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傅斯年

南渡北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繼之平津淪陷，為了保住中華文脈，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組成聯合大學南渡西遷，先到長沙，後到昆明，加之其它重量級的研究機構遷入，昆明一時間成為中國學界巨擘新星雲集的舞臺。有蔡元培、胡適、陳寅恪、李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嶽霖、梅貽琦等大師級的人物，也有楊振寧、李政道、黃坤、朱光亞、鄧稼先、郭永懷、屠守鍔等後來為中國、為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學子，眾多的學術成果在這裡誕生、眾多的學術領域在此奠基。而在當時那種貧瘠的環境下，能迸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我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時人的家國情懷、赤子之情吧！

傅斯年其人，歷史評價不一，爭議較多，但是其對中國歷史、中國考古的貢獻毋庸置疑。

沈剛伯評價傅斯年，沒有如炬的目光與先知的灼見，自然只能與世沉浮，縱能明是非、別善惡，而沒有愛真理的精神和大無畏的膽量，遇著左右為難的事，也只好依違兩可，前者是盲從，後者是鄉愿，與那所謂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這樣“強哉矯”的人實不多見，而孟真先生獨有此風。

以上的評價較為貼切，時在李莊，傅斯年目睹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生活困難，且疾病纏身，很少求人的傅斯年，為國護才心切，寫信求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燁為梁家兄弟籌措2萬元，以資急用，現摘錄信件部分內容，傅氏性格可從中窺視一二：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於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松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築，並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後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於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症，所費當不止此也）。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復甚少！二人所作皆發揚中國歷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於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此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