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研院院長鬍適的辦公桌前很不太平。
院內的幾位學術大佬吳相湘、王德昭指責同事郭廷以和他領導的近史所“尸位素餐，不做研究”，而姚從吾、李濟等人，則拿出了一份成立諮詢委員會的提案，目標所指，正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獲得的一筆福特基金會的鉅額學術資助，前後兩期，金額高達40萬美元。
六大門派集結完畢，聚在光明頂下，只待一聲號令。
想要圍攻光明頂剿滅明教，必須得劃分正邪，找好理由。姚從吾、李濟等人以為，這筆學術資助對象應該是整個臺灣的歷史學界，不應該被郭廷以領導的近代史所獨吞。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近史所獲得福特基金會資助，那是因為背後有中研院來背書，近史所作為一個二級研究機構，不能獨吞經費，要將經費的管理權提到院一級來“統籌”，學術資助應該讓整個歷史學界受益，光大學術共同體。
郭廷以則認為，這筆鉅款是自己辛苦爭取來的，理應誰爭取誰獲益，怎麼能平白無故分給中研院的其他院所，尤其是史語所？這不是明火執仗搶劫嗎？他百般抗辯，都被諮詢委員會否決，學術界同仁擺明是要分吃福特基金會這筆鉅款。
郭廷以何許人也，為何會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又為何會引起學術界各大派系大佬聯手圍攻？
01 江湖裡的南北之分
對於熟悉民國學術掌故的人來說，郭廷以是個陌生的名字。
就連胡適一開始也發懵。1955年，中研院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推薦擔任近史所籌備主任的人正是郭廷以，而胡適只知道他沒有留過學，英語也不好。在中研院內做歷史研究，已經有了蜚聲世界的史語所，現在偏偏又成立一個近史所，難免遭到史語所同行的質疑。
胡適坦言，“我與濟之及史語所同人最顧忌的一點，是籌備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取得史語所多數工作者的支持與合作，那是最不幸的事情。”也就是說，近史所的成立搞不好就是與史語所分庭抗禮，擔任近史所負責人的，必須要獲得史語所方面的支持。
另胡適等人沒有想到的是，近史所所長的人選，非但不是史語所出身，更是安排了一個敵對學術派系的郭廷以人來擔任。
郭廷以
當年的民國學術圈，存在著“北大”與“南高”（南京高等師範學院，即後來的中央大學）學人的學派之分，北大一派因為有胡適、傅斯年、顧頡剛、李濟等師生的互相扶持，顯赫一時，幾乎壟斷了民國學術的話語權。南方的“南高”一系，核心成員有柳詒徽、鄭鶴聲等，名聲遠遜於“北大”派，而郭廷以在高考時沒考北大，而考了國立東南大學，受業於柳詒徵，一不小心進入了“南高”派，影響一生。
郭廷以在“南高”派中儼然是接班人的角色，來臺之前，已經擔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主任。1947年，大陸的學者們紛紛面臨“南渡北歸”的問題。臺灣島內資源有限，大陸幾十家頂尖高校的學者匯聚一堂，也就顧不得原來的派系紛爭，能安排個教職就不錯了。
02 時代的機遇
二戰結束後，學術界的發展潮流也有所調整。對於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發展，尤其是對於二戰後亞洲格局劇變的原因，需要歷史學界進行梳理、總結與反思。原來的史語所長期由傅斯年執掌，胡適、顧頡剛、李濟等人內外應和，學術旨趣偏向於古代，而忽視近代。
50年代的“中研院”延續了民國曆史學術圈的鄙視傳統。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北大”派的史語所所長李濟就認為近代史不是門學科，頂多算“史語所”下面的一個組，怎麼能平起平坐？
但是，時任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決定在史語所之外，另設一個專門研究近代史歷史的機構，並獨具慧眼選中了郭廷以。
朱家驊是否有意在臺灣歷史學界搞派系平衡，不得而知，只是這個選擇卻有識人之能。籌建近史所無疑白手起家，郭廷以要在史語所的壓力之下，短時間內讓近史所步入正軌，必須要有大的動作。
郭廷以曾經擔任過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深知籌備一個學術機構，最重要的無外乎學術資料、經費與人才。他悄無聲息地“動用”自己在學術界、政界的人脈關係，一手將近史所拉起來。
03 檔案材料
拋開民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門戶之見，這客觀上和民國曆史研究特別重視史料的傳統有關。反對近史所的李濟認為你們搞近代史，沒有史料又得不出可靠的結論，算什麼“所”？那個時候搞近代史，由於好多資料沒有解封，一些人也就借二手資料說話，客觀上造成了信服度不強的結果。
面對這個問題，郭廷以接任近代史所以後，除了大量購進相關圖書以外，就在思考能不能把國民黨政府不要的一批晚清檔案搞到手，讓近代史也能夠“用事實說話”，滅滅那幫“北大派”的威風。
恰好臺灣“外交部”有一批放在倉庫保存的晚清至民國的檔案。為了儘快把資料搞到，郭先生通過自己的學生、當時的國民黨要員李煥、潘振球（二人曾是郭的學生）和蔣經國的關係，與“外交部”部長几經交涉，終於搞到了這批包括晚清總理衙門、外務部和1926年以前北京政府的檔案。幾年之後這些檔案變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教務教案檔》、《海防檔》等。整理並出版的資料也慢慢地增加了近代史所在“中研院”中的影響力。
04 福特基金會的大生意
無論是民國還是現代，有經費才是王道。
那時候經費太緊張，做學術的人都盼著上頭撥下來經費。藉著臺北大學圖書館做辦公室的近史所研究員們，心情也是一樣的。
50年代恰逢美國學術界興起研究民國史的熱潮。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一些教授看中了近史所的一些檔案，非常想和近史所交流。郭先生心想交流就得給經費呀，臺灣現在是艱難時刻，我們給你們研究便利，你們也得改善一下研究環境呀。郭先生便順水推舟，聯繫了自己在這兩個大學任教的好朋友韋慕庭、費正清，讓他們可以給近代史所提供一筆基金。
費正清覺得郭的想法不錯，加上二人在學術圈關係不錯，於是通過福特基金給了近史所加起來4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數目，著實讓“史語所”的“北大派”們酸了一把。正是利用這筆資金，郭先生大量地購買絕版書籍的微縮卷（膠片）和美國國會文書和購置了一批外交檔案，擴充了檔案儲備。
要知道檔案這個東西買到了就是賺到了。當年郭廷以買的檔案已經不知道漲了多少倍的價格。可以說，福特基金讓近史所在資料上有了很大的話語權，殺了一下“史語所”的威風；同時他利用這筆錢積極讓研究員出去留學、深造，獲得嚴謹地學術訓練，為近史所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研究員（張玉法、張朋園、蘇雲峰、黃福慶等）。
也正是因為這筆資金，引發了開篇一幕的口水戰。
對於這筆基金怎麼用，在“中研院”內部起了很大的爭議。本來在建立史語所的時候，“中研院”史語所的一幫“北大派”就不服氣，他們覺得郭廷以不是北大出身，不是自家人，而且也沒有留過洋，怎麼能讓他當所長！
老郭聽到後，一氣之下就給胡適寫了一封辭職信。
本來知識分子寫辭職信一般只是表達一下自己情緒，只要領導退還就完事兒了。但胡適就是沒有退這封信，這讓老郭面子上掛不住。後來還是在臺灣的好朋友韋慕庭教授寫信給胡適，說這筆錢是給老郭用來搞近代史研究的，要是他辭職了，這筆錢也沒有了。
胡適最後才把辭職信還給了老郭，還寫了一封信寬慰他。
05 打響口述史料的品牌
和“史語所”那幫天天看著地下文物，地上文字的人相比，近代史有一個他們也羨慕的優勢，那便是採訪歷史人物。想想要是“史語所”那幫人能採訪秦始皇，那得有多驕傲呀。
1949年以後，一批經歷過近代風風雨雨歷史的人物很多都去了臺灣。要是能採訪到這些人那麼記錄下來的文字肯定會成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但就是因為剛剛經歷這些風風雨雨，其中又有很多是被抨擊和質疑的事件，所以有的人對口述是諱莫如深。那怎麼讓他們開口講述呢？還是人脈。
郭先生這時候用起來自己早年參加北伐時所積累的人脈關係來了。比如他和胡宗南的關係特別好，擺個飯局、兩三杯酒下肚，哪個不“把酒言歡”？一下子把關係打點的妥妥的，順利採訪了許多胡宗南系派的人物。後來的白崇禧、萬耀煌、龔浩、楊森等人的口述計劃也是郭先生打點好關係，進行口述的。
千萬別小看這個口述史計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也一直想進行中國重要歷史人物的口述訪問，但苦於政治的因素不方便開展。郭廷以領導的近史所，剛好有條件相互支持，共同完成一項龐大的口述史整理項目。
著眼於對當時臺灣黨、政、軍、外交、交通、財經、學術各界名流作為採訪對象，共計70餘人，其中以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或各地軍閥，如桂系、西北軍有深厚淵源的將領居多，郭廷以領導的近史所不僅獲得了第一手的鮮活口述史資料，豐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基礎，更由此在臺灣地區黨政軍及社會各界打響了招牌，獲得了知名度。
06 禍起蕭牆，被學生捅刀
整理60年代，郭廷以對於中研院院內的學派之爭、經費之爭疲於應付，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學生李毓澍甚至向“立法院”舉報，稱郭廷以向海外出賣檔案。
本來，福特基金會又不是做慈善，資助郭廷以的近史所做研究，還是希望獲得一些資料、出一些成果，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這事被學界一些覬覦“福特基金”已久的學者來說，剛好成了再次扳倒郭廷以的證據。
這次有了郭廷以自己的學生助陣，禍起蕭牆，裡應外合，腹背受敵。隨著兩岸局勢日益緊張，郭廷以的對頭們故意把福特基金、費正清等美國的力量，說成是海峽對岸暗中培植的“勢力”，郭廷以涉嫌秘密通共。
一頂又黑又沉的帽子，扣在了郭廷以頭上。學術內部的派系之爭，因為錢的事兒鬧得沸沸揚揚，這回還有意攀扯到政治上，非要置對手於死地不可。
而郭廷以的壓力不止於此，研究中國近代史大陸才是舞臺。郭廷以為了擴充研究資料，從香港採購了大批的大陸書刊，不料卻觸犯了臺灣當局敏感的神經，被“安全部門”給扣住了。郭廷以的一些學生也因為做研究，而被臺灣當局請去“喝茶”，警告學者注意學術研究的邊界。
凡此種種，羅織罪名，莫須有也足以殺人。
六大門派圍攻光明頂的時候，多虧明教上下一心，才能夠抵擋得住外敵進攻。而郭廷以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不僅強敵環伺，更有門派內的人背後一刀，奈何奈何？
知識分子的內鬥已經讓人心力憔悴，還時時刻刻受到政治壓力，郭廷以一怒之下辭掉了近史所所長的職務，先後在幾所名校申請經費，從事自己的研究。直到1971年12月，他才向近史所申請退休，1975年客死他鄉。
這本是中國學術史上不起眼的一個小片段，大時代的學者們往往有別人看不到的艱辛。
一張平靜的書桌，說起來近在眼前，想想似乎遠在天邊。
（1）《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2）楊金華：《正本清源:郭廷以與“胡適派”學人關係新論》，《臺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2期。
（3）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往事，《時代週報》，轉自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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