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學家、教育家和外交史家周鯁生是中國國際法領域一代泰斗和奠基人，曾於1942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部聘教授”，1948年又被評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他也是國立武漢大學最後一任校長，他曾提出以“中國國民志願軍”名義入朝參戰，他也是中國領海12海里寬度的首創者。
周鯁生
周鯁生（1889—1971）原名周覽，湖南長沙人，童年時期父母雙亡，幸得祖父朋友蘇先烈資助，其生活和讀書才得以保證，13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並考中秀才，“神童周覽”曾在當地傳為佳話。
周鯁生於1904年考入湖南全省師範學堂，1906年獲官費資助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和法律，期間受湖南革命黨人黃興的影響而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武昌起義”爆發前，周鯁生回到湖南長沙，參與革命黨人組織的秘密活動，並與名門之女黃芳君結為伉儷，辛亥革命後與皮宗石、楊端六、任凱南、李劍農等人在漢口創辦了《漢口民國日報》，周鯁生擔任編輯之一，積極發表宣傳民主革命和聲討袁世凱稱帝的文章。
《漢口民國日報》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曾引起國民黨人的極大震驚和憤慨，《漢口民國日報》連續發表了聲討袁世凱、趙秉鈞等人的文章，黎元洪派人在漢口法租界將周鯁生、楊端六、皮宗石、李劍農等人逮捕，後經漢口法國領事會審判無罪，被秘密護送上海釋放，為防止再次被拘捕，將周覽改為周鯁生，又在黃興的幫助下獲得了湖南省官費生資格而遠赴英國留學。
1913年7月，周鯁生入愛丁堡大學攻讀政治學，由於遠離革命影響，便將精力都用於求學，在獲得碩士學位後，又考入巴黎大學攻讀國際法，並於192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也是中國學者專攻國際法第一人。
周鯁生（前排左一）與王世傑等人在巴黎合影
從歐洲回到上海，周鯁生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法制經濟部主任，1922年又回到湖南長沙出任省議會議員、湘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還曾短暫出任江西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
周鯁生應蔡元培之聘，於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教學之餘開始國際法和外交史的研究，發表了《不平等條約十講》等系列論文，力陳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的危害，翌年又撰寫了《領事裁判權問題》，從國際法角度認證侵害國家主權的領事裁判權，主張與英美等國進行談判廢除領事裁判權。
1924年初，孫中山邀請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周鯁生、王世傑、皮宗石、王星拱等人南下廣州，共商籌建國立廣東大學，周鯁生籌建法科並任教授，1926年初又參與了國立中山大學籌備工作。
周鯁生全家福
1926年10月，周鯁生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之邀任顧問，協助陳友仁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周鯁生還依據這次外交經歷撰寫了《革命的外交》，1927年4月寧漢合流後，周鯁生沒有選擇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而是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併兼政治系主任。
1928年8月，蔡元培組建國立武漢大學，武漢作為中國交通樞紐和商業重鎮，在國家佔有特殊地位，在這裡籌建一所現代化大學，對於全國高等教育佈局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選調了周鯁生、王世傑、劉樹杞、李四光、王星拱等人組成了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
周鯁生先後任國立武漢大學政治系、法律系主任及法科研究所所長，主要以講授國際法為主，還兼授其他法學課程，同時在教學之餘研究國際法，他的授課教材都是自己編寫或是撰寫的著作，並時常將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課堂上講授，提出了“國民外交”理論，成為國民政府在國際法和外交領域的智囊人物。
胡適與武漢大學部分教授合影
“九.一八事變”曾引起武漢大學師生的憤怒，周鯁生在一次校內總理紀念週會上發表演講，公開指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和妥協退讓政策，並以國際法來評判當時國際形勢，不要指望國聯的調停。
1932年，國際聯盟為調解中日爭端，派出了英國李頓爵士率領的“國聯調查團”，調查團的一些成員明顯偏袒日本，周鯁生曾參與了對調查團的談話，他引述國際法並結合既定事實，闡述了“九.一八事變”的起因和經過，為調查團撰寫比較客觀公正的調查報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7月，蔣介石親臨武昌指揮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圍剿期間，周鯁生曾多次前往蔣介石官邸為其講解國際法和中國外交等問題，先後講述了“國際形勢分析”、“談領事裁判權和租借問題”等講座，成為最高當局的外交諮詢顧問。
周鯁生與女兒周如松合影
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軍隊展開了一場殊死會戰，武漢大學不得不西遷至四川樂山辦學，身為教務長的周鯁生積極協助校長王星拱完成了搬遷任務。
1939年9月，周鯁生應邀赴美講學並從事學術交流活動，同時出任國際聯盟中國團顧問，在美期間曾與駐美大使胡適多有接觸，並經常在一起探討國際國內局勢及一些學術問題，一方面擔負著重要的政治外交任務，另一方面也為武漢大學遴選精英人才。
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於1942年在全國大學教授中遴選了30名“部聘教授”，尚在美國講學的周鯁生被評為“部聘教授”，其待遇相當於大學校長，1944年在美國出版了《贏得太平洋上的和平》，引起了國際法學界的高度重視。
1945年7月，尚在美國的周鯁生被任命為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當年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職，同時還出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其上任伊始即面臨著從四川樂山遷校回武昌覆校的重任，此時武漢大學人員增加了兩倍以上，由於交通工具匱乏，師生只能徒步返校，而教學設備只能依靠木排運輸，最終於1946年10月31日舉行了開學典禮。
國立武漢大學
1947年6月1日，武漢警備司令部鎮壓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導致武漢大學三名學生身亡，十幾人受傷，二十多人被逮捕，製造了“六一慘案”，正在南京開會的周鯁生立即返回武漢，到武漢行營保釋被捕學生，並組織召開了記者會，要求追求肇事者法律責任，頂著各方壓力奔波呼號，為學生討回公道，終於迫使當局撤銷了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的職務，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從優撫卹了遇難學生親屬。
1948年4月，周鯁生被中央研究院遴選為院士，當年8月又有18名學生被國民黨武漢特刑庭傳訊，周鯁生還是親自出面營救，不顧國民黨當局指責，極力維護學生利益，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曾數次要求武漢大學遷往桂林，都被周鯁生以各種理由拒絕，率領全校師生維持教學秩序。
周鯁生（二排左一）與部分院士合影
1949年3月，新任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力邀周鯁生出任教育部長，被周鯁生當面謝絕，在新舊政權面臨更迭之時，周鯁生也曾計劃去臺灣，但最終還是留守武漢大學，並移交到了新政權手中，其護校功績定會被歷史所銘記。
1950年周鯁生被周恩來調到外交部任顧問，由於新政權外交人才匱乏，又要面臨大量外交工作，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周鯁生被選調到外交戰線工作，周恩來在武漢任軍政部政治部副主任時，對周鯁生在國際法和外交上的能力是瞭解的，因此一些重要的外交文件，都要呈報並徵求周鯁生的意見。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究竟以何名義出兵朝鮮而爭論不休，周鯁生從國際法角度，提出以“中國國民志願軍”名義出兵而被採納，最終中國政府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出兵朝鮮，避免了中國以交戰國的身份介入朝鮮戰爭，從而為中國政府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權。
中央人民政府在醞釀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周鯁生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並與錢瑞升擔任法律組負責人，從法理上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曾評價：“周鯁生對這次憲法的制定，出籌劃策，解釋說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慶祝第一部《憲法》誕生
1956年中國科學院評選第一屆學部委員時，周鯁生卻落選了，至於為什麼會落選，只能是政治上的考量，但僅僅一年之後，這位老同盟會員又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周鯁生來說，入黨的意義要遠比當選學部委員大得多，因為這表明周鯁生已是“自己人”。
1958年9月4日，中國政府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其中第一條就明確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這份釐定中國藍色疆域的聲明，徹底廢止了中華民國時期的3海里領海制，而採用新的12海里領海制，從法理上確定了中國領海的寬度，對於維護國家主權具有重大意義，而這是採納了周鯁生意見和建議的結果，可謂是功在千秋萬代。
周鯁生於1964年完成了60萬字的《國際法》，他在書中介紹了國際法的發展脈絡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國際法的理論和實踐，其中還將“五項原則”列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對維護世界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國際法》
周恩來總理在出席萬隆會議時所主張的中國外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借鑑了周鯁生的外交理論和提法，而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最終成為中國政府開展國際外交時必須倡導和遵守的基本準則。
周鯁生與孫輩合影
文革期間，周鯁生也曾遭到造反派的批鬥、遊街、抄家和關押，由於不堪精神上的摧殘和折磨，於1971年4月20日在北京鬱鬱而終，周鯁生的追悼會是於1979年按照其九級高級幹部的喪事規格補辦的，由時任外交部部長黃華致悼詞，2020年正時值周鯁生逝世49週年之際，僅以此文紀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