教做實驗……我的英文基礎是中學在教會學校打下的，但閱讀和撰寫論文還是有困難。周先生讓我找一本英文的物理書，從頭到尾翻譯一遍。後來我把自己的翻譯作業交給周先生，她一字一句幫我改，使我的專業英語進步很快，改革開放後可以直接出國進修……”
1969年秋，陳一週與唐威明結婚前去北京，周鯁生在自家庭院裡與兩個孩子合影。這也是周鯁生先生的最後一張留影
來源：楚天都市報（供圖：皮公亮、陳一週、陳二週）
記者：劉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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